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范文先生（右）在整理西夏文和甲骨文文字卡片。
在宁夏银川市一处普通的居民楼里，我们见到了享誉国内外的西夏学专家李范文先生。
一开门，只见一位精神矍铄、风度儒雅的老人微笑着迎了出来，这位长者便是西夏学大家——李范文先生。老先生的屋内小山似的堆放着大量书籍，塞得满满当当，活动空间狭小。他笑着说：“不好意思，屋里太乱！”我们相视一笑：斯是陋室，惟“儒”德馨！
简单寒暄后，李范文先生操着浓重的乡音，向我们讲述了这些年他的家乡记忆和治学经历。在与先生的交谈中，我们感受到了一位学者成长的艰辛。
痴迷西夏学，毅然赴宁夏
1929年生于陕西省西乡县的李范文，从小在农村长大，那里的人们善良、勤劳。小时候，他的父亲在山区小学教书，为了养家，还到城中卖茶水，生活还算过得去。
1949年10月，李范文参加工作。1952年考取中央民族大学，他离开家乡，学习安多藏语。上大三时，李范文无意中接触到西夏文，从此便对这种生僻的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艰深晦涩的安多藏语的学习，也对他日后研究西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帮助。
毕业后的李范文来到中国社科院工作。1960年6月，为了研究西夏文，他毅然来到让人望而生畏的大西北——西夏故地宁夏银川。当时很多同事都认为他疯了——在社科院好好的，干嘛要放弃北京的学术资源，跑到那个“鸟不下蛋”的偏僻地方？更何况，研究西夏这个短暂王朝已经灭绝的文字，今后能研究出什么成果来，有多大学术贡献，一切都是未知数！
但李范文有他的见地：“任何学科，越是艰难越容易出成果，越是容易的东西越是来得快、死得早！西夏历史放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中，确实不起眼，但也是不可抹去的一笔。如果没有价值，日本人、俄国人为什么从来没有放弃对它的研究，出了那么多的学术著作呢？”
这是李范文的执着所在，谁也不能动摇！于是，他向社科院的领导连打了6次报告，终于如愿调离北京到了宁夏。而他的夫人不愿前往，便和他离婚了。
到宁夏后，李范文发现工作环境与自己所期望的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硬件设施匮乏不说，宁夏根本没有西夏学的研究单位，连资料都十分缺乏。他先被分配到宁夏师范学院(今宁夏大学)政史系工作，其间，他曾在《宁夏日报》上发表《郭守敬与宁夏水利》一文，又编辑了《中国历史问题研究论文集》，这也是该校出版的第一本书。后来，他又被调去研究回族史。“文革”期间，他被批斗、下放。直到1970年，才从固原山区被调回银川，到宁夏博物馆工作。从此，他才真正开始了梦寐以求的西夏学研究工作。
排除万难，执着研究结硕果
西夏王陵是研究西夏物质文明、社会历史以及西夏与中原文化关系的重要实物。李范文初到西夏王陵时，眼前的景象令他大吃一惊：曾经号称“东方金字塔”的西夏王陵已成破烂不堪的羊圈，这对他所做的研究，基本起不到作用。那会儿他真的懵了！
1972年，宁夏决定发掘西夏王陵，这是一次多么好的机会啊！然而，李范文却因1957年莫须有的“右派问题”不能直接参与西夏王陵的考古发掘工作，而被安排管理工地后勤。为了心中的执念，白天，他忙着工地上杂七杂八的事情，晚上，就独自一人在废墟中一碑一文地辨识，寻找、收集他所需要的资料。
1977年，西夏王陵的其他考古人员被调回，仅留李范文一人看守王陵，他便把收集到的3872块碑文上的文字一一临摹，将整理出的西夏文字和汉字逐一对应，并用四角号码进行编排。在这种极为艰苦恶劣的环境中，李范文一待就是7年，不但完成了《夏汉字典》的初稿，还写出了《西夏陵墓出土残碑萃编》。
编字典的过程艰难，出版更难。当李范文将字典初稿送到出版社，请专家审稿时，却因资料不全等问题，出版的事搁浅了。为解决拟音问题，李范文又沿着西夏党项人的迁徙路线进行调查，随后写出《弥药语调查与研究》。
一次，日本学者西田龙雄教授到宁夏访问，李范文骑自行车去宾馆看望他，结果被另一位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导致股骨骨折。在医院卧床的半年时间里，李范文还在潜心写作《同音研究》，结果骨折未能彻底治愈，导致他落下终生残疾。
2004年，李范文的小儿子因车祸离世，他痛苦欲绝，可是第二天他还强忍悲痛参加了西北民族学院申报研究生点的教学评估，为学院顺利拿下了硕士点。
尽管命运多舛，但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年，李范文荣获国际汉学界最高荣誉——法国法兰西学院东方学“儒莲奖”。“儒莲奖”是法兰西学院为纪念法国籍犹太汉学家儒莲而特设的国际学术大奖，是国际汉学界影响重大的学术奖，相当于国际汉学界的“诺贝尔奖”。
老而弥坚，誓将西夏学传承下去
治学60年，李范文的研究涵盖西夏语言、文字、历史、文化、考古等诸多领域。其间，他不但摘取了“儒莲奖”，还曾获过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等多种荣誉称号。他发表了学术论文80余篇，以及专著、合著几十部，代表作有《夏汉字典》、《西夏研究》、《宋代西北方言》、《西夏陵墓出残碑萃编》、《西夏通史》等。
现在的李范文先生已是86岁高龄，却依然坚持每天5点起床、深夜12点入睡，潜心钻研学问。在他那笔墨飘香的书房里，我们有幸看见了他整理的文字卡片。上万张大小一致的卡片整齐地码放在抽屉里，那上面手写的文字个个笔画繁琐，却整齐规范，如同印制一般。
李范文笑着对我们说：“工作就是我的生命，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有生之年，把我的知识贡献出来，解决全世界没法解决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应为自己所处的环境和社会留下点东西，我的目标就是把我治学的方法、西夏学和甲骨文研究传承下去！”
的确，西夏历史少人问津，其文字也几乎成为死文字。但这段短暂的历史不应该被遗忘，这项冷僻而宏大的事业需要有人去做、去探索。人类文化遗产的研究和传承，绝大部分是由像李范文先生这样冒着“傻气”和有坚韧不拔意志的学者做出来的，他们令人敬仰之处也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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