长久以来，绘制一幅完美地图一直是人类文明追寻的理想目标。“如果世界失去地图，我们将身处何方？”答案自然是迷失方向。
如果说地理学是“历史的眼睛”，是人类对于历史记忆修建的永恒剧场，那么不同时代与文明间绘制的世界地图，就好比一面镜子，让我们对于往昔留下的记忆更为深刻，也更为形象。
通过世界地图这种特殊媒介的映射，过往时代的信仰与观念同样会留下痕迹而被后人所知晓。这面镜子既寄存着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无限想象的智慧印迹，同时也在镜面上留下了具有鲜明历史痕迹的观念指纹。《十二幅世界地图中的世界史》，研究不同时代的世界地图，就好比在历史的汪洋大海中发现通往过去的时间隧道，令人憧憬。
通过地图发现人类的思想变迁
在现代摄影技术兴起与成熟之前，人类社会绘制地图的资源主要依赖于两项：一是头顶上的灿烂星空，二是文明孕育的无穷想象力。随着勘测技术不断发展与对宇宙逐步了解，人类绘制地图的能力已经日臻完善，但制图者自身的信仰与政治价值观，对地图的形成和文字说明，依旧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直接后果，按照英国学者杰里·布罗顿的观点，即人类所看到的任何时代、任何技术手段所绘制的地图，都无法真正重现世界的本来面貌；地图不是在临摹世界，而是通过一系列约定俗成的符号图像，利用经纬尺标来最终塑造人类头脑中的世界图景。因此没有什么正确的世界地图，而只存在符合时代精神与需求的世界地图。用一种更为诗性的语言描述，便是“地图非疆域”。
这是布罗顿在其2012年出版的著作《十二幅世界地图中的世界史》（以下简称《地图世界史》）中开篇即亮明的核心观点。作为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文艺复兴中心的研究员和享誉学界的地图编纂史领军人物，布罗顿在这一领域长期深耕、著述丰硕、思想深邃。该书是他积近20年的研究心得，广泛搜集史料、潜心六载而完成。该书的一大特色，在于既保留信息量极大的地图绘制知识和珍贵史料图片，同时在每张地图背后都讲述了一段精彩而绵密的历史故事，让读者能够重回制图者所处的历史场景和思想天地。该书主旨明确、行文流畅，由英国企鹅出版公司发行后，在公共阅读界广获好评，很快就登上了美国《纽约时报》非虚构类排行榜的前列，英国《卫报》刊登评论，称赞该书通过“追踪地图制作的过程来发现人类思想变迁的图景，令人拍案叫好”。更为时髦的是，在写作过程中，布罗顿应英国广播公司之邀，担任纪实电视系列节目《地图——权力、掠夺和占有》的出镜主持人，借助电视镜头的影响来展现地图制作背后的隐匿故事，点燃公众对地图世界的好奇心和窥视欲，进一步助推了该书的热销。
布罗顿的著作亦让我们想起大英博物馆馆长尼尔·麦格雷戈的畅销书《100件物品中的世界史》（中译本名为《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的讲故事技巧：两部著作都试图通过对文物的细致考证和独到阐释，意在颠覆全球化时代对物质文化流动的盲目乐观，从一个侧面流露出西方文化界对于全球化既带来物质进步，同时也酿成思想贫困这一悖论的审慎反思。
制图背后有别样魅力
《地图世界史》脉络清晰，通过存在于人类文明史上的12幅风格迥异、差异巨大的世界地图，串联起过去两千余年间人类对于整个世界图景观察的冒险历程。概括而言，该书通过4种维度，展示了世界地图及其制图背后的别样魅力。
首先，人类运用技术和科技手段塑造完美世界的理想横贯古今。
《地图世界史》 以公元150年诞生于埃及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为全书滥觞，对西方基督教兴起前的制图科学和方法源起给予全面展示。托勒密奠定了地图绘制的几何学与数学基础，展示了西方古典时代赋予自身和外部杂乱世界以秩序观的智识贡献。该著虽然迟至近代晚期才被发现，其重要性却日益显现。布罗顿据此大胆宣称，《地理学指南》乃是“第一部以数字形式传播地理数据的伟大作品”。
正是布罗顿对托勒密制图与投影技艺的高度肯定和大胆想象，使得《地图世界史》的末尾篇章重新回到数字构建完美地图的尝试之中。而这次的主角，则从2000余年前的埃及亚历山大港，穿梭至美国加州硅谷的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两位搜索引擎谷歌的创始人成为故事的新主角。布罗顿写道，20世纪下半叶信息传播理论与实践的巨大突破，赋予人类再次通过数字掌控真实世界的冲动。以2005年谷歌收购锁孔公司Earth View项目为起点，谷歌地图业务的横空出世打破了既有的地图绘制格局。到了2011年，谷歌地图搜索应用已经占据全球市场的70%以上，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图像拟真技术的不断深化，我们关于地图的定义和功能发生深刻的巨大转变。人类正在史无前例地分享数字给予日常生活的诸多便利，也不经意间悄悄让渡自身对于地图认知的思考能动。世界谷歌化既带来喜悦，也带来莫名的恐惧。谁来掌控数字地图的绘制，谁来制衡数字地图背后隐然显现的逐利欲望，至今无人能解。布罗顿以首尾两章作为呼应，意在展现技术进步背后制图伦理和人类主观创造能力之间的悖论，值得深入思索。
世界地图还展示了人类文明间碰撞与交融的历史进程。正如布罗顿引用博尔赫斯的警句：如要绘制一幅世界地图，则必须要有所舍弃和选择。地图上的标尺比例，背后反映了制图者对于本我和他者的认知态度。中心与边缘、文明与野蛮、有序与混沌、神话与异域，这些存在于近代早期文明形态中文化精英对整体世界的想象，都在地图中得以彰显。
历史并非永远进步，伊德里西的制图传奇在16世纪的欧洲没有重现天日的可能。在神学界围绕地心说还是日心说争辩最炽烈的时刻，任何忤逆天主教权威的尝试都会受到严惩。荷兰人麦卡托以日心说为基础，以全新投影技术绘制的《地图集》（1569年），开创西方制图史的新篇章。麦卡托试图通过对技术上的不懈追求，来摆脱现世宗教和政治高压的羁绊。麦卡托的地图绘制之路，也预示西方近代早期神学即宇宙学的时代终结，为后来启蒙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关于文化主导权的竞逐
世界地图与海洋文明、大国争霸的故事，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地图世界史》展现的制图背后的西方海洋文明崛起，殖民帝国间的无序竞争、尔虞我诈，以及观念对于地缘政治产生的强大向心力塑造，都是本书至为精彩的核心部分。
例如，该书详细叙述当世仅存的将美洲全貌纳入地图视野的德国人瓦尔德泽米勒所著的 《世界全图》（1507年）故事。与其他11幅地图讲述历史脉络不同，布罗顿生动讲述了大西洋两岸争夺瓦尔德泽米勒作品的来龙去脉，所谓的“发现美洲”、“命名美洲”般的拷问，背后实质是国家间关于文化主导权的竞逐。该章既讲述了德国前总理科尔恼怒于欧洲文化珍品的流失海外，也生动刻画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历史学家布尔斯廷竭力争取该图“花落其家”的尝试，从而展示美利坚文明起源独特性这一文化价值追求，读来令人莞尔。
最后，绘图师在塑造现代民族国家和培养资本主义商业意识中的作用无可替代。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描述的，15世纪兴起的印刷资本主义有力地推动欧洲民族主义的觉醒，而大量绘制精美而又价格适宜的地图成为中产阶层趋之若鹜的物品，间接促成了这个转变。
在荷兰海上贸易的黄金时代，富裕的中产阶层也偏爱各类优质印刷的世界地图，成为和收藏郁金香花相类似的炫富行为，进而带动了整个地图绘制业的繁荣。布罗顿生动描绘了崛起于阿姆斯特丹市的地图大亨布劳家族及其经营的地图产业。多卷本精装《大地图集》（1662年）成为荷兰有闲富裕阶层彰显自身品位的文化炫耀物。地图普遍受欢迎反过来也促进了地图投影技术不断进步，绘制更为宏大而精准的区域和国别地图也摆在了制图师们面前，18世纪法国卡西尼家族集三代之力绘制的《法国地图》（1793年）便是这样一幅杰作。这幅著作横跨旧制度与大革命两个时期，是法兰西民族意识崛起与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两大共有背景下交织共存的知识产物。当传统的宗教信仰和王室崇拜被革命群众摧毁得荡然无存的时候，地图登场并成为全民族情感最合适的符号。
以往的历史学家并没有重视研究地图的情感维度，地图越是具备空间延展性和地理风俗的多样性，民众对于国家的情感认同也就更为炙热和亲密。故而布罗顿认为，在一个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版图中，地图消解了往昔封建王朝与帝国所要承担的公民荣耀和爱国情绪，所谓“民族的即是世界的”的论述，正是这种思想情感最真挚的流露，而地图所起的关键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由时代思想剪裁而成的作品
地图不是真实世界的投射，而是制图者和它所处时代思想和观念剪裁而成的作品，这是《地图世界史》 和作者布罗顿所要表达的核心观念。我们同样可以追问，在当下，我们究竟应该胸怀怎样的思想图景来看待全球事务的风云变幻？我们是否欣然接受他者的地图描绘，亦或提出自己的图景想象？或许历史故事可以给予我们最好的启迪。
笔者亦联想到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德国，默克尔总理赠予他的由德国地理学家描绘的清代边疆图，其制图依据就是源自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传教士对于中国边疆地理的考察。斗转星移，世事变迁，当年西方世界的“东方转向”，会不会在新的历史时代产生新的变化，激起新的想象呢，产生新的情感动员呢？
转型的时代呼唤思想的创新，我们都在呼唤一幅包含中国文明价值观的新的世界地图的诞生，这既是我们这代人所梦寐以求的，也是我们身上无法卸下的历史与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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