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2015年在巴黎发生的两次恐怖袭击重创了法国人的心灵。作为人们用以抵抗的武器和疗伤的方式，法国文坛由此涌现出一批聚焦伊斯兰宗教和文化的文学作品。在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之声中，法国文学人不改初衷，异域题材和法语区作家的作品仍在法国各类文学奖中占有相当比重。从文学创作的趋势上来看，以真实存在的人物作为主人公的“外向虚构”作品渐成规模，与在法国大行其道十多年的“自我虚构”平分秋色。有评论认为，这是法国小说逐渐回归“纯虚构”的兆头。
关键词 2015年法国文学 聚焦伊斯兰 自我虚构 外向虚构 纯虚构
2015年的法国并不太平。年初和年末，伊斯兰极端组织对巴黎的两次恐怖袭击重创了法国人的心灵，而文学，是他们首先想到的疗伤方式。1月7日《查理周刊》遭袭，法国民众援引伏尔泰《论宽容》一书中的名言“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拼死拥护你说话的权利”来声援《查理周刊》，写有这句话的大幅标语在悼念活动的游行队伍中随处可见，《论宽容》也成为当年销量达18.5万本的常销书。11月14日巴塔克兰剧院枪击案发生后，极端组织给出选择巴黎作为袭击目标的理由之一是“巴黎堕落的生活方式”。愤怒的巴黎人将海明威的《流动的盛宴》和鲜花、蜡烛一起摆放在巴塔克兰剧院外，以此来祭奠遇难的同胞，坚定自己引以为傲的生活方式。素有“介入”传统的法语作家们对这一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思考开始得更早，维勒贝克、桑萨尔、埃纳尔等作家厚积薄发，2015年各自推出了主题同伊斯兰政治宗教和文化相关的作品，与读者的关注点十分契合，出版后一直高踞法国的畅销书榜单之上。
法国文学界一贯坚持多元文化主义，每年各大文学奖颁发给外国作家的奖项都占有一定比例。2015年巴黎两次血案后，很多地方都响起对多元文化主义的质疑之声。法国的文学人却不改初衷，对异域题材的作品、对法语区作家更加关注。2015年刚拉开帷幕，即有黎巴嫩女诗人丽塔·巴都拉（Ritta Baddoura）借《奇怪地说话》（Parler étrangement）获马克斯·雅克布诗歌奖。比利时诗人威廉·克利夫（William Cliff）以其全部作品获龚古尔诗歌奖，阿尔及利亚作家卡迈尔·达乌德（Kamel Daoud）的《默尔索，反调查》（Meursault, contre-enquête）获龚古尔处女作小说奖，黎巴嫩女作家维努斯·库里-加塔（Vénus Khoury-Ghata）的《驴背上的未婚妻》（La fiancée était à dos d'âne）获雷诺多袖珍书奖。2015年是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设立一百周年，不知是否为了庆祝，有两位作家并获该奖，两位获奖者都是介入型作家，都是马格里布地区出身，一位是上文提到过的阿尔及利亚作家桑萨尔，另一位是突尼斯作家卡杜尔。2015年龚古尔奖的评委似乎为了表明该奖坚定的多元文化立场，特意决定在突尼斯的巴尔多博物馆公布最终入选名单，四部入选小说中有三部都是异域题材的作品。龚古尔学院主席贝尔纳·皮沃说：“我们对于使用法语以及存在法语文学的其他国家是十分关注的。两年前，我们去了贝鲁特，如今，在这个今年年初遭受了两次轰炸的国家，突尼斯，我们想说：‘坚持住，我们与你在一起。’” 龚古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借此机会推出了龚古尔奖的突尼斯版，它将成为龚古尔文学奖的平行奖，这在塞尔维亚以及波兰已有先例。2015年龚古尔奖的波兰版选择了刚果法语作家阿兰·马邦库（Alain Mabanckou）的小说《小辣椒》（Petit piment），通过一个绰号为“小辣椒”的刚果孤儿的目光，描写了1960年代至1970年代刚果的历史进程。同样，意大利裔的法国作家托比·纳唐（Tobi Nathan）的《这个和你相像的国家》（Ce pays qui te ressemble）也是通过1925年出生在开罗犹太人聚居地的男孩佐哈尔的故事讲述开罗的风情及历史，是主人公献给自己第二故乡埃及的作品。
当然，除了中东和非洲题材外，2015年的法国文学涵盖了更多更丰富的主题。据《法国图书周刊》和斯来特（Slate）网站的统计数据，2015年出版的新书中，以家庭和私密关系为主题的小说仍占总量的半数之上，故事地点发生在欧洲的小说占到四分之三。在这些小说中，一个压倒性的趋势就是将真实人物写入小说。将自己塑造成小说人物的“自我虚构”十多年来一直在法国大行其道，然而，2015年涌现出来的不少小说是对另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进行虚构，文学评论家马兰·德维利（Marin de Viry）将这种虚构方式命名为“外向虚构”（exofiction）。2014年，以这种虚构方式创作的小说已经普遍出现，在2015年的文学回归季中则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多少有些抢了“自我虚构”的风头，但是仍然有一些坚持写“我”的作品成为亮点。在下文中，笔者将从主题和虚构类型等方面对2015年法国文学中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重点介绍，以期勾勒出该年度法国文学的概貌。
聚焦伊斯兰宗教和文化
法国和穆斯林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曾经的殖民帝国高度集中在阿拉伯和非洲的伊斯兰世界。直到今天，法国仍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欧洲国家。百余年间的融合冲突，在作家们的目光下呈现出不同的景象。
在拥有600万穆斯林人口的法国社会，对极端穆斯林的反思要限制在政治正确的框架下。素有法国文坛“坏小子”之称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1958-）却大嘴无忌，早在2001年就发表过攻击伊斯兰教的言论，被扣上“种族主义”和“排外”的帽子。他却依然我行我素，在2015年年初推出的《臣服》（Soumission）一书中，为法国不远的未来描绘出一幅令人深忧的全景式画面。
小说的叙述者弗朗索瓦四十出头，在新索邦大学任教。他对政治毫无兴趣，对教书应付差事，情绪抑郁烦闷。故事发生在2022年大选前，第一轮选举将法国的未来推向了极右的民族阵线和伊斯兰温和派“穆斯林兄弟会”的两难选择之间。当天晚上巴黎市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局势变得紧张，弗朗索瓦的犹太女友听从父母安排，不等结果揭晓就举家移民以色列。而弗朗索瓦在第二轮竞选当日，也和很多法国人一样离开巴黎，到外省避风头。最终“穆斯林兄弟会”取得了胜利，法国诞生了第一位穆斯林总统穆罕默德·本·阿贝，他成功地弥合了社会的分裂，并且使经济走上了复苏的轨道。然而作为这一切的代价，是整个法国的伊斯兰化：弗朗索瓦大半年后回到巴黎，发现大学接受沙特阿拉伯的大笔赞助变成私立伊斯兰经学院，女生都面罩黑纱，只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教师才能获得任职资格。弗朗索瓦接受了校方劝其改宗的建议，重返讲台。
法国的民族问题一直复杂棘手，近年来宗教恐怖袭击案件频发，法国普通民众中有对“欧洲伊斯兰化”的疑惧。《臣服》一书的书名即被认为是对“伊斯兰”这个词的暗示，因为在阿拉伯语中，“伊斯兰”指的是对真主意志的臣服，因此，这本书被一些评论讥为“伊斯兰恐惧症”。法国总理瓦尔斯说：“法国不是维勒贝克想的那样，满是偏执、仇恨和恐惧。”而在作者自己看来，他只是假设一个现象来引起人们注意，并没有故意危言耸听。然而，就在《臣服》一书上市的当日，《查理周刊》总部被恐怖分子暴力袭击，而当天发行的《查理周刊》的封面正是漫画化了的维勒贝克，他一身巫师打扮，预言道：“我会在2022年过穆斯林斋月。”这两个事件的巧合，让人惊呼维勒贝克有“巫术般的能量”，并使这部政治预言的销量在几天内突破12万册，迅速登顶法国畅销书排行榜。新书发布一个月后，仅在法国本土销量就超过30万册。
《臣服》是维勒贝克的第六部小说。他的每部小说几乎都能引发法国乃至世界的“议论”，被称为“继加缪之后，唯一能将法国文学重新放到世界文学版图上的作家”。他的小说对西方消费社会的种种弊病多发抨击之声，对西方文明的没落毫不隐讳。由于《查理周刊》事件，《臣服》一书中政治预言的一面被津津乐道，其实，从维勒贝克的整体创作来看，这本书延续了他惯常的思考：病态社会里人的孤独、悲惨的性、一代人的幻灭感等等；《臣服》中的主人公弗朗索瓦和他笔下的其他主人公如出一辙：有着一份正常的小工作和不确定的性关系，没什么爱好，没什么想法和欲望，在极端虚无主义、对世界的冷眼旁观与刻薄嘲讽中虚度时光。
如果说维勒贝克描述的景象还是在民主框架下的一种温和的变革，那么桑萨尔的《2084》要比他悲观得多。
《2084》在获得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前就已在法国卖出了10万本，几乎入围所有奖项的短名单。获奖半个月后，巴塔克兰剧院的爆炸案让它再次受到关注。《2084》的作者布阿莱姆·桑萨尔（Boualem Sansal，1949-）是土生土长的阿尔及利亚人，工程师出身，担任过阿尔及利亚工业部的高层职务。1991年阿尔及利亚内战爆发后，他弃官从文，用写作来表达自己对伊斯兰主义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思考。虽因此遭受排挤、威胁和侮辱，却愈挫愈勇。从1999年的处女作小说《野蛮人的誓言》（Le serment des barbares）起，作家的笔就直击阿尔及利亚现任军政府的腐败、伊斯兰主义的极权倾向等敏感话题，在《德国人的村庄》（Le village de l’Allemand, 2008）中，他将伊斯兰主义和纳粹主义相提并论。两年前，桑萨尔出版了杂文集《以安拉的名义来统治》（Gouverner au nom d’Allah），以极大的忧患意识，写出伊斯兰主义扩张的前世今生。
《2084》是桑萨尔的第七部小说，仍是对伊斯兰主义扩张的思考，他沿着奥威尔《1984》政治寓言的路子，写了一个名为阿比斯比的王国，由一个冷酷无情的叫尤拉的神“遣派”来的使者阿比统治。到处都是阿比的画像，到处都是监视和管理人员，居民被闭目塞听，每天要做多次祈祷，还有无数禁忌束缚人的自由。在阿比斯比，一切记忆都被抹除，书籍、历史、博物馆全都消失，语言也被简化，以“避免过分复杂的思想”。生活只围绕信条、祈祷和朝圣展开。在“伟大的圣战”对“敌人”的胜利之前，一切都靠宗教以垄断的方式建立，人民生活在信仰赐予的“幸福”之中。然而，还是有人产生了怀疑：阿提，一个普通的年轻人，在去深山疗养院的路上遇到了考阿，后者让他知道了在这表面上运行良好的世界后面可怕的真相。两个朋友渴望能找到线索，寻回自己国家的记忆。
《2084》对穆斯林中极端原教旨主义泛滥的忧心，触动着整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神经。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评委让-克里斯多夫·鲁芬（Jean-Christophe Rufin）说：“书中有一些非常现实的东西，我们心中会有很强烈的感觉，它在奥威尔式的极权主义和在我们眼前发生的现实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
在维勒贝克和桑萨尔对未来世界的批判性描述带来的忧惧中，出现了马蒂亚斯·埃纳尔的《罗盘》（Boussole），从文化融合的角度提供了解决东西方矛盾的方案。
《罗盘》的作者马蒂亚斯·埃纳尔（Mathias Enard，1972-）是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学者，常年在中东地区行脚。他的小说都有着阿拉伯东方的色彩和背景：处女作小说《完美射击》（La Perfection du tir，2003）影射了黎巴嫩内战；2008年的作品《区域》（Zone）发生在地中海沿岸荷马史诗的故乡；获得龚古尔中学生奖的小说《和他们说说战争、国王和大象》（Parle-leur de batailles,de roi et d’éléphants，2010）将故事搬到君士坦丁堡，《窃贼们的街头》（Rue de voleurs，2012）则开始于发生了“阿拉伯之春”的摩洛哥。
《罗盘》仍然聚焦中东，写作的初衷源自埃纳尔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我觉得应该告诉和提醒人们，伊斯兰东方不是只有盲目和愚蠢的极端暴力，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点东方。”埃纳尔通过一个爱情故事来讲他对东方的热爱：阴郁的音乐学家利特尔得知身患不治之症后，把自己关在维也纳的狭小公寓里，在一个长长的失眠之夜，重温了他生活中的故事，重新造访了他去过的地方：大马士革、伊斯坦布尔、德黑兰、阿勒坡……这不是长夜中的独白，他在向他的恋人萨拉——一位正在婆罗洲古晋做田野调查的东方学学者——倾诉。利特尔向他的心灵伴侣历数历史上那些东方学大师，自己也成为了他们的追随者——一个研究西方古典音乐中东方元素的专家。他带领读者跟随曾游历东方的福楼拜和夏多布里昂的步履，探寻被神秘东方吸引的无数画家和探险家的足迹。他在想，从19世纪到20世纪，在整个欧洲都掀起了一股他异的风潮，“所有这些伟人，都吸收了他者来改变自己，天才需要变种”。
埃纳尔通过讲述东方来讲述东西方的相遇和互相借鉴：伊斯兰所代表的东方与西方总是纠缠在一起的，解决东方的问题其实就是解决西方自身的问题，只有重新认识并接受西方自身中的东方，才能触摸到西方世界的症结，同时治愈东方的痼疾。
这部书中知识、细节、直觉、发现层层相叠，作者的叙事像是由一股冲劲、一种求知的渴望和一种让人了解到更多美好文化的愿望来安排的，所涉及的话题在让人感到冗赘之前，很自然地转向另一个话头，避免了学究气和炫技，使这部知识性很强的近五百页大书读起来并不吃力。 龚古尔奖评委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对这部年度获奖作品的评价是：“《罗盘》这部书会进入文学史。这是一部博学、智慧的小说。它给我们梦想，让我们感动。他在东西方之间架起桥梁。”
2015年，另一部对文化冲突和融合进行思考的小说是和《2084》同获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的《优势》（Les prépondérants）。
《优势》的故事发生在1920年代的突尼斯。当时，法国的宗主国地位逐渐出现裂痕。殖民者和突尼斯显贵仍想保留特权，但是其他阶层渴望获得更多的政治和公民自由。一个好莱坞摄制组来到小村庄纳贝斯，准备拍一部有异国风情的冒险片《沙漠武士》。好莱坞式的浮华和它自由的行为方式，既吸引了当地人，也使他们心情复杂。这种现代性的冲击激起了当地显贵、法国殖民者与渴求独立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的冲突。陆续登场的人物被卷入了一个多种语言、多种文化、多种权力碰撞的世界。
《优势》是艾迪·卡杜尔（Hédi Kaddour，1945-）的第三部小说，它延续了对20世纪上半叶冲突不断的世界的关注。作家喜欢将背负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物聚集，通过他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来反映历史的变迁。他在处女作小说《沃腾伯格》（Waltenberg，2005）中，将一个法国记者、一个德国作家、一个有共产主义信仰的德国犹太人的命运交织在德国小镇沃腾伯格，通过书写他们的心灵史折射出一战间欧洲的战争、艺术、政治各个方面，颇有“历史长河小说”的气势。同样，在《优势》中，通过年轻的突尼斯寡妇拉尼娅这位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她的堂弟拉欧夫——一个年轻的民族主义者，以及美国演员格兰杰和他的妻子、法国记者加布里埃尔、殖民者冈提耶等人物来反映时代。虽是思考历史，卡杜尔最终的着眼点却在于人：在几部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的作品中，他用工笔的笔触塑造出壁画般的人物群像。这些人物共同的特点是，虽然经历了种种心灵的磨难和蜕变，却自始至终保持着友爱和前行的勇气。应该说，“历史中的人和人谱写的历史”是作家小说创作的源泉。卡杜尔是法国《诗歌》杂志副主编，同时在里昂高等师范学院教授法国文学和戏剧，小说创作虽不是他的“主业”，却给他带来颇多荣誉。《沃腾伯格》曾获2005年龚古尔小说处女作奖，这次《优势》又将法兰西学士院小说大奖纳入囊中。
自我虚构
“自我虚构”这一概念由法国作家塞热· 杜米波罗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1977年在定义自己的小说《儿子》（Fils）时提出，后来逐渐成为一种文学潮流。作家往往以第一人称“我”的口吻，讲述自己真实的和虚构出的故事，是一种带有自传色彩的虚构。也可以用“私小说”的方式来理解。
写“自我虚构”这一类型小说的作家当中有很多女性，其中，克里斯蒂娜·安戈（Christiane Angot，1959-）可谓“自我虚构”女王。安戈的近二十部作品几乎都以自身为写作素材，就像是在写她自己生活的一部连续剧，其中基本的事件就是她与父亲的不伦关系。安戈是私生女，母亲是小城夏托鲁的小职员，26岁时与来此地游玩的安戈的生父——出身巴黎大资产阶级家庭的皮埃尔——邂逅，短暂的如胶似漆后，皮埃尔甩手回了巴黎。安戈出生后，与单亲母亲和外婆生活。她的生身父亲直到她14岁时才承认了她，随后却在肉体上占有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安戈的母亲始终心存与皮埃尔旧梦重圆的幻想，在父亲强暴女儿后选择了沉默。1999年，安戈以小说《非常关系》（L’Inceste）震惊文坛，在书中她写了自己因少年时被父亲强暴后变态的心理：婚后不能与丈夫保持正常的夫妻关系，到同性恋中寻找慰藉，以及这些经历带给她的失望、耻辱与痛苦； 2012年在《假日一周》（Une semaine de vacances）中，她再次写到其父那些年对自己的强暴。
在2015年出版的《不可能的爱》（Un amour impossible）中，安戈又一次触及这一母题，却同以前作品的控诉姿态不同。在这本书中，安戈平静地分析了在父亲-母亲-女儿这个三角中循环的“不可能的爱”：父亲和母亲间的爱因社会地位的悬殊而不可能，母女之爱因母亲的沉默而不再可能，父女之爱因父亲的缺席和不伦而不可能。然而，在不可饶恕、卑鄙、遭谴责的后面，依然存在着美好的情感：安戈努力推开了挡在面前的怒气，想象出了父母邂逅时曾经有过的真情，回忆起童年时“蹲在学校的台阶上等迟来的妈妈”的期盼……心头的阴霾虽然没有消散，对世态人心的悲悯却让安戈学会了放下。这是一部自我和解的书，安戈最终战胜了心障。
作为“自我虚构”女王的安戈，却抗拒这一标签。她认为“自我虚构”这一术语太像“自我画像”，她对自我虚构这一名词中的“自我”的指代很敏感。她说如果“自我”指的是从镜子中看到的那个人，那么她的书完全不是“自我虚构”。 她书中的“我”和“我本人”并不同，她写作时努力想在书中使“我本人”消失，她想寻找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的“我”，通过“我”寻找关于人的真相。从“我”的个例出发，得出普适的规律。安戈这一创作思想直接影响了她的文字风格，她的文字清淡透明，“就像在生活中那样。事情在生活中是怎么发生的，作家就把它怎么写出来。不要去说明什么，不要去突出什么”。为了追求这样的效果，她的作品在每次付梓前总是改了又改。这部改了25稿的《不可能的爱》沉重优雅，获得了“十二月奖”，被誉为“用有力、公正、动人的文笔，探诊了爱这一复杂的关系”。
与安戈纠结于“自我虚构”中“自我”的内涵不同，另一位女作家德尔菲娜·德·维冈（Delphine de Vigan，1966-）想要探讨的是对这个名词中“虚构”的理解。四年前，德·维冈在其《没什么能和黑夜对抗》（Rien n’oppose à la nuit）中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的精神分裂和母亲的死。作品感动了百万读者，评论界也是一片赞誉之声。但不断有读者问她书中内容的真伪，也有读者指责她将家丑外扬。 被“真实”与“虚构”羁绊住的作者陷入了自我怀疑：在将自己彻底暴露后，她还能写出什么？四年的时间，德尔菲娜没有写出任何作品。这是作者的真实经历，也是她最新出版的小说《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D’après une histoire vraie）的开头：在一次晚会上，陷入心理危机的叙述者德尔菲娜结识了和她年龄相仿的L——一个替明星捉刀的写手。友谊在两人间产生，德尔菲娜在很多事情上依赖她。L似乎比德尔菲娜更明白现在读者的需要，坚持认为“写作就是对真实的找寻，否则写作就什么都不是”，这令持有“小说是在虚构我们的生活”想法的作者迷茫……让德尔菲娜不安的是，她发现自己逐渐被L掌控，在L的目光下，她“变得踉踉跄跄”，“整个人被掏空”，没有L，她什么也做不成，什么也写不了。两人关系的发展，不禁让人想起萨特“他人即地狱”的名言。小说写到最后一部分，简直有了超现实的意味，而作者显然也在有意制造这样的效果，每一章节前面的引言都出自斯蒂芬·金的小说，尤其是《危情十日》这本书。而《危情十日》就是讲一个男小说家被女书迷摆布的心理惊悚小说。
德·维冈的这部小说从形式到内容都在“真实”和“虚构”间寻找平衡。叙述者的经历和生活与作者完全相同：作家生活中的伴侣——法国《读书》杂志主编弗朗索瓦·布斯奈勒（François Busnel）和她的出版人卡丽娜（Karina）在作品中都以原名原貌出现，这些足以使读者感到“真实”，然而，随着阅读的推进，读者的这种“真实”感逐渐消失，沉浸在“虚构”的阅读体验中。从内容上来说，德•维冈想要通过探讨真实和虚构间的一个不能确定的边界，思考小说叙事形式的未来，是一部对小说进行思考的元小说。是在“自我”基础上的“虚构”。
《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了雷诺多小说奖和龚古尔中学生奖。
安戈和德·维冈“自我虚构”作品中的“我”都以真名示人，而索尔·沙朗东（Sorj Chalandon，1952-）小说《父亲的职业》（La profession du père）中的“我”是12岁的男孩埃米利·舒朗。作家在访谈中坦承舒朗就是童年时的自己。那是在1960年代，男孩舒朗在面对学校各类表格中“父亲的职业”一栏时，常常不知所措。无业的父亲说自己从事过很多职业：跳伞运动员、柔道黑带选手、专业足球运动员，曾经策划安排过苏联芭蕾舞巨星鲁道夫·努里耶夫的叛逃。1961年正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白热化时期，因为戴高乐放弃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父亲还说自己是谋杀戴高乐的秘密组织OAS的成员。他要把儿子训练成一个好的士兵，除了对儿子洗脑外，各种体罚是父亲每天的功课。患有哮喘的12岁的埃米利热爱绘画，却在对父亲恐惧、崇拜和爱的感情下，卖力地干着父亲为他安排的角色：在街上放恐吓信，同时还要提防后面有没有盯梢，用粉笔写反动标语，甚至试图当暗探。多年过去，长大了的埃米利知道那些职业都是妄想狂父亲的编造，却无法摆脱童年时期暴力和欺骗留给他的阴影。沙朗东是知名记者，已出版了六部小说，无论是这部非常个人化的《父亲的职业》，还是他另外几部战争题材的作品，都在追问暴力背后的心理成因及其后果。作为记者，他在战地中寻找，作为作家，他在构建的故事中问寻。
沙朗东酝酿这部小说多年，但直到父亲2014年去世后才开始动笔。“要保证他不能看到，我才能写”，他说。他希望通过写作来直视自己的童年，疗愈心伤。这也是他选择用埃米利·舒朗来作为“我”的原因吧。拉开距离，看得更清，心能更平。另外，小说从埃米利的视角讲述，孩子有限的理解力使小说的文笔具体明确，没有感伤，却传达出令人心痛的力量。或许也是这个原因，《父亲的职业》因其“扣人心弦的笔触”获得2015年最佳文体奖。
另一位记者出身的作家克里斯朵夫·波特兰斯基（Christophe Botlanski，1944-）描写自己大家庭的处女作小说《藏身之处》（La cache）获得费米娜小说奖，是该奖历史上首次颁给处女作小说。
小说开篇，作者就给我们画了一张波特兰斯基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在位于巴黎格雷奈勒街7号的家居草图。作者好像就站在家门口，邀请读者进门。由此，我们随着作者进入到厨房、浴室、书房、客厅、车库等处，听作者讲述这些地方曾经见证过的家族的故事，小说的章节也以地点的变换来划分，同雷蒙·格诺《时间使用说明》（l’emploi du temps）的手法如出一辙。
步移景换，我们看到了家里位于两层楼之间的一个角落，那是祖父埃蒂安在二战期间藏身的地方，这就是《藏身之处》书名的由来。波特兰斯基家族作为移民法国的俄裔犹太人，一个世纪以来，恐惧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们。这恐惧因背井离乡、因战争、因排犹、因挣扎着融入当地社会、因孤独等等而起。二战期间，波特兰斯基的祖母成功地将丈夫藏在家里20个月，拖着跛足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这个大家庭的生活。她是这本书的中心人物，是波特兰斯基家族群像中的明星。但她也是整个家族恐惧的源泉。即便在和平年代，她也要家里人都待在一起，因为她害怕随时会失去他们。她时刻准备着不测的发生，祖父藏身的小窝一直留到今天。作者说，“这种恐惧，几乎就在我出生时，我的家族就遗传给我了”。但幸运的是，同样遗传下来的还有家族的才智和对生活的热情。“一个教理没那么严格的乌托邦，一个注重愉快的集体。”波特兰斯基家族可谓人才辈出：作者的伯父是雕刻艺术家让-艾利，作者的父亲吕克是诗人和社会学家，作者的叔叔克里斯蒂安是造型艺术家，而作者本人是《新观察家报》的知名记者。
波特兰斯基用时而泼辣时而怪异、时而严肃时而有趣的笔触，让我们跟随一个个人物荒诞离奇的遭遇走过了整个世纪。家族的悲剧被作者用热情和乐观的生活态度覆盖：“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座房子里这么自由和幸福。我希望能像昆虫学家描写蚁穴那样把它一间间精确地写下来，同时，我要用放大镜把那些看不到的东西收集：难以置信的对生活的热情，那些陶醉的时刻，甚至是令人狂喜的时刻。”
这部小说的重点不再是传统家族小说那样通过几代人的故事反映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而是要揭示不为后代知晓的上几代人的个人遭际和内心世界，以及这样的历史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作家自我。
外向虚构
德维利在提出“外向虚构”这一名词时，指出这是一种作家讲述另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的创作方式。它与以第一人称叙述的虚构传记不同：它不是作者钻到传主的脑袋里，用传主的思考方式来写作，而是去倾听人物，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讲述人物，所以他的主人公是一个经过作家的思考而创造出的新人物，其中既可以明显看到作家自己的影子，又能够遵从他人的生平。然而，这样一个定义并不能将“外向虚构”与传统的传记小说（fiction biographique）、真实小说（romans vérités）、调查小说（romanquêtes）等创作类型区分开来，法国《读书》杂志主编弗朗索瓦·布斯奈勒说，所谓“外向虚构”，“不过是用一个新词去形容那轮古老的月亮”，评论家穆海勒·斯泰迈兹（Muriel Steinmetz）在《人道报》的专栏中感慨：“‘外向虚构’这一定义模糊了虚构和传记的界限……现实和虚构空前地交融在一起。”或许，“外向虚构”作为一个概念是否能自足存在还有待商榷，但是，如果将“外向虚构”理解为近两年来法国作家将笔锋由向内指向自己转而向外指向他人、理解为是同“自我虚构”相对应的一种文学趋势，还是有其高度概括的积极意义的。
在2015年“外向虚构”类的新书中，最有轰动效应的，当属利贝拉蒂的《爱娃》（Eva）。《爱娃》是西蒙·利贝拉蒂（Simon Liberati，1960-）写妻子爱娃的一本书。爱娃·约内斯科生于1965年，其母是一名摄影师。当爱娃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的母亲就开始为其拍摄各种极具色情意味的照片。1977年，12岁爱娃的全裸照片被刊登在德国《明镜》周刊封面，标题为《被出售的洛丽塔：性市场上的儿童》，同一年，她被安排出演了一部色情电影，爱娃自此作为“色情少女”名声大噪。成年后的爱娃一直在用各种方式——法院、新闻媒体和文艺作品——声讨母亲对她造成的情感创伤和以艺术为名、卖色为实的性剥削。2011年，她曾导演了自传体电影《我的小公主》（My Little Princess），将母亲带给她的童年呈现于银幕之上。
利贝拉蒂同维勒贝克、弗雷德里克·贝格贝德（Frédéric Beigbeder）一样是法国文坛上的“坏小子”，离经叛道，放浪形骸，但对文学创作保持着巨大的热情，已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其中《杰恩·曼斯菲尔德1967》（Jayne Mansfield 1967）获得2011年的费米娜小说奖。
利贝拉蒂在书中写了他和爱娃宿命般的相遇，当年已有名气的12岁的爱娃和正在索邦大学读拉丁文的19岁的作者在巴黎街头擦肩而过，多年以后，这段记忆中爱娃的影子成了利贝拉蒂第一部小说《玛丽娜》中 “一个迷失的女孩”的原型。二十多年后，两个破碎的灵魂在一次聚会中再次相逢，曾经因害怕失去创作灵感而拒绝伴侣的利贝拉蒂，与爱娃终成眷属。爱娃成了他的缪斯，他要把她写下来。从与她的相遇开始，一直写到他们共同生活中的爱情。在书中，作者写了两个爱娃，一个被过去经历萦怀的爱娃和另一个牢牢抓住当下的爱娃。小说在这个有着双重人格的女人的回忆和现实之间交替讲述，冰冷的回忆和现实中作者无限的柔情并存。柔情却不煽情，利贝拉蒂的故事在大量的照片、信件的基础上讲述，始终注意保持自己与文本的距离，时刻不忘调整观察她的目光。在为自己的伴侣画像的同时，利贝拉蒂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呈现：他年轻时的迷失、酗酒、吸毒、招妓、自杀的念头……他写爱娃，也是为了映照自己，写两个灵魂在相遇后的美好奇妙的升华。
小说的亮点之一是作者堪称古典的用笔方法，他的句子富有韵律，用词考究。在《爱娃》中利贝拉蒂多次提到普鲁斯特和奈瓦尔对他的影响。
《提图斯不爱贝蕾尼丝》（Titus n’aimait pas Bérétrice）是女作家娜塔莉·阿祖莱（Nathalie Azoulai，1966-）获得美第契小说奖的作品。在一个咖啡馆里，叙述者贝蕾尼丝被她的情人提图斯告知，他虽然爱着她，却要放弃她，因为他不能离开自己的家庭。在痛苦中无力自拔的贝蕾尼丝，无意间接触到一句极契合她心境的拉辛的诗句，自此走进了拉辛的戏剧世界。拉辛戏剧《贝蕾尼丝》中与她同名的女主角——巴勒斯坦的犹太公主——遭遇了和她同样的命运，被她的情人、古罗马皇帝提图斯抛弃。她发现“拉辛的作品，是情伤的陈列室”，为什么他能够如此懂得并传达爱情中的曲折幽深？如果他没有经历过，怎么能做到？在她探寻的目光下，拉辛的童年、成长、内心的挣扎和创作的思想一一呈现，现实生活中的拉辛，并不执着于任何一段感情，却极其执着于探索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深刻洞察激情和欲望的破坏力。人性的亘古不变、“爱情”的忧伤，他早在作品中说透，贝蕾尼丝从阅读拉辛的戏剧中参悟到“爱情的真谛”，从而获得了从心理危机中走出的些许能力。
这本书的主角其实是拉辛，是在保证拉辛生平、地点、事件等真实基础上的合理想象。小说的叙事方式和对拉辛戏剧的挖掘无甚新意，但女作家的语言典雅简洁，颇具拉辛神韵。“用拉辛的语言来写拉辛”或许是其获得美第契小说奖的重要原因。
1980年2月25日，罗兰·巴特和密特朗共进午餐后，走出饭店时被一辆小汽车撞个正着。他没能躲过这一劫，于一个月后去世。这个事件在洛朗·比内（Laurent Binet，1972-）的《语言的第七种功能》（la septième fonction du langage）中变成了一场谋杀。谋杀的动机就在于有人想得到巴特随身携带的一份由当时最著名的语言学家雅克布森手写的一个公式，涉及“语言的第七种功能”，是雅克布森在归纳了语言的六种功能之后的一个重大发现。对于掌握它的人来说，这是可以使人在任何情况下克服任何困难的符咒。学界和政界对此最是垂涎。这起案子由对结构主义学说一无所知的巴雅尔警长负责侦破，他雇用了年轻的符号学教师埃尔佐格作助手。当时正准备竞选连任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要求他们尽早找到这个公式。这对不靠谱的搭档的调查使得巴黎和全世界语言学小圈子里的大咖们悉数登场：福柯、德勒兹、克里斯蒂娃、索莱尔斯、阿尔都塞等等。这对搭档发现了一个名为逻各斯俱乐部的存在，这个秘密社团置语言与言语于一切之上，正在进行疯狂的辩论赛。对这一俱乐部的调查指引他们到意大利博洛尼亚与艾柯见面，又到美国校园去找德里达，后者正与赛尔在专业领域决一死战，他们又去了威尼斯，那里是俱乐部终极决战之地。一路上，爱丽舍宫的安全部门和密特朗的竞选团队一直在监视他们……读者们逐渐发现语言的威力竟比核爆炸还要厉害。调查在1981年5月10日，密特朗赢得总统选举的第一轮投票时结束。在整个调查中，埃尔佐格显示出了福尔摩斯和邦德的潜质，但也陷入了对自身的怀疑，自己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言语的虚构？巴雅尔则吃惊地发现了他对语言学“法国学说”的兴趣。
比内擅写暗杀，擅写公众人物。他2010年以大获好评的《HHhH》出道，一举获得龚古尔小说处女作奖。《HHhH》的书名乃“希姆莱的大脑名叫海德里希”的德语缩拼，重述了1942年纳粹党卫军二号人物赖因哈德·海德里希的遇刺史实。比内的第二部小说《无一事按部就班》（Rien ne se passe comme prévu，2012）写的是弗朗索瓦·奥朗德竞选法国总统时的风云历程。两部都是在纪实基础上的想象。这一次，他在“虚构”的路上走得更远，利用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串起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部书也可被归入“纯虚构”之列）。因为比内在书中对细节真实的高度重视：还原那个时代的歌曲、广告牌、电视节目……使得故事“十分逼真”，甚至有评论建议把这本书当成一部风俗小说来读。除了在暗杀事件上着笔外，比内在书中用力最多的是他对法国七八十年代知识精英们漫画式的刻画，这也是联合文学奖评委马蒂亚斯·曼戈斯（Mathias Mengoz）最欣赏的地方——“他讽刺挖苦了那一整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这真不赖！”其实，由那个年代的法国学人们支撑起的“法国理论”一直到今天也有很大影响，比内并无恶意的揶揄也反映出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学界的活力和创造力。2015年是罗兰·巴特诞辰100周年，作为语言学专业的学生和罗兰·巴特的忠实粉丝，比内终于完成了写一本关于巴特的小说的夙愿，是给巴特纪念活动的一份别致的献礼。这部书在12月获得联合文学奖之前，已在9月拿到Fnac连锁书店奖。
在2015年的“外向虚构”作品中，以名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占多数：贝尔纳·尚巴兹（Bernard Chambaz）在《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Vladimir Vladimirovitch）中写普京，雅斯米那·坎达哈（Yasmina Khadra）在《瑞斯的最后一夜》（La Dernière nuit du Raïs）中写卡扎菲，马修·拉尔诺蒂（Mathieu Larnaudie）在《我们的欲望不可救药》（notre desir est sans remède）中写美国女演员弗朗西斯·法默，菲利普·热纳达（Philippe Jeanada）在《那个小女人》（La petite femelle）中写波林·杜比松案件，迪安娜·莫尔（Diane Meur）在《门德尔松家谱》（La carte des Mendelsohn）中写作曲家一家……但也有不少书写普通人的佳作涌现：埃利克·法伊（Eric Faye）的《应该尝试去生活》（Il faut tenter de vivre）和伊莎贝拉·穆南（Isabelle Monnin）的《信封里的人们》（Les gens dans l’enveloppe）是其中的佼佼者。
法伊的新小说讲述了自己一个朋友的妹妹桑德拉·布鲁萨的故事。桑德拉年轻时为了证明自己的魅力以反驳轻视她的母亲，曾以征婚的名义诈骗钱财，并因此被警方立案。叙述者被她的经历和心理吸引，在比照自己的同时，写下了桑德拉的生平故事。这是典型的“借他人故事，明自己心性”的“外向虚构”。《信封中的人们》的写作源于穆南2012年在网上拍到一个装有一个陌生家庭照片的信封，根据这些照片，作家展开了调查，并虚构了他们的生活。
从“自我虚构”到“外向虚构”的发展，一些评论家由此感叹法国作家想象力的枯竭：难道非要把真人写进小说吗？然而另一些评论却认为，“外向虚构”是法国作家正在跳出“自我虚构”围着自己肚脐眼转圈的自恋，回归充满想象力的“纯虚构”的好兆头。
纯虚构
在2015年的纯虚构小说中，女作家们的表现可圈可点。其中，阿涅丝·德萨尔特（Agnès Desarthe，1966-）的《这颗变动的心》（Ce coeur changeant）被认为是法国小说向“纯虚构”回归的突出代表。这部书名取自阿波利奈尔诗句，小说讲述了贵族少女罗丝一战前后在巴黎经历的苦厄和成长。因其“故事好，文笔好，有让人振奋的幽默感”获得了《世界报》文学奖。维尔日妮·德彭特（Virginie Despentes，1966-）的第八部作品《维尔农·苏比泰克斯》三部曲（Vernon SubutexI，II，III）2015年出了两部。通过讲述破产的唱片商主人公维尔农·苏比泰克斯的经历，描述了被作者形容为“忧伤”和“消沉”的法国当代社会的“各个阶层”。德彭特在作品中多用性和暴力来揭露社会的不平等，用口语中粗鄙的语汇和充满暴力的词语来表现肮脏的现实。29岁的文坛新秀阿丽丝·泽尼特（Alice Zeniter）的新作《就在遗忘之前》（Just avant l’oubli）用“小说套小说”的形式，讲述一个侦探小说家的粉丝艾米莉在爱尔兰赫布里底群岛中一个小岛上的离奇经历。
纪念
2015年是罗兰·巴特的百年诞辰，法国各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纪念，向这位为20世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致敬。据罗兰·巴特官方网站不完全统计，2015年，全世界发起了46项纪念活动，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其中，提法娜·萨摩约特（Tiphaine Samoyault）的传记《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被评为2015年底《世界报》书评版编辑选出的年度20本“心仪之书”之一。
法国南图坊出版社出版了于2012年以95岁高龄仙逝的作家亨利·伯舒（Henry Bauchau）的遗作《最后的日记，2006-2012》（Dernier Journal，2006-2012）。伯舒是长居法国的比利时籍诗人、剧作家、文学评论家、心理分析学家，是比利时法语语言文学皇家学院院士。从1983年起，他将自己日常生活中与文学相关的所思、所悟、所闻、所感用“日记”这种他“喜爱的神游”的方式记录并发表，迄今已出版了九卷。在第九卷的写作之初，望九之年的伯舒已失去了听力，但他要“努力活过上帝赋予我的漫长的老年，尝试通过写作使自己有用”。他用有限的视力进行阅读，读书涉猎之广、思维之活跃并不输给后辈，这一卷中他的文学评论从中世纪的维庸写到当代的维勒贝克，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写到文坛新人利特尔·乔纳丹的《复仇女神》。 在视力也失去了之后，伯舒以听写的方式请人记录下他心中的诗和梦。当气喘使他无法走到几步之遥的屋外花园，疲倦使他的注意力能集中起来的时间越来越短时，他记下“随遇而安”、“勇敢地经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比工作更重要”。当临近那无言的终点时，他“写”道：“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或写过死亡，它好像离我很近了，但是我还生活在对明天的期盼中，甚至是肯定的期盼中。” 当最后一刻来临，他说“我成为了自己希望成为的人”。
像伯舒那样在鲐背之年依然能写下感人篇章的法国作家不在少数，2010年，时年93岁的斯蒂凡纳·埃塞尔（Stéphane Hessel）写下的三十多页的警世文《愤怒吧》（Indignez-vous），在法国创下三个月一百多万册的销量纪录。2015年刚刚度过90大寿的法兰西学院院士端木松（Jean d’Ormesson）出版了杂文集《神、事件与我们：半个世纪的纪录》（Dieu, les affaires et nous：chronique d’un demi siècle），在法国亚马逊图书网上被评为4.5星级好书。而在普通民众中，据法国民意调查局2013年进行的一项写作调查显示，被调查人员中有17%至少写过一部小说。在这个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是作家或潜在作家的国度，不太需要担心文学的未来。生活长河中的弦歌与悲哭，尽在他们的文学中奔流。
载自《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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