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192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学中农民形象的嬗变进行研究，需要对“乡土文学”“乡土小说”等概念进行厘定。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赋予“乡土文学”的宽泛内涵①，“乡土文学”大致包含如下基本意义层面：地域范围(相对于城市的乡土题材)、地域文化(审美特征)及乡土精神(传统文化内涵或其他从乡土生发出来的文化理想、价值追求及其伴随的感伤情调)。“乡土小说”的概念中，地域(题材取向)范围——乡土小说共同的叙述对象是其稳定核心。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中国乡土小说一开始就从题材上规定了它必然是以地域乡土(与“城市”相对)为界，从而使“乡土”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区分概念成为乡土小说的特定内涵。提及“乡土”则涉及到对“农村”与“乡村”的理解。“农村”“乡村”与“乡土”作为地域空间概念，其词义或指称基本是一致的，即泛指城市以外的地区。但若加以区分，它们还是有所侧重或隐含着某种微妙、特殊的意义。“农村”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表明的是一种不同于城市的经济活动方式，是与“农业”相联系但并不相等的概念。“乡村”主要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乡土”更多的具有文化意义，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1]44-46。在这个层面上，“乡土”已经显示出它的象征意义，它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位置，更是作家想象的疆界。
本文以“乡土文学”中的“乡土小说”为讨论对象。1920年代以来的中国乡土文学中，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样式虽然也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乡土小说相较于其他文体在塑造“农民”这一具有丰富意蕴的人物形象谱系时，呈现出了更为丰富的蕴含。1920年代以鲁迅、沈从文为代表的乡土小说作家，1930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的创作者，1940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群，新中国成立后以柳青、浩然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小说的写作者以及中国社会进入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后，以路遥、贾平凹、张炜、王润滋、尤凤伟、范小青、王安忆为代表的作家，都对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处于社会底层的青年农民进行了大量的书写。受文章篇幅及个人能力的限制，同时基于对乡土文学概念的把握和行文实际需要出发，面对192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学中的众多小说文本，本文选取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乡土小说中的农民形象加以阐释。
一、反抗的个人
自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的阿Q形象诞生以来，学术界就对这一经典形象做了很多精彩的论述。就阿Q在未庄的生存状况来看，他有着充足的造反的理由：“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一切生存困境：基本生存欲求不能满足的生的困恼（《生计问题》）、无家可归的惶惑（《恋爱的悲剧》）、面对死亡的恐惧等”[2]38。对于“说不尽的阿Q”，这里主要把他作为一个想要造反而不知如何造反的可怜农民来看待。他身上有着模糊的反抗意识，却不知道真正应该反抗谁；他大声呼叫过革命，但是也只是对革命有着憧憬和向往。在他的“土谷祠”的梦里，他也只不过是想重建一个新的未庄等级结构。
如果说阿Q是农民走上反抗道路的一个起点式的人物，那么在之后的文学作品中，农民则在反抗/革命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农民对自身处境、对造成其悲惨命运原因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从朦胧到清晰的不断加深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有着明确的呈现。反抗也从形而上的意识阶段，转变成了具体的反抗行动。
丁玲发表于1931年的小说《水》中做了二十年长工的李塌鼻和一渡口的灾民逃难到镇上，却被阻拦在镇外。他们盼着镇长、县长能开仓放粮，让他们能够活命。但是等来的却是一些“安慰”：“这都是没法的事，天灾……”“镇长亲身上县里替你们请米粮去了，你们应该安心的等着……”“这水太大了，别处比我们这里还大，几百年没有的事，真是菩萨发气……”“你们放心，县长也是爱民的，总有办法来的。镇长太太前天夜里还替你们上城隍庙烧香来呢。”[3]236有着反抗意识的李塌鼻则直接戳穿了这些所谓“父母官”的真面目：“说镇长好，知事好，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的仓打开，分给我们一点呢？”[3]237“动不动天灾，菩萨发气，就真是菩萨发气，可不应该发我们的气！为什么他们那些拿了钱不管事，刮尽了地皮，成年打仗杀人的人又不倒霉呢？”[3]238在经历了水灾、饥饿、瘟疫和死亡后，存活下来的灾民中的“觉醒者”也终于对自己身处的“吃人”的社会，对自己“做奴隶”的“被吃”的命运有了清醒的认识。小说中裸身的人一番话，就是其意识觉醒的证明：
你想想，他们坐在衙门里拿捐款的人，坐在高房子里收谷子的人，他们吃的什么？吃的我们力气和精血呀！真是杂种！老子们被人吃的这样瘦了，把娘老子也吃去了，还糊涂，还把别人当好人，等别人来施恩，还打算有人来救我们？哼。等着吧，把肠子也饿了出来，你看有不有米会送来？告诉你，我们的人这末多，饿死几千几万不算什么，还愁不剩下一些再做奴隶么？……[3]243
对于让富人开仓放粮的这一行为，裸身的人也与一般的灾民在认识上拉开了距离。在小说中，裸身的人担当了“领路人”的角色。在他的鼓动下，更多对其悲惨处境不自知的灾民的反抗意识被激发出来，最终他们“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了过去。”[3]246
叶紫、茅盾及赵树理等人的小说同样存在着“压迫—反抗”的叙事模式。无论是叶紫小说《丰收》结尾的“抗租运动”，茅盾“农村三部曲”中农民觉醒的全过程，还是赵树理小说《福贵》中福贵的消极的抗争，《小二黑结婚》中小二黑、小芹对婚姻自由的争取，《李有才板话》中李有才用快板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对阎家村村长等人剥削本质的揭露，《李家庄的变迁》中身为本地富人的村长等人对外来户铁锁一家的欺压……这些小说中对受压迫农民的各种反抗行为的书写，无不具有农民寻求“翻身”/“解放”的重要意义。为了在小说中突显农民成长的主题，作家大都在小说中塑造了与青年农民观念相对立的老一代农民形象。比如《春蚕》中的老通宝、《丰收》中的云普叔、《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三仙姑。《春蚕》中老通宝与多多头之间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多多头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奴隶地位，知道单靠勤俭是过不上好日子的，“今年蚕花一定好，可是想发财却是命里不曾来”。《小二黑结婚》中青年农民小二黑与父亲二诸葛、小芹与母亲三仙姑之间的对立冲突，表现了青年人对封建迷信思想、包办婚姻的反抗。小说《福贵》中的对立，是福贵与绝大多数农民“顺忍”的生活方式的对立。福贵看透了乡村劳动的本质，农民累死累活也只能是给地主白出力，所以他开始了“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极的抗争。从一个所谓的安分守己的农民，变成了“二流子”，走上了赌钱、偷人、当忘八的路。小说最后有福贵一大段自白性质的控诉：
可是照你当日说的那种好人我实在不能当！照你给我作的计划，每年给你住上半年长工，再种上我的四亩地，到年头算账，把我的工钱和地里打的粮食都给你顶了利，叫我的老婆孩子饿肚，一年又一年，到死为止。你想想我为什么要当这样的好人啦？……因为我娘使了你一口棺材，十来块钱杂货，怕还不了你，给你住了五年长工，没有抵得了这笔账，结果把四亩地缴给你，我才饿起肚来！[4]70
这种对立，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生活道路之间的对立，即面对生活现状或者说是不合理的、既存的社会规范，是顺从还是抗争。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叶紫、茅盾还是赵树理，都赋予了年轻人革命进取的精神面貌，把青年农民描述成打破旧世界的希望。随着农民“组织起来”以及全民族抗战的开始，这些青年农民逐渐成长为战士、革命英雄。
二 、英勇的战士
姚雪垠于1938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讲述了农民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事。在北方方言中，“差半车麦秸”是不够数儿、不够聪明的意思。就是这样一个绰号为“差半车麦秸”的普通庄稼汉，在逃难途中因为身上有一面日军军旗而被抗日游击队的队长当成汉奸俘虏。小说中交代了“差半车麦秸”身上日军军旗的来历：逃难途中一家人都忍饥挨饿，为了不让孩子饿死，他的媳妇给他缝了个日军军旗，好让他在回家找食物的路上躲避日本人的枪杀。“差半车麦秸”在跟游击队员的短暂接触中，认定了游击队员都是“好人”，也因为“鬼子不打走，庄稼做不成”[5]8而加入了游击队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姚雪垠在小说中讲述了“差半车麦秸”这个革命新人，在老游击队员“我”引导下的成长过程：“茫然地微笑着”的“差半车麦秸”初入游击队时，怕浪费香油而在夜里熄灭了点着的油灯，因此造成了不小的混乱。他也在队长的质问声中害怕的两腿打颤；在游击队待了一段时间后，他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教训整天与枪打交道的游击队员说话要图吉利；在称呼战友时，他一直使用“二哥”这一在山东方言中的尊称，但是在“我”为他讲述了“同志”的意思后，他自觉说出了“干革命就怕心不齐”这一朴素的道理，转而称呼我为“同志”。他从民间话语向革命话语的转变，意味着他对革命队伍中“新规矩”的接纳，也意味着他身上新的蜕变的开始；在一次摸鬼子的行动中，“差半车麦秸”主动要求当探子，但是因其爱占小便宜的天性，加上以前摸土匪时的恶习以及他家里还少跟牛绳，他就在已经空了的村子里拿了百姓家的一根牛绳。在“我”告诉他偷拿老百姓的东西会被枪毙后，他变得沉默、胆怯。在不安中也生出了“干革命就得不到一点好处么”的疑问。为此，“我”解释道：“革命是要自己受点子苦，打下了江山，大家享福呐。我们要能把鬼子打跑，几千万人都能过安生日子，咱们不也一样能得到好处吗？”[5]11-12从小说结尾的讲述中，我们不难看出“差半车麦秸”对这一革命道理的接受。他在破坏铁道的战斗中负伤后，还要求自己留下来掩护战友撤退。在他身上体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其自身成长的结果，也是其精神、人格上蜕变的证明。
“差半车麦秸”爱土地、爱劳动，有着农民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有着强烈求生意识，他从有着爱占小便宜、干事图好处的狭隘意识的普通农民，终于成长为一个勇于战斗、具有牺牲精神的革命战士。小说中，作者设置了“我”这一有文化、有知识的革命前辈承担着他的引路人/启蒙者的角色，不但纠正了他的小农习性，而且还教他认字、告诉他革命的道理。但是这些修正、引导都有着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他主动投奔革命队伍，否则后面的故事将无从谈起。“差半车麦秸”在游击队伍中，不仅从观念上实现了由“农民”向“战士”的转变，而且在游击队的集体生活中具有了超脱于家庭生活的集体意识与民族意识。在他的身上，具备着孕育新的民族性格的萌芽。
创作于1938年的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讲述了农民成长为战士的过程，创作于1940年代的《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小说则讲述了农民成为战斗英雄的故事，“十七年”文学中《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小说中农民出身的战斗英雄身上则多了一份传奇色彩。由于具有战斗必定成功的预设，小说在情节跌宕起伏、场面紧张刺激的历史故事的讲述中，一直充盈着一股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蔡翔教授用“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6]168对这类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概括。
三、集体的带头人
随着战争的结束以及新中国的成立，农民实现了“翻身”“解放”。文学作品中的青年农民形象也由反抗的个人/革命战士，变成了新中国的建设者，即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倡导者、国家工业化的参与者。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农民进入城市，成为城市的接管者、建设者，其身份也因“进城”而发生了变化，由农民变成了干部/工人。另一部分回到农村的军人，因其革命经历成为农村基层干部。当然，绝大部分的退伍军人在分得土地后，重新操弄起庄稼，成为农民。在这里，笔者着重分析的是青年农民形象，如《暴风骤雨》中的赵玉林、郭全海，《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旗谱》中的江涛、运涛，《艳阳天》中的萧长春，《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等农民。
梁生宝等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中国的新一代青年农民，无一例外地成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在这类小说中，基本上都存在着“先进人物”对“落后人物”的“动员/改造”的结构。作家不约而同地赋予了梁生宝这样的青年农民政治意识、思想觉悟上的“先进性”，而在梁三老汉这样的老一代农民形象的塑造上，则突出了其落后、保守的一面，他们与地主、富农等剥削阶级一样成为了需要被教育、改造的对象。
从《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到《金光大道》中的高大泉，再到《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这三个阶段小说中的青年农民形象也存在着变化与发展：从梁生宝到高大泉，人物趋于简单化，成为图解政策的符号；从高大泉到孙少安，人物形象则变的立体、丰满，具有丰富的意蕴。
梁生宝作为梁三老汉的养子，在蛤蟆滩这片土地上积极地进行着农业合作化的组织、动员活动。为此他筹建互助组、定制生产计划，组织村民上山割竹子、做扫帚，在农技员的帮助下搞水稻密植。正是因为梁生宝“从直接为自己间接为社会的人，变成直接为社会间接为自己的人”[7]199，他与继父梁三老汉之间产生了冲突。在创集体的大家大业和个人的小家小业中，梁生宝以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坚定地选择了前者。为了突出梁生宝的先进性，作家柳青不仅为梁生宝设置了来自家庭的阻力，还在小说中塑造了代表主任郭振山来衬托梁生宝的奉献精神。郭振山作为“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在分到土地后，一头扎入小家庭的创业中，对梁生宝领导的互助组、合作化运动报以一种否定的态度。为此，他不仅不支持梁生宝，还动员徐改霞进工厂参加工业化运动。从某种层面上来讲，郭振山是作为破坏合作化运动的负面形象出现的，在“集体”和“个人”的选择中，他选择了维护个人的利益，因此在小说中他必然会处于被批判的位置。共青团员改霞在面对“生活的岔道口”时最终也选择了城市，作家柳青借梁生宝之口对徐改霞有一句精准的评价：“她和咱农民不是一条心了。”在《创业史》中，梁生宝最终从互助组的组长成长为农业社的主任，由于“试办社对周围农村所负的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7]634，他无疑成为小说中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带头示范者。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安是数以亿计的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农民中的一员。他有着农民吃苦耐劳、踏实肯干的精神。尽管他很有学习上的天赋，但因为家庭的贫穷，他只能辍学回家当起了农民。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废，堕落成为“二流子”。而是和苦了一辈子的父亲孙玉厚一起操持起家务，支撑起到处都是窟窿的家。孙少安凭借着他在生产队集体劳动中体现出的悍性，在18岁时便被选为生产队长。成为生产队长后，他并没有靠着手中小小的权力，为自己贫苦的家庭谋取私利，而是全心全意为生产队付出。从这一点上来看，孙少安与梁生宝是相似的。
小说中有一段孙少安去外地给生产队的牛看病的描写，从叙事上看，这与《创业史》中梁生宝去外省为合作社买稻种的描述极为相似。孙少安与梁生宝一样，为了省伙食费都自带干粮、为了省住宿费都不愿住招待所。不仅如此，他们二人都想方设法改善全队社员的生活。为此，梁生宝带领互助组的成员进山砍竹子，做成扫帚卖给供销社，孙少安私自扩大了猪饲料地，以便农民能增收一点粮食，并与队员私自谋划包产到户的合同。但是，在小说的讲述中，他们二人的行为受到了不同的对待。梁生宝是在上级领导支持下积极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的行为在小说的叙述中得到了上级的表扬与支持。孙少安却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批评，为此他的父亲孙玉厚还曾担心他想不开自杀。所以，孙少安与梁生宝又是不同的，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孙少安的变革意识并不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政策要求。可以说，孙少安与梁生宝都有改变农民长期在温饱线上挣扎的现实的强烈愿望，并为此付出了自己的努力。从这一层面上来看，《平凡的世界》中关于孙少安的叙事，又是《创业史》中梁生宝故事的延续。即使到了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后，孙少安还是自觉地承担了他在人民公社时期作为“队长”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责任。他开办砖厂，除了为自己的家庭谋出路外，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使解决了吃饭问题的双水村村民有一个挣钱的地方，能够挣到买化肥农药、量油买盐的钱。
孙少安可以视为新时期改革文学中，农村改革的先锋以及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孙少安在砖厂盈利后，雇佣村里的村民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他的带领下，双水村修建了新的小学，双水村的孩子们终于搬离了已经变成危房的教室。可以说，作家路遥通过对孙少安这一典型农民形象的塑造呈现了其对改革开放后的农村以及农民未来出路的一种设想，那就是凭借着孙少安这种有头脑、有胆识，又有集体意识或者说互帮互助意愿的农民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带领农民走上富裕之路。孙少安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承担着集体带头人的角色。
四、命运的反抗者
在1980年代以来的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个新兴的农民形象群落，如《人生》中的高加林、《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浮躁》中的金狗、《泥鳅》中的国瑞。他们与20世纪上半叶的青年农民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现代知识的掌握，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翻身”/“解放”的农民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望着晴朗的天空所看到的不是整体的伟大，而是自身的价值”[8]71。在这类小说中，人物的价值是以作为“个体”存在的个人人生目标的实现为标准的。个人社会地位的高低，成为衡量人物成败得失的重要标准。这类描写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村知识青年坎坷奋斗之路的小说，往往赋予人物“不安分”的灵魂以及坎坷的命运。高加林、孙少平及其后继者们在与命运抗争、搏斗的过程中，显示出的韧性以及不服输的劲头，至今仍然鼓舞、激励着一代代的农村青年冲破城乡社会的樊篱，到城市中追逐理想的人生。
《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城乡隔离的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对命运的反抗、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这一追求，在小说中被路遥赋予了憧憬现代文明的意义。高加林为了摆脱在土地上刨食的命运，期盼着靠考入大学改变自己的人生。在高考落榜后，他只能回到高家村继续做农民。小说通过农村出身的高加林与城市出身的黄亚萍、张克南等人在高考落榜后不同人生境遇的对比，为我们呈现了特殊历史时期不平等的城乡关系。如果高加林也有一个在县城当干部的父亲，那么也就不会有他落榜回村之后发生的故事。高加林回村后先是在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期待着转正成为国家教师，以谋求更好的发展。被顶替了民办教师后，他又给在部队当干部的叔父写信，期待叔父能在新疆给他安排一个工作。在愿望落空，不得不当农民的时候，他先是要求与他恋爱的农村姑娘巧珍刷牙，后是联合高家村的其他青年开展了所谓的“卫生革命”。在“走后门”当上了县通讯员后，高加林又在城市姑娘黄亚萍的追求下，背信弃义的抛弃了刘巧珍，继而幻想着与黄亚萍一家同去大城市南京生活。在被检举、揭发后，高加林又决绝的断绝了与黄亚萍的恋爱关系，回到了让他又爱又恨的农村。高加林敢违背父辈的意志，正是由于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现了“自我”。“自我”的觉醒，成为高加林“背叛”农村的重要精神支撑。而对自我能力的认知——“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的年轻人哪一点差？”则给高加林提供了出走的勇气。
《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的奋斗故事，可以说是高加林失败的进城故事的一次改写。在县城三年的求学经历，使孙少平对周围的人、事具备了一种批判的眼光，他渴望独立地寻找自己的生活。在高中毕业后，他安心待在农村，也是因为有着民办教师的工作——他不仅不必忍受体力劳动的煎熬，还有时间读书看报。虽然身在双水村，但他的精神世界是宽广的。在结束民办教师生涯后，他几乎是立刻就感受到了乡村生活的苦闷：
一整天在山里挣命，肉体的熬苦使精神时常处于麻痹状态——有时干脆把思维完全‘关闭’了。晚上回到家里，惟一的向往就是倒在土炕上睡觉，连胡思乱想的工夫都没有。一个有文化有知识而爱思考的人，一旦失去了自己的精神生活，那痛苦是无法言语的。
这些也倒罢了。最使他憋闷的仍然是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自己的生活。[9]88
正是由于孙少平有着这种对生活的认识，他对走出农村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不能甘心在双水村静悄悄地生活一辈子！他老是感觉远方有一种东西在向他召唤。他不间断地做着远行的梦。”[9]89孙少平不顾家人的劝阻，执意前往黄原城做揽工汉，又借机迁出了自己的户口，并在田晓霞的帮助下成为大牙湾煤矿的工人。孙少平在与农民命运抗争的道路上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当揽工汉的经历，使他的身体变得伤痕累累；在目睹了包工头在农村姑娘小翠身上犯下的罪恶后，孙少平的精神遭受了沉重的打击，对于农民处于社会底层、任人蹂躏的命运有了清醒的认识。
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路遥对城乡间的关系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人生》中高加林进入城市，在不触犯城里人利益的前提下，他成为了县城的“明星”，无论是在体育场打篮球，还是在会场背着相机照相，都出尽了风头。只有在他触碰了城里人的利益后，他才遭到了城市的“报复”。《平凡的世界》中，乡下姑娘小翠连在城里工地上当帮厨谋生的艰苦生活，也要付出额外的代价才能获得。小翠被包工头蹂躏而不敢反抗的情况，以及小翠在孙少平伸出援手施救后再次回到工地上的现实，都在不断地强化着乡村的弱势地位。如果说小说《人生》中进城当通讯员的高加林与城里人黄亚萍、张克南在某些层面上（如知识层面、人格层面）还处于一种平等的关系的话，那么在小说《平凡的世界》中，无论是进城当揽工汉时期的孙少平，还是大牙湾煤矿当工人时期的孙少平，与大学生田晓霞、记者/知识分子田晓霞已经处于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且是劣势的一方。我们可以从小说《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小翠这两个进城的农村青年身上，看到作者路遥在无意识中对80年代后期以来的城乡关系的一种隐喻。
五、雇佣关系中的弱者
在路遥之后的小说创作者，也将《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小翠的故事加以延续、深化，出现了《民工》（孙惠芬）《泥鳅》（尤凤伟）《乡关处处》（王安忆）等书写农村青年进城后遭际的小说。路遥小说中1980年代自信、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中已经蕴涵着某些悲观的因素，1990年代以后的文学创作则放大了这一悲剧性因素，以农村青年为主人公的小说几乎都以悲剧性的结局收尾。这也表明了文学创作者对时代的独特体悟中的某些共性，即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更加强调其对城市生活的迷茫与无所适从。
在小说《民工》中，孙惠芬分析了农民进城的几种情况：“最有运气的那些人”是“在城里有正式工作，有官位有公职”的人，他们“住着公家分给的房子，上每天八小时的班，得病可以休假，休假还有工资”；次一等的是“二道贩子”“商人”，比如《歇马山庄》中的去城里做包工头的林治帮；但更多的还是“民工”，“他们住着工棚，每天要干十四到十六小时的活儿，他们不敢有病，有病也舍不得花钱治疗”[10]239-240。从孙惠芬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计划体制下造成的城乡分割至今还难以完全消除。城市长期形成的国家和单位共同负责的就业和福利制度仍然保持着城市市民就业的广泛垄断性，限制和排斥着农民，城乡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在由乡入城的民工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小说《民工》中的鞠大广父子就是其典型代表。
尤凤伟的小说《泥鳅》书写了国瑞、蔡毅江、寇兰、陶凤等进青年农民的城市生活，他们在城市饱尝了底层生活的艰辛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国瑞进入城市后，花中介费经职业介绍所去化工厂、污水处理厂以及饭店打工但都被辞退，在身无分文后又去建筑工地、搬家公司做过活。他最终因貌似周润发的长相被吴姐相中，做了高干家庭的玉姐的面首，并最终成了玉姐丈夫——三阿哥的替罪羊，死于城里人的圈套中。蔡毅江在搬家过程中受伤，因无钱医治失掉了性功能。人性扭曲后的蔡毅江先是逼迫女友寇兰卖淫养活自己，后是与老乡一起尾随强奸了不愿救治自己的女大夫。蔡毅江凭借自己的狠辣，最终成为城市黑帮老大。寇兰作为蔡毅江的女友，在他住院时为筹集医药费被逼无奈去卖淫，后又出卖自己的肉体去营救被关在看守所的国瑞，最终下落不明。陶凤到城里投奔未婚夫国瑞后，先是受到了表姨夫的骚扰，去饭店打工后同样是处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境地，后来陶凤在村霸陶家三兄弟的围追堵截下逃到一家女子健身俱乐部打工，最终还是在城里人的刺激下疯掉。
王安忆小说《乡关处处》讲述了进城务工的乡村女性月娥的故事。在上海做保姆的月娥，凭借着自己的勤劳与善良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女性，但是这个“自我解放”的乡村女性形象却是经不起推敲的。月娥因“工作”而脱离了家庭生活，但她所从事的“家政服务”工作，又使她难以摆脱家务劳动。在《独居，协议同居，家庭怎么了？》一文中，作者王行坤就“家务劳动”对家庭生活的影响发表了独到的见解②。《乡关处处》中的月娥，在雇主家发挥的作用与家用电器在本质上并没有太大的区别，除了更加“智能”“贴心”“人性化”以外。而被工具化了的月娥身上具备的“吃苦耐劳”“善良”的品质，反而使她比普通家政人员遭受到了更为彻底的“剥削”——“被雇佣者不光要出卖自己的劳动，还要出卖自己的情感”。此外，月娥的离乡对乡村生活造成了影响，虽然王安忆在描写乡村生活时用笔十分节制，但从其儿媳跟她告状其丈夫沉迷于赌博这一细节不难猜想到“留守”在家的乡村男性们的空虚与无聊。在月娥的家庭中，夫妻关系、母子关系乃至婆媳关系、祖孙关系都与乡村社会中的传统家庭伦理关系有了不同。
从对1920年代以来中国乡土文学中的典型农民形象的梳理中可以看出，“农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具有不同的面貌，也被作家赋予了不同的价值与意义。“五四”新文学中的农民作为被启蒙的对象，是愚昧、麻木的，即使是具有反抗意识的个人，也是革命无门；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中，作家描述了具有反抗意识的农民具体的反抗行动以及农民在“组织起来”后的强大力量；全面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参军入伍的农民成为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在战争的洗礼中实现了个体的成长，而且农民的成长也意味着新的民族性格的生成；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作品中的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排头兵，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在他们身上，寄托着作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我们的国家、民族、社会的独特观察与思考，不同历史时期的农民形象是作家以文学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的结果，也是作家对未来历史发展趋向的某种假设与预测。
注释：
①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针对赛先艾、王鲁彦、许钦文等人的小说创作，提出了“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来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但这又非如勃兰兑斯(G. Brandes)所说的‘侨民文学’，侨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却不是这作者写的文章，因此，只会隐现着乡愁，很难有异域的情调来开拓读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鲁迅提出“乡土文学”这一概念后未对“乡土”空间予以确指，但就与“城市”空间相对而言，“乡土”空间基本上可以界定为“乡村”，只不过是文学的“乡村”而已。刘绍棠在《乡土文学四十年》一书中指出，“乡土文学主要是写农民，写农村”。艾晓明在《从文本到彼岸》一书中指出，“‘乡土文学’也就是‘乡村文学’，因为民族的、地域的、故乡的和乡村的，全都统一在乡村的范围里”。段崇轩在《农村小说:概念与内涵的演进》一文中指出，“乡村小说是一个更准确的、更文学的概念”。春荣在《新时期的乡土文学》一书中指出，“乡土文学”的“乡”指“乡村”，“更指作家的生根之地”。丁帆在《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一文中指出，“乡土外延的边界在扩张，乡土文学的内涵也就相应地要扩展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去，扩展到‘都市里的异乡者’的生存现实与精神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中去。……在与城市文学的碰撞、冲突和交融中，出现了一种空前的‘杂交’现象，一种乡土文学的新的变种”。此外，自鲁迅提出“乡土文学”概念以来，聚焦在小说之“乡”叙事谱系上，相继出现了“乡土小说”“农村题材小说”“农业题材小说”“乡村小说”“农民小说”“农村小说”“农民文化小说”“乡情小说”“反思文学”“知青文学”“寻根文学”“新乡土小说”“三农小说”“乡族小说”“地域文学”等命名。
②《独居，协议同居，家庭怎么了？》一文指出：“自工业革命起，家庭的生产职能越来越弱，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再生产和消费的场所。在17世纪的英国，家务劳动可能包括酿酒、乳制品生产、养鸡养猪、水果蔬菜种植、纺织、医疗护理等，我们在偏远的农村依然可以看到家庭妇女从事诸多类似的活动。但在工业革命之后，这些生产活动转变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职业，人们需要用钱来购买相应的产品或服务。家务劳动的内容越来越少，尤其是随着当下家用电器的更新换代，家务劳动变得越来越轻松。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务劳动的彻底消失，其单调、无聊、耗费心力的本质也没有根本改变。现代家庭作为性别分工的场所并没有民主化，依然是父权制在起主导作用，基本遵循的是男主外、女主内或者女性兼顾内外的模式。这致使女性不堪其累，从而（尤其是具有女性主义意识的女性）不再愿意走入婚姻家庭。”文章发表在“香港01”传媒，转引自“保马”微信公众号，微信号：PourMarx，2017-0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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