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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静:说出能给予爱的那个自己


    

自二〇一〇年非虚构写作概念被命名和传播以来,各种题材和风格的作品开始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时至今日,大多数作品很难再现当初的震惊和陌生体验。它开始以更柔和、朴素、亲切自如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阅读中,这是非虚构写作广泛抵达读者生活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文体深入发展自然而然的结果。
    袁凌的《晒水》集结了关于“晒水”的三个同题故事,不同地点的打工人不约而同地用晒水的方式完成日常洗澡,看起来是一种民间智慧,其实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第一个故事发生在陕西西安凹底村,作者发现钟点工解决洗澡问题的方式是晒水,比澡堂子省钱。第二个故事在北京朝阳十里堡高庙村,等待拆迁的村庄设施残缺,人们会蹾几桶自来水在门前晒热,傍晚回来兑上凉水洗澡擦身。第三个故事在皮村,工友小马借房东正屋前的好地面晒水洗澡,他晒水的矿泉水桶,还承载着一段友情,是工友离京时赠予他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个打工者的故事也是对所有底层打工者生活状况的一种描摹。与很多社会观察和调查的宏观视角不同,《晒水》选择了一个具体的问题,他们如何洗澡,就像如何上厕所、吃饭、洗衣服、看病、出行、读书一样,这是一个可以给出N种答案的问题。每一个答案都不是简单的答复,而是隐含着不同人生故事的人物素描,比如从那个站在院坝里擦身的男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骑手工作的特殊性,他需要抽空在晚高峰前完成这个生活程序;一个叫歪哥的工友,因为直接用凉水洗澡导致脖子完全歪斜,下肢不听使唤,余生只能坐在轮椅上。《晒水》使用了散文的写法,描写了三个场景和一些人物的生活片段之后,有一个自然的感叹和抒情:“阳光并没有抛弃高庙村的街巷和只能租这里最便宜房子的人们。它带给骑手和高楼里等送餐人的暖意,是相同的。”“从西安到北京,阳光似乎穿透了铁皮或者半透明的塑料壳,和热量一起保留在了晒过的水中,成为打工生涯中难得的一份安慰。”
    苏莉的《穿过命运的迷雾》是在医院护理丈夫透析的漫长记录和观察日记,从非虚构写作题材的内部分类来看,属于疾病书写,近年来国内外出版过大量此类作品,记录治疗过程,祛魅疾病本身,安抚指引疾病患者,引起社会对特殊疾病群体的关注和思考。从疾病书写的角度看,作者记录了透析人经历的心理过程,从逃避、羞耻到抗拒,然后是无奈地接受,最后带病生存、接受它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透析无非就是上个高价厕所,因为你的身体无法排除那些废料,机器帮助你排除而已”。在记录个人生活世界以外,作者还书写了透析人的众生相,每一种特殊的疾病都是一个共同体,他们互通信息,情感互助。作品提到两位在不同时间点上挣扎的透析人,一位透析时间长达二十年的病友,根据手上的资金清晰地计算出生命会在哪一天结束,并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但他撑到了透析费用纳入医保的那一天,活下来了。另一位透析多年的病友,因亲朋好友张罗不到钱而放弃,众人眼睁睁地看着他吐血而死。他死后第二年,透析费用纳入医保,亲人们后悔没有再坚持一下。透析人的小社会也不总是悲情故事,病房恋情时有发生,也有修成正果组成家庭抱团取暖的故事。这篇非虚构作品还有一个维度是个人的成长,在照顾爱人的十年里作者“从一个敏感懦弱的小知识分子变身为生活的斗士,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和我原来最恐惧的现实生活短兵相接,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家人的护佑者。我和困难掰腕子,和我们的命运掰腕子,只为了能让那终将一别的时刻来得晚一点、再晚一点”。
    朝颜《唢呐一响,世界都安静了》是一篇人物稿,讲述了演奏唢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肖卿华的故事。这类题材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多次出现在“最后一个×××”的文学叙事中,被城市化进程和经济高速发展所遗弃的民间艺术、传统工艺、边缘艺术、手工艺术、地方文化等,一方面承载着独特的精神诉求、艺术水准和历史记忆,另一方面又越来越无法找到自己的传承人。在悲情、哀歌的情调之外,比较客观地展示了肖卿华的生活环境和生命的小宇宙。他有一支相对固定的五人乐队,五个知根知底的乐手,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默契,领头的人只需一个手势、一声起调,吹打唱弹便和了上来。公吹、婆吹、锣、鼓、钹,五个人,五张凳子,每张凳子里该坐什么角色,谁可以担任几个角色,大家都心知肚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保护和政府资助的情况下,他们仍然默契地参与和构造着地方社会的小传统。同时,也没有避讳传统行业的江湖性。江湖中不成文的规矩,肖卿华是师傅头,掌握着宽田乡范围内的话语权。东家找乐队,就和师傅头商量,而地域范围内的红白喜事,其他乐手也不能随便接,需要先尊重师傅头的意见。因为接活和个人品性的问题,肖卿华也经历过团体的伤害。《唢呐一响,世界都安静了》是一篇中规中矩的人物故事,肖卿华的故事在小说(比如肖江虹的小说《百鸟朝凤》)、纪录片中几乎原版演绎过多次,一篇非虚构作品在增加了地域、政府加持的维度后,可能还有一些问题应该获得展示,比如背叛的徒弟有没有自己的苦衷,唢呐对当地人来讲是不是有价值的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当代经济和文化来讲能否带来新的活力,这些问题是文明与艺术得以继续栖息的解释空间。
    我们很难从一部具体的非虚构作品出发判断它是否是杰作,轻易的赞美等同虚掷的豪气。非虚构写作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忠实记录、看见并描绘,可贵的是作家的意识动机。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创作过大量非虚构作品和随笔,他区分优秀艺术和平庸艺术的标准值得借鉴,两种艺术的分水岭位于艺术核心目标的某处,“即隐藏在文本背后的意识动机,它必须和爱有关。必须和这样的修为有关——说出能给予爱的那个自己,而不是仅仅想要被爱的那个自己”。这三篇非虚构作品都表达了与爱有关的意识动机,对他人生活细节的关切,对以个人为半径周遭痛苦的体认以及对文化传承的焦虑,他们看见并修补这个世界的痛苦、伤害与失衡,无论距离远近、自觉还是隐藏,同时也是在说出能给予爱的那个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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