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没有见过活的恐龙，但自然博物馆里还原出来的巨兽，栩栩如生。科学家们正是通过残存的骨骼、牙齿化石推导出恐龙的大致面貌。研究汉语古音的学者，常常通过这个类比，试图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工作。这个推演的过程就是“构拟”，也称“拟测”“重建”。而他们的构拟成果已成为推动汉语史、古文字、民族语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的利器。
近日，上海师范大学教授潘悟云的《汉语古音手册》由中西书局出版。《文汇学人》采访了潘悟云教授，请他谈谈什么是上古音、为什么要研究上古音，以及上古音研究的现状。
东汉以前，都是上古音
文汇报：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什么是上古音？上古音和上古汉字的关系是什么？
潘悟云：类似的手册还有数种，我们这部叫《汉语古音手册》，而不是汉字古音手册，这是不一样的。语言的最小单位是语素，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汉字所记录的语素是音和义的结合体。不过在音形义三者中，汉字的表音性最弱。目前构拟上古音最重要的内部方法，一是通过古代押韵，一是通过汉字的谐声和通假。
那上古音指哪一段时间的读音呢？我们认为，上古汉语主要有这样三个语音特征：一是韵母鱼部字的读音为a。二是声母存在辅音丛，类似英语等语言中的kl、bl。汉语的辅音丛虽然已经消失，但是不难找到它们的踪迹。比如，古汉语的一些联绵词如“扶摇—飙”，现代方言里一些分音词如“窟窿—孔”等，很可能就是上古汉语复辅音的残迹。三是还没有以音高变化为主要区别特征的声调。汉语的声调来自上古不同类型韵尾对发声态的影响，可能是魏晋以后才产生的，真正发现汉语具有四声之别要到南朝齐梁时期。
这三个特征从先秦到两汉一直保存。从上古音到中古《切韵》音，期间经过了漫长的变化。方便起见，我们暂且把上述三个上古音特征的下限定到东汉末年，即：东汉以前，为上古音。古代的语言发音我们已经无法听到，只能从文献中窥见其貌。所以，我们明确上古汉语就是东汉以前所使用的文献语言。我们只收录传世文献中的上古用字，共有18887个字。
文汇报：许多人看过您用上古音念《诗经》的视频后，都会问为什么这念法跟现在的读音差别这么大？
潘悟云：有一个不容忽视的点是，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不绝，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时间观念和别人不太一样。我们经常觉得一千年的时间马马虎虎算古代，而两三百年前的清代康雍乾都是很近的。但如果讨论美国的历史，三百年前，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还不存在呢。最早的斯拉夫语文献语言，老教会斯拉夫语，年代大致相当于北宋。中古英语的历史时期大致对应我们的元明两朝，貌似较为晚近，但对英国人来说已经很早了。当时的大作家乔叟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如果不作翻译，现代英国人多数看不懂。而我们构拟的上古音，是东汉末年之前的汉语读音，距今已有两三千年，所以跟现在读音差别非常大。现代南方方言里保存的古代语音特征相对比北方方言多一些，如闽语许多特征被称为古汉语的“活化石”，听起来和现在的普通话迥异，也是这个原因。
另外，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不同汉语历史音韵学家的上古音拟音差别也很大。且不要说王力和段玉裁，即使是我和郑张尚芳的构拟，也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共识”——苏联语言学家雅洪托夫1960年发表过两篇突破性的论文，70年代的音韵学家根据雅洪托夫的研究，一起努力得出一个关于上古汉语构拟的共识，再进一步合理推理，才建立起了新的上古音构拟体系。这就像天体物理学里的宇宙大爆炸假说一样，材料少、距时远、也没法儿实证，但是逻辑过程严密，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构拟的共识之一，就是上古六元音系统，中国（郑张尚芳、潘悟云）、美国（包拟古、白一平）和苏联（斯塔罗斯金）等学者在一开始没有交流的情况下，各自用不同材料和方法得出相同的构拟结论，说明它是一个相当科学、相当成熟的构拟。不过，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具体细节，分歧在所难免。
从“稻”字探索稻作文化的传播
文汇报：印欧语系的构拟帮助还原了西亚和欧洲的史前史，对汉藏语言演化的了解，无疑也有助于我们认识东亚的史前史。汉语是汉藏语系里文献记录最丰富的语言，也是这组语言中可追溯年代最为久远的语言。能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汉语上古音构拟与中华文明史前史探索的关系吗？
潘悟云：在我看来，中华文明的探源，主要有三个窗口：遗传，语言，考古。遗传是生物的演化，考古是文化的演化，语言也同样发生着重要的演化。做文明探源，最直接的证据就是考古，遗址、遗物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语言就是这些遗址、遗物的概念和名称的历史记忆。
我举个例子，在中国的河姆渡、良渚，泰国的班清，印度的泰米尔这些距今5000—9000年的遗址，都可以看到稻米的实物。同稻米这一实物相对应的语言，就是“稻”这个词语。那么稻的实物以及“稻”这个词语最早是在哪里出现的呢？现在的考古研究就存在争议。不过，实物的演化同语言的演化应该是相一致的——实物有传播的时间，概念和词的传播也有相对应的时间。实物传播的时间有时候很难确定，但是各语言中词语的读音却可以根据自然音变来推断相对的时间早晚，比如一个语素在A语言的读音是G-，B语言读音是ɡ-，根据自然音变规则G〉ɡ，可以推测A语言的读音形式比B语言更为古老。
良渚文明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稻作文化。我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龙国贻正在合作，试图通过“稻”字的自然音变，推演出稻作文化的产生时间和传播路径。
稻，定母幽部字，上声，根据它同其他字的谐声关系，我们可以把“稻”的汉语上古音构拟为ɡlu？，声母最早也可能是小舌塞音*Gl-。侗台语的“稻”，名称很多，我们把侗台族群的稻米的名称全列出来，经过历史比较可得出原始读音大约是*Glu?。那么到底是侗台语传到汉语里，还是汉语传到侗台语呢？从历史上看，汉族的谷物里，最重要的是稷，即小米。五谷的排列里，“稷长五谷”，中原传统的“五谷”有两种说法，一种包含稻，一种不包含稻。但稷却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长江中下游的水稻的出土遗址年代比黄河流域要早。所以，我们推测*Glu?应是从南方的侗台语传至汉语。
苗瑶族群“稻”的名称更多。如果从词根来看，最重要的是*blu，那么这与古侗台语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到底是从*ɡlu变*blu，还是*blu变*ɡlu呢？根据自然音变规则，ɡ受圆唇u的同化变b，相反的情况很少。所以“稻”应是从侗台语传入苗瑶语。再来看南亚语，“稻”多作ɡu，有时前面有个鼻冠音。稻作文化的先后，通过考古发掘难以判断，但由“稻”这个词的演变先后，根据语音变化的规律和方向大概可以看出稻米的传播过程是：侗台→汉、南亚→苗瑶、南岛、藏缅、泰米尔。
研究中华文明的产生，一定要结合语言文字，才能把有些问题讲清楚。所以，中华文明探源的语言路径值得深入探寻，应当引起重视。
文汇报：您在前言中提到，手册的创新之处是“从历史比较法转向演化语言学，其根本内容就是自然音变和音变链”。您还说，“我已经看到音韵学有可能发展的高度”，具体是指什么？
潘悟云：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在中外都很类似，最早是依附于文献研究的语文学，后来重视以活语言为本体，探索语言自身的变化规律，逐渐孕育出现代语言学，而语言学作为科学研究，它的目标是成为经验科学的一部分。所谓成为经验科学的一部分，即语言学希望学习像物理、化学一样的研究路径，对经验世界进行观察测量，再归纳分析得出规则，继而用形式科学即数学、逻辑的方法对规则进行演绎运算，导出新的规则和结论，最后在经验世界中接受检验。所有的经验科学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目前的语言学，在很多方面还没到达这个程度，但现在有实验音系学、语言类型学等等都在向经验科学努力，希望能够在实验室重现历史音变。演化语言学，就是逐渐往这个方向去做。这就是我说的“音韵学有可能发展的高度”。
汉语历史音韵学在清代乾嘉时期取得了空前成就。不过，如果以现在的眼光回顾过去，传统的语文学在方法论上难免不足。这里就要说到，王力先生强调古音构拟、古音演变的研究有一个基本原则：“有果必有因”。如“格”和“路”两字，用同一个声符，但是后来的读音不一样，说明上古的时候一定是存在着导致后来不同变化的原因的。他的这个意见就是批评清代学者喜欢笼统地说“一声之转”——觉得局部相似，上古读音就可以归为一类。王力先生说这样的方法贯彻下来，结果可不得了，如果都是“一声之转”的话，上古发音“鸡”就等于“狗”，“红”就等于“黄”了。
20世纪初，瑞典学者高本汉把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引入汉语音韵学研究，把活的汉语方言和文献资料进行比对，构拟出了《切韵》的读音。高本汉的工作开启了汉语音韵学的新时代。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译音对勘法。这是从德裔俄国学者钢和泰的梵汉对音开始的，利用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大量借词对音。如发现《汉书》里的“乌弋山离”即Alexandria；“浮图”即梵文Buddha，“乌”“图”都是上古鱼部字，则鱼部上古读音为a。加拿大学者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提供了更多系统和丰富的对音材料。
再后来，学者们认识到，现代的语言结构是古代语言系统演化的结果。结构主义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利用现代语言结构，去推测古代语言面貌，这就是内部拟测法。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提及董同龢与雅洪托夫，他们的研究是六元音系统得以确立的最重要依据。
文汇报：那么演化语言学的具体方法是什么？
潘悟云：演化语言学是20世纪出现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自然音变和音变链。人类的发音器官与听觉器官从古至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所以古代与现代发生的自然音变基本相同。
关于音变可以举个例子。像京剧里保留了一些比较古老的音，如《苏三起解》里“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身来在大街前”里面的“街”念作kiai，但因为这个iai在发音上不经济，比较费力，i很高，a很后很低，就形成两条音变路径，韵母iai变成ai或ia、ie。
美国语言学家拉波夫提出“长元音高化、短元音低化、后元音前化”这三条原理，归纳人类语言最基本的演化模式。他的材料主要来自印欧语的历史比较，当然其中也有许多非印欧语的调查材料。但是，几乎少有汉语的材料。我们基于汉语的上古音、中古音，直至1000多种现代汉语方言的读音，提出了音变链，这些音变链与拉波夫的音变链几乎一致，恰恰说明人类的音变现象和音变理论是普遍的。这本《汉语古音手册》将是演化理论的重要证明。
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虚时音变和真时音变。这其实是从天文学借来的一个概念，我们现在看晚上的星空，会同时看到很多发光体，但这些发光体离开地球的距离是不一样的。我们今天听到的不同读音，如“哥”，苏州西山念ka，上海念ku，北京念kΥ，广州话念kɔ，就好比我们看各个发光星体有不同的亮度，而这个不同是星星和地球的距离远近造成的。根据亮度，可以推测一个距离我们1000光年，另一个是200光年。语音上能得出时间先后也是同理，我们没有古代真时的记录，明确说这个原来读a，然后读o，再后来读u，但我们可以通过现在采集到的地理上的共时分布，通过语音自然演化的音变链，整理出历史上变化的路线。这就是通过地理上的虚时来还原真时变化。
在手册的基础上，或可构拟出原始汉语
文汇报：近年来发现、公布的大量出土文献，对您的研究有怎样的影响？古文字和上古音研究的关系是什么？听说这部手册有不少古文字学者的参与，相关构拟也用了很多出土文献材料来检验。
潘悟云：研究上古音，最重要的材料之一就是古文字。原来我们基本上是用传世文献，像谐声字原来主要用《说文》系统，假借就是看传世古书里的通假字。近年来多了不少出土文献，新的古文字材料改变了许多既有看法，像很多谐声关系，是《说文》里没有的。目前，上古音的研究核心还是谐声分析，这是汉语内部的证据。民族语和亲属语对比，是外部证据，当然最理想的是能互相印证。
出土文献里的汉字材料，可以纠正《说文》在字形分析上的错误。像陈剑《释“造”》一文就指出，《说文》里是“造”从“告”声，但现在从楚简秦简里发现，“造”的声符不是“告”，跟“告”有明显区别，上面还多了一笔。张富海也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丼”和“井”字，也是中间有一短笔。好多字，加了一笔，就起到区别的作用。这些古文字材料区分开了原来这些谐声系列当中声母的不规则对应，证明《说文》的有些说法是错的。现代古音研究和传统音韵学不同的地方，就在于越来越讲具体的语音条件，需要材料的证据推导。
另外，我还想说一点。谐声系统是以雅言为中心。东周时，周平王东迁，洛阳人说的音被定为雅言，也就是标准音。孔子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但是洛阳的雅言其实是首都地区的方言，而全国各地都有不同的方言。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里，有很多通假字。通假字之间的差异，说明当时文字记录里有不同的方言。
例如，第一人称雅言为“吾”，读*ηa，但是郭店《老子》里，第一人称用“居”（“居以寡复也”），“居”雅言读音是*ka，这里“居”是马王堆方言中的读音，就是方言用字。还有楚文献里的“虖”，其中的“虍（虎）”“乎”都是声符。虎是晓母鱼部字，读qha？，小舌音。乎是匣母鱼部字，读*Ga。估计楚国第一人称可能读*Ga。还有秦国表第一人称的字写作“（虍+鱼）”，为什么用这么难写的字？只能说明当时的读音与雅言的“吾”是不一样的。
汉藏语的第一人称，尤其是藏缅语里的第一人称，最多的是读作ηa，或者qa、ɡa，还有读ηGa，这同我们刚才讲的出土文献里的通假字读音，是相吻合的。这都足以说明，汉藏语演变到汉语的过程中，曾经有很多形态的方言。
高本汉将现代各地方言作历史比较，得出了汉语中古音。现在，我们有了《汉语古音手册》的上古汉语雅言的拟音，同时还有不少上古汉语方言材料，通过进一步的深入的历史比较，或许可以构拟出更古老的原始汉语！特别希望研究古文字、古音韵和民族语的朋友们一起来探索这个方向。
（感谢王弘治教授、张富海研究员为本次采访提供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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