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踏上学术研究之路开始，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李宗刚就将文学、社会学、历史学、教育学的交汇区域作为其学术研究的突破口。无论是对五四时期中国文学转型的宏观考察，还是对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又或是对经典文本的重新阐释，李宗刚的论述都体现出一种宏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考证方法和自觉的跨学科意识，这些学术意识与方法赋予了他学术研究独特的理论视角。对文学教育的持续思考、对史料建构的高度重视、对文学史书写的积极探索，都体现出他作为人文学者在深化学术研究和建设学科方面的担当意识。在与学科、时代等更深层次的对话和互动中，他的学术研究在守正与创新中愈发体现出前沿的价值。
一、对中国文学教育的持续思考
李宗刚的学术贡献首先是在文学教育研究领域。他最初的学术起点是“中国近代文学如何向现代转换”这一问题，后来拓展到文学教育和五四文学发生学领域，并在日积月累的探索中不断向前推进，逐渐建构起跨越“近代—现代—当代”三个时代文学教育的研究体系。在硕士研究生阶段，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中国文学转型这一宏大而复杂的命题，在日复一日的思考摸索中，逐渐将五四文学发生学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和支撑点。自2002年开始，李宗刚师从朱德发教授攻读博士学位。在此过程中，他选择从新式教育这一角度来切入五四文学的发生问题。2006年，其博士论文的主要部分《新式教育下的学生和五四文学的发生》刊发于《文学评论》第2期，这意味着他在文学教育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发声便获得了学界的关注。不久后，他又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完善，出版了《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齐鲁书社2006年版）。该著作从科举废除、新课程设置、教师群体、学生群体、公共话语、文学翻译等多个角度切入五四文学的发生研究，“多维度探察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发生的深微关系”[1]。在重返五四历史现场的学术旅途中，李宗刚从文学教育研究中获得诸多学术启迪，也观察到许多重要的学术现象。
李宗刚注意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教育的研究伴随着大学研究而兴起，但是学者们关注最多的是知名大学文学教育与校园文学的个案研究，对于民国教育体制在整体上对教育产生的影响探索甚少。为了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出发思考现代文学与现代教育的互动关系，李宗刚开始从“民国教育体制”入手探索教育在现代文学发生过程中的“机制性”作用。2010年，他以“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为题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获得立项，由此开启了“文学教育”研究的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他陆续发表了《文学教育与大学的文学传承》（《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文学评论》2016年第2期）、《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和发展》（《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并于2016年以“优秀”的成绩顺利通过国家社科基金结项。2017年，他又把对文学教育的关注拓展到1949年后这一阶段，其设计的课题“共和国教育与中国当代文学”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支持，2022年，这一课题结项时又获得了“优秀”的好成绩。在这一段学术旅程中，李宗刚深入探究了民国教育体制从激进的“教育革命”转变为稳健的“教育制度”的过程，同时辩证地分析了民国教育体制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李宗刚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代表性论文《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便体现了他对民国教育体制与现代文学关系之“细节”的深度剖析。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新青年》杂志并非中国现代小说发生的唯一影响之源，通俗教育研究会同样对中国现代小说产生了重要影响，新文学的产生是诸多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来看，《新青年》以显性的形式把文学革命的诉求提了出来，并借助北大这一公共领域，迅即使文学革命成为名噪一时的文学运动；而通俗教育研究会则以隐性的形式把现代小说创作和翻译纳入自觉的文学诉求中，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为现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保障[2]。李宗刚由此提出建议，在现有文学史教科书中增加一个章节，专门讲解通俗教育研究会之于五四新文学发生的作用，这一观点的提出对于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史关于五四文学发生的书写版图具有重要意义。此篇论文发表后引起了一系列反响，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16年第7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网络版2016年第9期全文转载、《新华文摘》2016年第14期论点摘要、《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16年第5期论点摘要，还被翻译成日文在日本期刊发表。魏建等学者在评述该年度山东的现代文学研究时认为该文“不仅拓展了学界对鲁迅小说发生的认识，深化了对现代小说发生的认知，而且在研究层面上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是学界在鲁迅研究上的重大突破”[3]。《文艺报》指出：“本年度鲁研界成果丰硕……李宗刚《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等也颇多洞见。”[4]《中国文学年鉴2017》指出：“清末民初的制度变革对新文学发生亦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影响，李宗刚《通俗教育研究会与鲁迅现代小说的生成》独辟蹊径，钩沉出通俗教育研究会这一特殊机构与鲁迅小说写作的内在关联。”[5]经过多年的深耕，李宗刚对既有的诸多结论有了进一步推进、对现存的研究盲点进行了再观照，为文学教育研究领域带来了诸多创新和突破。
2021年，李宗刚的专著《民国教育体制与中国现代文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也就意味着李宗刚在文学教育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在自由的学术王国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沃土。不难发现，文学教育既是他学术生涯的出发点，也是促使其学术体系的建构实现跨越性发展的关键点。他从文学教育的维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纵深考察。文学与教育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且具有相当难度的话题，也是一个富有持续生命力的学术增长点。李宗刚在这方面的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其一，对教育问题的关注，显示出了李宗刚学术研究中强烈的问题意识，对于当下教育发展和社会文化建设具有启发作用。教育乃国之大计，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无论是哪一时期、哪个民族，抓好了教育就等于奠定了民族发展的基石。教育不仅关乎一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的发展，也深刻影响着国民精神的整体风貌。文学教育更是以其独特的功能，在近现代社会历史变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点出发，不难看出李宗刚学术研究所蕴含的强烈的使命意识和浓厚的现实关怀。文学研究应当与时代社会的发展同向同行，这既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文学“载道”传统在当代的遥远回响。这就是说，“如果不花大决心与大毅力，将民国至今百余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纷繁的文学教育史理出一个头绪，不仅很难给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个合理的入门路径，也无法真正‘以史为鉴’，更不会对当下的文学教育工作以科学的精神引导”[6]。
其二，对文学教育的关注，更是一种方法意识的体现，带有方法论的意义，体现出李宗刚对学术研究路径的自觉探索。从教育的角度来研究文学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既需要对具体问题有着深入考察，也需要有一定的宏观视野。既要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也要能够跳出局部观整体，这对研究者的学术能力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将文学内部研究与社会背景、文化思潮、政治制度、教育体制等放到一个平台上来探讨，势必会带来许多新的碰撞。李宗刚的这种研究思路，对于文学研究的“跨界”有着指导性意义。文学是精神的体操，同时也是时代社会的影子。李宗刚将文学的发生与发展还原到广阔的历史空间中去考察，跳出文学内部研究的纯文学机制，力争以史学叙事和美学叙事的结合来打通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建立起一个相对科学完善的文学研究范式。李宗刚在这方面做出的尝试与努力，足见其学术研究上的苦心。包括2020年出版的《现代教育与鲁迅的文学世界》（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一书，同样也是他学术视野聚焦与跨界的又一次生动体现。将鲁迅研究统筹到教育的维度和框架下展开，从现代教育的视野谈鲁迅与现代小说的生成，并且深入到鲁迅的文本世界，探讨教育之于鲁迅的意义，以及文学史书写中鲁迅的形象变迁。特别是其中涉及鲁迅讲课、讲演等历史情形，并对之进行了富有条理的梳理。这一方面显示出李宗刚治学的严谨与扎实，另一方面也为打开鲁迅的文学世界开辟出了一条新的研究路径。对此，李春林指出：“李宗刚的全人全文其实贯穿着鲁迅的‘立人’思想……当年鲁迅强调‘立人’，主要还是希望先觉之士（精神界之战士）唤醒民众的个性，唤醒他们人的自觉意识，通过立人实现民族的解放与强大。在李宗刚这里， 所谓‘立人’，更多的是一种自我追求和对研究对象的审视范式。他张扬自己的个性，将生活中的一切均作为展开自我人生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途径与方式，‘角逐列国’（领军学报，逆势成长即可作如是观），不断地超越自我（学术研究连续进入佳境），达到了主客体世界的同时自由。他实现了自我的全面健康的发展，关注并推动着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李宗刚深广的精神世界，乃是鲁迅思想和五四精神的呈现”，“李宗刚强烈的使命意识和丰盈的情感世界，基于他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对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体认”[7]。杨剑龙则认为李宗刚“以跨学科的视域、史论结合的方法、多元创新的观点, 拓展了鲁迅研究的视野, 深化了鲁迅文学的研究, 成为近些年来鲁迅研究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8]。
其三，对文学教育的关注，也体现出李宗刚在知识体系建构中的谱系意识。李宗刚最初的学术起点是在五四文学发生学研究领域。从新式教育的维度阐释五四新文学的发生，由这一个点出发，在历时的纵向脉络上展开，有意识地勾连起新式教育、现代教育、共和国教育与现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沿着这几条线索，分时期、分阶段，从教育的维度对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和现代教育发展之间的内在互动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最终描绘出了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发展的宏阔图景。由此可以发现，李宗刚的学术研究呈现出一定的规律特征，即所有的学术成果并非单独地存在，而是在原有积累思考的基础上持续深耕。在原有基点上对外拓展、不断推进，构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教育研究的谱系。这一谱系从五四文学这个原点生成和衍生出来，逐步由“现代”延伸到“当代”，构成了源“远”流“长”的可持续发展状态。这些质与量兼备的成果反映了李宗刚研究本身的延续性和体系性，深耕广拓的轨迹也足以体现出他在建构知识谱系时的学术敏感与定力。
二、史料建构中的传承与突破
学术研究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持续推进，这不仅是科学探索的内在逻辑，也是学术传承的一种体现。学术研究要想取得突破，一方面要注重学理性的阐释和新思路、新方法的开拓；另一方面也要有足够的史料积累作为学术大厦的根基，才能“平地起高楼”。史料无法“说话”，但却蕴含着无限的“生机”。每一个新材料的发掘，都能生发出新的学术增长点。如果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么史料则是用来打扮小姑娘的项链，是潜藏在贝壳里面的一颗颗珍珠。要想让历史露出真面目，首先要把史料的“眉目”清理干净，才能循着一个个“可疑之点”，一环又一环地推进学术研究。李宗刚的研究路径一方面得益于个人的勤奋，另一方面也受益于山东师范大学老一辈学人开创的学术传统。他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既是个人学术研究厚积薄发的表现，也是对其所从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的自觉传承。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一直拥有“重史料、崇学理与尊个性”的学术传统，该学科不仅注重对现代文学原始资料的爬梳、整理与研究，也看重对现当代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的学理阐释。更为重要的是，该学科对于学者的研究始终保持着海纳百川的包容态度，这使得诸多研究成果既有基础研究的厚重，也显示出较强的跨界和交叉特点。
翔实的史料加上抽丝剥茧的辩证分析，才能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现场，阐释出复杂文学现象背后的规律，得出令人信服的、全新的学术见解。“重史料、崇学理与尊个性”的学术薪火代代相传，已经内化到山师学人的研究中；他们的研究，既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也深深打上了山东师范大学一贯秉承的扎实、沉稳、持重的治学风格之烙印，李宗刚的研究也正是接下了前辈学者的接力棒，沿着这一轨道不断深入开掘。
作为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第三代学人，李宗刚既是一位学科传统的自觉传承者，也是一位学科建设的无私奉献者。对此，有学者指出：“资料之于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如薛绥之的鲁迅研究，林非之于散文，范伯群之于通俗文学，孔范今之于现代小说……另如近年来李宗刚出版了多部（套）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都是可圈可点的。[9]近年来，李宗刚始终笔耕不辍，在学术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尤其在史料整理方面用力甚勤，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便相继整理出版了《炮声与弦歌——国统区校园文学文献史料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杨振声研究资料选编》（李宗刚、谢慧聪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李宗刚、谢慧聪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郭澄清研究资料》（山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新世纪以来学术期刊研究资料》（李宗刚、孙昕光编选，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目录摘要汇编（人文社会科学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9年版）、《多维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赵德发研究资料》（山东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穿越时空的鲁迅研究——“山师学报”（1957—1999）鲁迅研究论文选》（李宗刚、王沛良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山师学人与山师学报：教育学心理学研究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新时代学术期刊评价体系的建构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山师学报”论文选：1959—2009》（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山师学人视阈下的中国古代文学：“山师学报”论文选》（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朱德发学术手稿选编》（团结出版社2023年版，上下卷）等研究资料。这些研究资料为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了便利。此外，李宗刚还协助他的博士生导师朱德发、硕士生导师蒋心焕完成了两卷本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解放区文艺运动资料汇编 》（朱德发、蒋心焕、李宗刚编选，辽宁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的出版工作，并且带领研究生撰写了资料性质很强的《〈新华文摘〉（1979—2013）文学作品与评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和《民国时期山东文学教育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每一部著作的问世都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文章的搜集、整理、校对与汇编，每一个步骤都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史料整理工作是体力和心力兼用的工作，能保持几乎每年都有新著作问世，反映出李宗刚勤奋的工作态度和炙热的学术情怀。他的一系列资料整理和汇编，既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专长，同时也能够明显地看出他对于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脉延续和学科建构的自发与自觉，这一部部著作都是他耕耘多年的学术田地里结出的最丰硕的果实，也见证了他在文献资料整理方面所迈出的一个个坚实的脚印。
除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方面注重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外，李宗刚还十分重视《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以下简称“山师学报”）的资料整理与研究工作，并主持编纂了24本山师学报文粹书系。这套文粹书系并不是对既有论文的简单移植，而是在设定的学术中心目标引领下对文献进行重新的排列组合，力图通过文粹书系折射70年来中国学术史的发展轨迹，由此搭建学报史、学科史和学术史“三史合一”的文献体系。
在一众史料成果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李宗刚与其指导的硕士生谢慧聪所做的关于杨振声的文献史料汇编和研究资料选编。当时既有的杨振声文集收录的文章仅57篇，《杨振声文献史料汇编》则增加到110篇，并且收录文章均为原始文献，有效确保了这项文献资料的整理工作遵循着尽可能贴近历史的原则。这两部文献史料的编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获得了不少好评。陈子善在其主编的《现代中文学刊》2017年第4期封三上，以《山东人民出版社推出杨振声研究新著》为题专门刊出了这两本书的书影及介绍。李浴洋《在持重中创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品格与使命——2016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著作述评》一文也特别提及了有关杨振声的这两本研究资料[10]。正如李钧、吴丽彬撰文指出的那样：“杨振声研究系列资料的出版，使杨振声重回人们的视野，改变了文学史上对杨振声作品自1987年以来重复汇编的现状，填补了文学史上对杨振声研究资料尚属空白的现状，首次对散落各处的有关杨振声创作的文章、有关杨振声评论文章的搜集、整理、校对与汇编，是对杨振声研究的基础性成果、具有重要作用。”[11]
基于鲜明的史料意识和扎实的史料功底，李宗刚擅长在详实的史料基础上建构学理化的阐释，既“重史料”又能“明学理”。原始资料整理是李宗刚在学术研究上有所创新的根基。李宗刚通过精读细研文献史料，从蛛丝马迹中找寻到其所蕴含的历史规律。从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探讨开始，李宗刚不断追溯五四文学的发生原因，其研究逐渐形成了“社会说”“教育说”和“家庭说”三个向度。尤其在后两个研究向度上，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能代表其思考结晶的成果《父权缺失与五四文学的发生》原刊于《文史哲》2014年第6期，后被《新华文摘》2015年第5期主体转载并作为封面文章。此外，他通过对李大钊公葬资料的发掘，得出了五四新文化同人在“分道扬镳”后又一次找寻到了他们的“交集”的结论，说明20世纪30年代政治文化生态具有复杂性和多元性特点[12]。
在探索现代文学各类现象的过程中，李宗刚尤其重视透过现象看本质、作规律性的总结与解读。其代表性研究如《〈新青年〉编辑约稿与鲁迅现代小说的诞生》《民国教育体制下的鲁迅兼课及新文学传承》等不仅刊发于学界权威期刊，而且连续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在对文学史中的重要作家及其思想进行研究时，他注重从个案比较中发掘其背后蕴含的文化“基因”。如《孙犁与莫言：从认同走向疏离》《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阐释》充分显示了他对中国现当代文化脉络问题的关注。尤其是《孙犁与莫言：从认同走向疏离》一文，不仅被国内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等全文或主体转载，还被翻译成日文刊登在日本学术刊物《亚洲文化历史》2020年第11号上。该文以孙犁与莫言之间从认同到疏离的关系作为切入点，回答了新时期以来崛起的一代作家如何将视野从中国扩展到西方，进而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文学世界这一共性问题。在资料的基础上，李宗刚还通过文学、教育学和编辑学的跨界研究，找到新的学术增长点。如他通过对孙犁编辑身份的辨析，指出孙犁以文学编辑的方式参与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
传承着“重史料”和“崇学理”的学科传统，李宗刚在个性化的研究中一次又一次关注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他把学术研究创新奠基于丰盈的原始文献资料基础上，注重在既有文献资料整理的基础上继续往前拓展，也注重最大限度地还原文献的初始版本面貌，还善于从既有文献史料中发掘出了一些不大为人关注的新观点。
三、文学史研究的“拓荒”意识
在文学史的书写与研究中，李宗刚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学史观。他认为文学史的天空中，每个星星都有独立的运行轨道与存在的价值，学者的使命是努力发现并总结文学星系的运行规律。在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李宗刚注重以个性化的研究拓展文学史的固定疆域，由此形成了文学史研究的拓荒意识。他在2014年出版的两部文学史便是这种“拓荒”意识的体现。
《中国现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可以说是李宗刚在其一直关注的五四文学发生学领域的一次更为全方位的深度学术探险，上篇“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研究”以他所熟悉的五四文学为起点，推展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篇“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则选取鲁迅、李大钊、巴金、丁玲、胡风、张恨水等个案为支点，通过对其个人际遇、创作历程、文学品格等多重内涵的精准解读，串联起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在研究对象的选取上，并未按照大多数文学史“排座次”式的方式进行重要作家专章论述，更多是以一种整体观照的视野，尊重不同创作向度和文学风格，注重体现出作家独特的个人风格。尤其是对李大钊与20世纪30年代政治文化的专章论述，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又不得不感叹其独辟蹊径的治学思路。下篇“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理论与实践”则将学术视野收拢到几个关键理论问题上，别出心裁地探讨了诸如“马工程”教材的编纂、文学史主体对象的选择、儿童文学理论的建构、期刊辑校等一系列具有挑战性的话题，并且在附录中对学术期刊评估等现存问题给出了合理化建议，这些成果大都是对他在担任山师学报主编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值得肯定的是，李宗刚还积极将从事期刊编辑工作的经历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挖掘出一些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如对孙犁编辑身份的解读，对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在《人民文学》杂志编发过程的历史阐释，都体现出了一个研究者跨学科研究的视野和独到的批评眼光，从而初步实现了跨学科的融会贯通。可以说，李宗刚以独具个人化的观察视域和多年的学术积累与思考，完成了他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梳理和解读，在努力建构自己的文学史研究及写作理论体系的同时，为当下文学史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借鉴。
如果说《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是李宗刚在严谨史料的基础上探索文学史的基因密码，那么《中国当代文学史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则是李宗刚在文学史领域的一次“有勇气”的尝试。之所以称其“有勇气”，是因为这部文学史从研究视角到整体架构，从个案选取到具体论述，都无不体现出一种锐意拓荒的气魄。多年来，李宗刚的治学方向主要是在现代文学领域，但却著有一部当代文学史论。不得不说，这是一次勇敢的“眺望”。翻看这本文学史论的内容，不难发现，李宗刚的这次“跨越”，并不是一次心血来潮式的冒险尝试，而是有着深厚的积淀和充分的准备。这部文学史是以一种“点、线、面、体相结合”的写作思路来完成的。整体观照与局部突破的研究方法是整本书的亮点，作者将大量的文学“现象”和“作品”，还原到“历史”发展的脉络中，采用“史论结合”“史论互证”“以史代论”的方法，寻求文学史解读的一种整体视野。这种研究模式突破了以往偏重其一的研究范式，尤其是对一些个案的解读，往往能够跳出以往的研究路径，注重在“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观照文学现象本身发生和发展的轨迹，从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概括出一些高度抽象的文学规律，并且在此过程中对诸多重要的文学现象逐一作出科学评价与重估，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的见解，对当代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借鉴价值。尽管这是一次“跨界”的尝试，但也正因如此，他对文学史的解读有了更为自由的言说空间。下篇第六章对郭澄清的专章“打捞”，第九章对电影导演的代际研究与第十章对影视作品的解读，均体现出李宗刚在当代文学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的积极尝试和努力。
李宗刚从中国现代文学出发，进而把研究领域拓展到中国当代文学，既与其在学术上的个人旨趣有关，也与其导师的引领和课题需要有关。对此情形，朱德发曾经有过这样的介绍：“记得博士论文开题报告时，宗刚的论题范围是环绕着五四文学发生学展开研究的，而从何角度切入则是决定本论题能否出新的关键一环，不过当时并未选好；与此同时他承担的省社科规划项目《现代中国文学英雄叙事论稿》的‘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十几万字的撰稿任务，亦要求突破出新，不能老调重弹。这两个科研课题之间的差异又太大，不论逻辑框架、理论观点或者资料搜集、整理辨识都不能互相贯通与彼此借鉴，实际上是在不同思路轨迹上同时完成着两个课题，这越发增加了研究的难度。”[13]这就是说，李宗刚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研究循着两条路径往前推进，一是新式教育与五四文学的发生；二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十七年”文学的英雄叙事阐释。这两个看似关联度不大的课题，在2017年得到了贯通：从教育视角来解读中国当代文学。如此一来，李宗刚便把20世纪中国文学置于文学教育的整体视野中加以观照，从而为他进一步研究文学教育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李宗刚从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出发，逐渐地把晚清文学、五四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新时期文学贯通了起来，这自然就促成了他的文学研究具有了史的意识。从既有的文学史书写实践来看，李宗刚参与了魏建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新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编写工作，该教材在“新编”上下了很大功夫，为此，他们遵循去芜存菁的原则，“‘去掉框架，留下本真’，即去掉已有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所设计的外在的‘框架’，只专注于当今大专院校普遍开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程必然涉及的内容”[14]，这一点在李宗刚撰写的第一、二章中有所体现。李宗刚分别对晚清文学改良和清末民初时期的言情小说进行了专章论述，这是对以往文学史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内容的凸现。这一文学史写作实践对李宗刚确立自我的文学史观有一定的作用，在此后从事研究时，晚清文学往往会成为他审视中国现当代文学现象的一个重要坐标，他的学术研究也更加具有历史厚重感和纵深感。
李宗刚的文学史观不仅重视时间维度，而且还重视被忽视的某些空间维度，并由此提出建构一个可以整合港澳台文学在内的“现代中国文学史”。朱德发曾经倡导过“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概念，并组织相关学者撰写了《现代中国文学通鉴》（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他提出的这一概念在空间上也涵盖了台港澳文学。但是，如何把台港澳文学纳入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框架中，整合成一个完整的文学史体系，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探讨。李宗刚认为：“现代中国文学史，理应以现代中国为文学演变的空间维度，对大陆文学、台湾文学进行系统阐释，这需要我们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上，以‘九二共识’为基点，强化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文学的完整不容分割，大陆文学和台湾文学同属一个中国文学。”[15]
这就是说，李宗刚对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认识开始逸出了既有的文学史疆域，试图站在历史高度重新审视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发展史，并由此提出了新的文学史书写愿景。
近年来，李宗刚循着已经梳理清晰的研究脉络继续探索，以求真的精神和怀疑的眼光重审文学现象，由此对于文学史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如《孙犁与莫言：从认同走向疏离》一文发掘出孙犁与莫言之间潜在的关联，揭示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代际更替在历史嬗变中悄然展开的方式[16]；《文本的生产与文学经典的诞生——基于〈阿Q正传〉文本生产过程的历史考察》从鲁迅的生活史入手，还原了《晨报》副刊编辑孙伏园通过催稿等方式影响《阿Q正传》文本生产的过程以及“边写边发”的现代报刊连载方式和由此带来的“反响—回应”模式[17]，为解读文学经典的生成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鲁迅与胡适“和而不同”的现代文化阐释》在文学史的视野中重审鲁迅与胡适的关系，聚焦于“和而不同”这一文化现象背后，鲁迅与胡适作为觉醒了的“真的人”在确立了现代文化理念之后获得的“主体性”，由此发掘出五四新文学在其后的继承与发展规律[18]；《教育的多元性与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以柳青创作的〈创业史〉为例》关注到在现代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广大的乡村被夹在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之间，柳青作为从农村走出来的作家，其个性解放意识呈现出复杂的态势，而这直接反映了现代教育的多元性特征，也导致了柳青的作品既有对五四新文学传统中个性解放主题的深层皈依，又有传统教育制导下的个性压抑，由此阐释出《创业史》的多重文学史价值和意义[19]。这些研究，都体现着李宗刚突破既有文学史叙述框架的“拓荒”意识。
四、结语
李宗刚自觉传承着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重史料、崇学理与尊个性”的学术传统，他的一系列学术成果不仅是其个人学术成长的坚实印记，也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学术发展史中的一个音符，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研究领域百花齐放的盛况，也体现了学科建设与学科传统对文学研究的重要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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