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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梅:力争做一个民族的书记官、记录者,一个火种的传播者——访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长、土家族作家叶梅


    开栏的话: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文化自信,是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积极践行。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该让我们拥有怎样的文化自信呢?本报特开辟“民族文化·自信”栏目,将采访或邀约一批少数民族作家、学者、艺术家,共同畅谈这一话题。
    ◆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来源于对我们多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明确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将来往何处去。只有清晰的定位,有方向感和目标感,才能有文化自觉和自信。
    ◆很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了冲击,甚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写出在这个时代转折中自己民族的变化和百姓的命运,就是我们作家的使命。
    ◆一个真正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一定会沉下心来去体验生活,深度关注时代发展,要动心、动情、动腿。
    记者:众所周知,习总书记十分关心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从2015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到去年的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总书记都做了重要讲话,其中明确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对此,您是如何认识的?
    叶梅:我觉得,习总书记提出的坚定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这些在新形势下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更准确地说是发展中国的多民族文学,尤其需要这种文化自信。
    为什么?因为中国不是只有两个民族——一个汉族,一个少数民族,而是有56个民族。少数民族是指与汉族相比,人口相对少,并不是说这些民族的文化少、历史短。56个民族是平等的,都有着各自珍贵的、不可忽视的文化,并延续到今天,是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建立在这种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多民族文学,理当有文化底气和文化自信。
    我认为,文化自信来源于文化自觉,而文化自觉来源于对我们多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有了这种自觉,才会有真正的自信。这个自信不是说我骄傲,我胆大,我敢做,而是在对中华各民族文化有了完整深刻的认识后,明确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将来往何处去。只有清晰的定位,有方向感和目标感,才能有文化自觉和自信。
    记者:您谈到要明确“我们在哪里”,我国的多民族文学事业经过60多年的发展,您认为是否正在走向成熟和自信?
    叶梅: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多民族文学事业有了明显的蓬勃发展,从以下三个方面大致能看出其发展脉络。
    一是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目前,我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代表性的书面作家,都有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就拿我们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来说,过去这个机构的工作一度处于停滞状态,活动十分贫乏;而今,我们学会的会员已经遍布56个民族,有成员近4000人。这些会员年龄趋向年轻化,有“80后”“90后”,而且创作活跃。
    二是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不断丰富,其中不乏精品。其实,社会上对少数民族文学是有偏见的,认为少数民族作家水平偏低,表现的题材过于狭窄。从近年的作品看,情况并非如此。《当代》杂志副主编、文学评论家周昌义说,当初别人把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的作品《时间悄悄的嘴脸》(2016年获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推荐给他时,他心里是有疑虑的,觉得写新疆少数民族的作品会不会忌讳多啊,不太好发表啊,这种感觉跟很多人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看过这部作品后,周昌义觉得写得很好,非常有意义,就马上在《当代》上发表了。另外,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藏族作家次仁罗布的《放生羊》,也是少数民族文学精品的代表。
    三是少数民族文学的影响力在不断增强。一些作品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还走向了国际。比如,中译出版社就翻译出版了好几个系列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像“藏族青年作家丛书”包括次仁罗布、达真、格绒追美等8位藏族青年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世界上不是有舆论认为藏族文化消失了吗?我们不能光跟他们吵架啊,我们要把东西拿出来,这些藏族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就是明证。再比如说“五彩霓裳丛书”,现在做到第三辑了,每一辑都精选5位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第一辑选了5位少数民族女性作家的作品,有我的,还有赵玫(满族)、娜夜(满族)、金仁顺(朝鲜族)、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的作品,这些作品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法文、阿拉伯文。在去年的阿联酋国际书展上,阿拉伯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很感兴趣,因为他们没想到中国的女性有如此丰富的写作。
    记者:如您所言,中国多民族文学发展势头喜人。那么,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是否拥有了某种文化自觉和自信呢?
    叶梅:应该说,在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中,这样的有识之士是不少的。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联主席阿扎提·苏力坦,他去年写了本书叫《民族文学的书写与建构》,书中就讲到维吾尔族文学的丰富多彩,体现了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我认为,这部作品是对“一带一路”上文学高峰的展示。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常年踏访大兴安岭一带的文化遗迹,收藏了很多金代、辽代的文物,通过研究文物背后的文化,试图弄明白鄂温克族在不同时代的迁徙流变,还因此写了大量文化散文。这样的作品,有文学、史学和人类学、民族学等多方面的价值,它们也许现在并不被注意,但时间将证明其价值。
    此外,像去年获得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作品,不少都体现了文化自觉意识。如,佤族女作家伊蒙红木的《最后的秘境——佤族山寨的文化生存报告》,从佤族的过去写到今天,就是为了搞明白自己的民族从何处而来,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又该往何处而去。再比如水族作家潘会,他花了七八年时间到处踏访,搜寻了地理、历史、民俗学方面的大量史料,创作出《千年沧桑》,这部作品可以说是水族的一部史诗。类似这样的创作,说明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有文化担当,对传承文化的使命有清醒的认识,有相当的文化自觉。
    记者:您自己也是一名作家,在您的创作实践中,想必也贯穿着一种文化自觉和自信意识吧?
    叶梅:是的。我出生在湖北巴东县,那里是三峡地区,有险峻的高山、奔流的大河,我的家乡离屈原故里只有几十里地,那里是巴楚文化的交汇地,又有着土家族、苗族文化。屈原创造了那么辉煌的诗篇,三峡又有着那么壮美的山河,不管我走到哪儿,这些都是我的根。
    当前,在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的背景下,很多地域文化、民族文化都受到了冲击,甚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认为,写出在这个时代转折中自己民族的变化和百姓的命运,就是我们作家的使命。
    我写小说,特别关注少数民族群体、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遭遇。像小说《歌棒》,写的是一个对着深山峡谷唱山歌的“歌王”,被请到大城市的电视台赛歌,临登场时却不辞而别,原因是他找不到自己的歌棒了,而没有歌棒,他就想不起歌词。这篇小说的创作灵感来源于我的家乡武陵山区少数民族的习俗,苗族人唱歌,喜欢把歌词的提示性符号刻在木棒上,只要摸摸歌棒上的纹路,就想起歌词了。现在,有很多农民歌手被请到电视台唱原生态民歌,一下子走到聚光灯下、站在万人瞩目的舞台上,他们常常是茫然失措的。我就看到在央视的一个节目中,来自我家乡的一个土家族歌手表演时,他先唱起来,后来乐队伴奏跟上了,他一下子就停住了,问主持人这是什么声音?主持人告诉他是伴奏的声音,他说不行不行,别的声音一起来,他就忘词了。原来,他以前都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山谷唱歌。
    我还写了一篇小说叫《玫瑰庄园的七个夜晚》,写的是来自三峡地区的一个农民工看到大城市郊区的别墅那么多,却很少有人住,偶然一个机缘,他溜到一栋别墅里住了七天七夜,小说着重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所感,以及他心中城市生活与家乡生活的对比。
    这样的作品,既和我的家园与民族文化背景相连,又和我们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关注的是社会转型期民族及个体的深刻变迁,是意味深长的。
    记者:据我所知,《民族文学》杂志从2009年起就创办了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个民族语种版本,鲁迅文学院连续5年举办少数民族作家培训班,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作品非常丰富。但是,总体来说社会上知道得并不多。您认为原因何在?需要做哪些努力?
    叶梅:少数民族文学不乏好作品,但社会上知道得不多,其中一个原因是推介、评论和宣传不够,这就不光靠少数民族作家自身,还需要汉族翻译家、评论家以及媒体等社会各界,都对我国的多民族文学加以重视,要有推动多元文化发展的自觉性。
    其实,少数民族文学对整个中国文学是有贡献的,这个贡献不仅在于其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价值观,比如《放生羊》中表达的那种对生命的看法,还包括语言的贡献。少数民族语言中往往保留了一些古老的、原汁原味的、非常传神的表达。比如,汉族人让人认真对待一件事情,会说:“你好好看着啊!”而维吾尔族人会说:“你看我的眼睛!”这就更有力,更能让人凝神聚气。
    而不同语言的后面,折射的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人类思想智慧的开发,本来就应该是多渠道的,而不是单一的。因此,多民族文学的意义有时超越了文学本身,牵扯到更高的文化层面,我们不妨把它看得更广泛和深刻些。这就需要全社会提高文化自觉,让好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从汪洋大海中脱颖而出。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的不少作品受关注度不高,还因为作家对现实关注得不够。我认为,我们的民族文学不能光怀想过去,更多的要面对未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个民族都经历了千百年未有的变革,这中间发生了多少故事啊!中国不缺好故事,但我们没写出好作品。可以说,多民族文学发展至今,已经呈现了高原,当前我们正在攀登高峰。如何攀登呢?我觉得要从生活出发,要面对这个时代,投身时代洪流,不能做观望者。
    一个真正有文化自觉的作家,一定会沉下心来去体验生活,深度关注时代发展,要动心、动情、动腿。这几年,我总感觉我们的文学创作和现实生活有点隔膜,于是探索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美卿:一个中国女子的创业奇迹》,我希望解剖一只“麻雀”,通过写一个平民的奋斗历程,来探讨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怎么形成的。去年,我写了表现我国研究正负电子对撞机的报告文学《大对撞》,因为正负电子对撞机是我国继“两弹一星”后最重要的科研成果,可以说是“强国重器”。这两部作品都是直面现实的。
    记者:您对少数民族作家有何寄语?
    叶梅:我始终觉得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根,每位少数民族作家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基因传承。少数民族作家一定要有时代担当,要有历史使命感。我们搞文学创作不能冲着畅销去,不能冲着拿奖去,而是要力争做一个民族的书记官、记录者,一个火种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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