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5 11:11:33 光明日报 杨珍 参加讨论
再如,关于顺治帝宠妃董鄂氏(孝献皇后)的来历,满文档案无载,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她原是顺治帝同父异母弟和硕襄亲王博穆博果尔的妻子。然而,并观朝鲜“谢恩使”李渲《燕途记行》(原文汉文)和德国人魏特《汤若望传》(汉译)的记载,可以否定上述看法。事实上,董鄂氏的前夫不是襄亲王博穆博果尔,而是顺治朝一位侍卫或“内侍大臣”。这些“内侍大臣及侍卫之妻”身为八旗命妇,照例应入宫服侍皇太后、皇后(顺治十一年废止此制),并参加宫廷礼仪活动。所以,顺治帝有较多机会接触这位有夫之妇。董鄂氏被顺治帝看中后,“其夫自死”,她则成为顺治帝的妃子。 清史研究中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即史事在满文、汉文档案中均有所载,因此必须互相参照。例如,满文档案中详细记述了清初宫廷女子苏麻喇姑病重后的情况,显示出她在宫中较高的地位以及与皇室的特殊关系。可是,如果不是从《清实录》与清代笔记等汉文史料中,得知她是孝庄皇太后的亲信侍女,则无法理解和运用这些满文档案,甚至因此而忽略档案中珍贵的信息。只有将满文、汉文史料互补互证,才能在撰写清史时更好地为苏麻喇姑立传。 又如,关于康熙帝捉拿鳌拜。满文档案仅证实,康熙帝当时不在执捕现场。从《清实录》中我们进一步得知,由于原住处清宁宫(保和殿)需要修缮,康熙帝于八年(1669年)正月临时迁至武英殿居住。因此,当年五月执捕鳌拜时,他坐镇于武英门前。另外,鳌拜案的满文档案仅有数件保存至今,其主要内容在《清实录》中均有反映。鳌拜和相关人员的受审口供,则保留在仅存的一份汉文档案中。兼用这些满文、汉文史料,方可对鳌拜案发生的背景、来龙去脉以及该事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有较为清晰的认识。 再如,《清皇室四谱》根据《清实录》的记载称:雍正帝第三子弘时因年少放纵,行事不谨,(雍正四年)削宗籍死。由此出现雍正杀子之说,流传至今。实际上雍正帝并未杀子。现存满文、汉文档案中,分别载有雍正帝治罪弘时的同一道谕旨:四年(1726年)二月,雍正帝称弘时为人断不可留于宫廷,是以令其为允禩(雍正八弟)之子。汉文档案还明确指出:弘时是因允禩获罪株连,从玉碟中除名,交与允祹(雍正十二弟)约束教养。通过研读满汉两种档案,我们得出结论:弘时是因在权力斗争中站在其父政敌允禩一方,故遭严惩,除宗籍,但未被杀。 满文史料的局限性 清代,凡属机要政务,或涉及皇室、宗室、八旗、军事、民族、边疆等方面的奏本、奏折及谕旨、朱批等,大都用满文书写。这种情况在清前期尤为突出。乾隆以降,由于汉化影响,满文官文书虽至清亡并未绝迹,但公文中使用满文逐渐减少,使用汉文愈益普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满文档案约200多万件(册),汉文档案约800多万件(册),满文档案仅为汉文档案的四分之一。现存千余种满文书籍中,满文原著较少,从史料角度看,完全无法与浩如烟海的汉文典籍相比。此外,满文档案自身的特点与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它们的史料价值。 第一,部分满文档案缺乏完整性、系统性。例如,存留至今的顺治朝满文档案相对较少。雍正初年收回的满文朱批奏折等,并非康熙朝大臣所上奏折的全部,因为上缴前或有遗失。收回后,雍正帝销毁了对其不利的部分内容,故康熙朝与雍正初年的满文朱批奏折遗失较多,仅依据现存部分,无法厘清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第二,满文档案往往未能反映各类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满文奏疏及其所奉朱批、朱谕等,大都针对某一事件或某一问题,形成数件、数十件甚至数百件相关档案。因所记内容或较琐细,或重复率较高,难以通过这些档案了解整体情况。 第三,满文档案的史料价值不是绝对的。即使对清朝宗室、八旗、民族、边疆、军事等满文档案存留较多的领域从事研究,依然需要满汉史料兼用。另外,在部分清代专史(如文学史、学术史、思想史等)研究中,因缺乏满文档案记载,几乎只能完全依靠汉文史料。 第四,满文档案所记史事的真实性,受到以下因素制约。一是具折人奏报时,可能对某事所知未确,或所闻本误,或不敢奏明实情,从而影响到上报内容的准确性。二是具折人由于某种原因,在奏报时夸大或隐瞒实情。三是由于奏报内容机密,档案所载是孤证,很难找到其他史料加以佐证。四是部分满文档案散佚,所记史事已无考。 第五,满文奏折与封套(折封)、满文朱批夹片与奏折的分离。例如,康熙、雍正时期不少满文密折(包括手折和折片),没有写明具奏日期。装有这些折件的封套上,有时以汉文或满文写有年、月、日。这或为具折人发折日期,或为清帝收到折子的日期,或为清帝阅后发回折子的日期。这种日期错乱的情况有时很难鉴别。如果将某件奏折封套上所书时间,误认为该折具奏日期,便有可能铸成大错。上个世纪20年代以来,数代人对满文档案进行过多次整理。整理过程中或不慎装错奏折封套,或将某人为某事所奏折子与清帝阅折后写在夹片上的朱批拆放两处。满文档案保管、整理中的一些失误,增加了利用满文档案时误引、误证的可能。 如上,尽管满文史料十分重要,但由于其数量上的限制和其他自身缺陷,单单或主要依靠满文史料,无法对清史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
- 上一篇：社会语言学带动叙事研究
- 下一篇：“冷门”甲骨学代有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