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loads/collect/201712/16/MAIN20171215114800059816615910217.jpg) 制图:蔡华伟 有一批视文学为生命、甘于寂寞清贫、冷静观察民众生活、探索社会深刻含义、埋头打造独特语言的人,才有可能产生杰出作品。倘若我们作家诗人中充斥着以“穷怕了”为理由而不顾廉耻、利欲熏心、追求奢侈、欲壑难填之徒,虽可以产生作品,若寄希望于他们创造“高峰”,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只能期望于“有才智的人” 随着国力提升、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国人物质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精神生活尚有欠缺,于是对文学高峰有所期待。放眼古今中外,寻找一个高峰林立的时期,看看那是一番什么样景象,是情理之中的事。这样,19世纪法国文学就进入我们视野,为我们提供一个具体参照。 100年间轰轰烈烈,名家名著高峰迭起 整个19世纪,从1802年夏多布里昂《基督教真谛》始,到历经23年劳作完成的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止,中间有拉马丁、维尼、雨果、奈瓦尔、缪塞和乔治·桑;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和梅里美;波德莱尔、魏尔伦、兰波和马拉美;莫泊桑、凡尔纳、法朗士和洛蒂等作家诗人,有《沉思集》《命运集》《惩罚集》《幻象集》《四夜》和《魔沼》,《红与黑》《高老头》《包法利夫人》和《嘉尔曼》,《恶之花》《月光》《醉舟》和《窗户》,《羊脂球》《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泰伊丝》和《冰岛渔夫》等小说诗歌,约100年间,可谓诗文并茂,高峰迭起,时而轰轰烈烈,时而波澜壮阔,时而鱼龙混杂,时而百舸争流,好一派繁荣昌盛、百花争艳、你追我赶、欣欣向荣的景象。 雨果是一轮众星拱之的圆满月亮,在他漫长一生中,贯穿始终的是诗歌。他的诗不断跟随时代前进,反映法国半个多世纪政治、社会变化,抒写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共同思想感情。他的才能没有边界,举凡诗歌、小说、戏剧、随笔,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无论承认与否,雨果都是法国最伟大诗人,也是法语诗艺最伟大开拓者。形象丰富、色彩瑰丽、想象奇特是他的特点,他又把对照原则用于诗歌与小说,别开生面,高峰也。 司汤达以其鲜明反封建复辟的笔触、对当时社会关系的深刻理解、对典型性格塑造出色地采用心理分析方法,而在现实主义文学中独树一帜。他的代表作《红与黑》准确描写法国社会复辟与反复辟斗争,在此基础上勾画这样一条道路:于连·索莱尔这个农民的儿子如何通过个人奋斗跻身上流社会而终于失败,并由此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真正幸福,即他的“成功”没有给他带来幸福,反而是失败使他走上幸福之路。司汤达作品不事雕琢而意蕴深刻,精彩纷呈,高峰也。 巴尔扎克在拿破仑小雕像下面写道:他用剑未能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他果然写下97部作品组成的《人间喜剧》,有声有色地再现法国从1789年大革命到1848年资产阶级取得最后胜利的历史,塑造了3000多个形形色色色人物,实现了“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能够充当它的秘书”的宏愿。他是小说艺术伟大革新者,塑造形象特别是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他最大贡献,例如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拉斯蒂涅、伏脱冷等,都是深入人心的人物。他的秘诀是“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他是一位复杂深刻作家,高峰也。 福楼拜是法兰西语言冶炼师,穷毕生之力追求完美。对语言,他不仅要求明确,还要求准确和恰当。他认为艺术的最高原则是创造形式美,而形式美首要元素是语言,用词准确,音调铿锵,韵律悠长,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像灵魂与肉体,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他说:“没有美的形式就没有美的思想。”他首倡作者非个人化,即小说的叙述者隐身于叙述之中,开辟现代小说先河。他与乔治·桑的争论表明,他仍然是一个现实主义者,高峰也。 感应社会秩序剧烈变革,焕发巨大精神能量 纵观19世纪法国文学,探究其繁荣昌盛原因,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社会环境变化,贫富差距扩大,科学技术发展,思想意识交流,殖民帝国形成,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等等,一言以蔽之,19世纪法国社会呈现空前复杂性和多样性,社会固有秩序发生剧烈变动,促进了个人解放,焕发出善恶并存的巨大能量,给文学艺术创作提供形式、内容、人物的各种可能性。 文学创作内部规律决定文学发展走向和规模。例如,社会巨大动荡使民众失去信仰,处于茫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像盼望甘霖的大地等待着好雨知时,浪漫主义于是流行。想象、感觉、个人以及自然风光大行其道。浪漫主义本身就有对真实的诉求,但是,对想象、感觉、个人、风景的偏爱与追求真实格格不入,于是在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影响下,就产生了现实主义。对“真实”的观察与描写渐渐不能满足对无限的追求,就有了隐喻、暗示、象征等途径,不直接命名事物而诉诸人的想象,于是而成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是相继产生的3个流派,却并非界限分明,它们相互重叠,相互渗透,促进文学艺术蓬勃发展。贯穿19世纪的三大文学流派延续至20世纪,成为现代派文学各种流派背离或攻击的对象,但却依然屹立不倒,可见其生命力之强大。 文学发展离不开思想支撑和交流滋润,19世纪法国文学于此获益良多。不说孔德、圣西门、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思想史上划时代的名字,单说德国的瓦格纳、丹麦的易卜生、波兰的肖邦,沃盖子爵翻译的俄国小说,等等,他们都在不同领域、不同程度地影响法国的文学与艺术,对形成法国19世纪文学高峰功莫大焉。与此同时,文学批评进步与发展也为文学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圣伯夫、勒南、泰纳等居功甚伟,批评家的声誉和不断崛起的文学高峰同步,所以蒂博代有理由说:“真正的和完整的批评诞生于19世纪。”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9世纪法国作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自幼喜欢文学,长大则视文学为生命,他们尊重人、信任人、热爱人,名利之想与生活之享受则在其次。司汤达说过:“有才智的人,应该获得他绝对必需的东西,才能不依赖任何人;然而,如果这种保证已经获得,他还把时间用在增加财富上,那他就是一个可怜虫。”站在高峰上的人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些流传青史的作品,皆由他们创造出来。 领悟民族复兴丰富蕴含,孜孜以求文学高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回望19世纪法国文学,并不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在欣赏的同时,思考这种繁荣对我们有怎样的启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国家正在崛起,焕发出令人惊叹的力量,国力提升、政权巩固、科技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对国家前途信心倍增等等,有目共睹;另一方面,道德滑坡、信仰丧失、金钱至上、鄙视平凡、诚信缺失等问题冲击着各个领域,也是不争事实。虽然不能与19世纪的法国相类比,但整个社会之活跃、骚动和充满各种机会,为文学想象和表现提供充分可能性。也就是说,社会巨变为文学高峰提供了客观条件。 文学高峰出现有赖于我们对文学内部规律的认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一个否定传统、唯“新”是务的过程。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在西方现代派冲击下呈现破碎衰微状态,但在法国,现代派典型形态“新小说”风靡十几年,自20世纪80年代已经不再走红,现实主义传统有效抵制现代派进攻,呈现合流状态。我们一些先锋派小说忽视人物塑造,致力于象征、隐喻或抽象的环境构建,与社会生活渐行渐远,失去鲜活的生活气息和惩恶扬善的道德追求,成为少数人欣赏或敞开心扉的场地。如今,现实主义潮流有重新崛起之意,值得关注。 思想深度是文学高峰的必要支撑和必然蕴含。文学作品不是哲学婢女,不是思想传声筒,这已是文学创作者和批评家共识,但这并不意味文学可以没有思想。今天,社会思想形态多样,相互之间或合作渗透,或博弈争锋,呈现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形成文学高峰,关键要从事文学的人有真诚信仰。对于域外文学,或许有一个借鉴或模仿的过程,但我们应该有正确态度,有反思意识。例如对现代派文学,有些人过于乐观,将新小说当成“通向未来小说的道路”,其实它已经走到尽头。传统与创新并不以彼此否定为前提。今天的写作要回到传统,并不是抱残守缺,泥古不化,而是相续相禅,踵事增华,灌注新的血液,这种新的血液包括了现代派(例如新小说)的贡献。 社会环境、文学内在规律、思想碰撞,都是产生文学高峰的外在条件,从事创作的人才是高峰出现的充分条件。有一批视文学为生命、甘于寂寞清贫、冷静观察民众生活、探索社会深刻含义、埋头打造独特语言的人,才有可能产生杰出作品。倘若我们作家诗人中充斥着以“穷怕了”为理由而不顾廉耻、利欲熏心、追求奢侈、欲壑难填之徒,虽可以产生作品,若寄希望于他们创造“高峰”,则无异于缘木求鱼。我们只能期望于“有才智的人”。所谓“有才智的人”,他所求于金钱的,是独立和自由的保证,故不能过少,过少则可能被迫仰人鼻息;亦不可过多,过多则会受到因金钱而来的种种束缚,乃至“有漂亮的公馆,却没有一间斗室安静地读高乃依”。建设文艺高峰,我们迫切需要一批文艺工作者能够成为“有才智的人”。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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