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4月发布的2023年度“中国好书”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西藏妈妈》入选。该书讲述了雪域高原上儿童福利院的“妈妈们”无私奉献的感人故事，立体呈现新时代西藏幼有所长的动人画卷，让世界真切地看到西藏感人动人的文明风景。
作品既坚守徐剑西藏题材系列报告文学的基本风格，也呈现出新的气象、追求新的表达。日前，本报记者专访了作者徐剑。
遇见西藏儿童福利院的故事
是偶然中的必然
记者：一提到您的西藏题材作品，读者便能想到一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如《东方哈达》《怒放》《金青稞》等。在您的创作中，西藏是具有特殊意义的重要文学地标。请您介绍一下，是怎样的机缘巧合，让您决定撰写《西藏妈妈》这样一部作品？
徐剑：之所以写《西藏妈妈》这本书，是因为遇见西藏儿童福利院的故事。现在想来，这是偶然，又是必然。
2019年2月，我接到西藏作协好友的来电，邀请我去林芝看桃花。我愉快地答应了，之前虽去了西藏十几、二十趟，但还一直没有看过桃花。
所谓“百闻不如一见”，亲眼所见后，我惊叹于西藏桃花的美丽与独特。雅鲁藏布江两岸河谷、村庄的千年古桃树连成一片，树干粗大的老树发出新枝和新芽，绯红、粉白的桃花如漫天云霞，与雪山、麦田相辉映。后来我在《西藏妈妈》后记中所写的“千年一梦桃花落，雪山之巅，古树蓬春，桃之夭夭”，就是在看桃花的过程中有感而发。
但真正的感动是在林芝市儿童福利院。去看桃花前，西藏自治区文旅部安排了一场关于西藏“双集中”的采访。什么是“双集中”呢？2013年，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颁布《关于全面推进五保集中供养和孤儿集中收养工作的意见》，有计划地在全区实现有意愿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在县以上供养机构100%集中供养、孤儿在政府主办的地（市）以上儿童福利院100%集中收养，简称“双集中”。这是西藏在新时代为实现老有所依、幼有所长的具体举措。
我们上午去了工布江达县的养老院，下午去了林芝市的儿童福利院。通过采访，我发现西藏的“双集中”工作做得非常好。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政府举措，我在西藏遇见儿童福利院的故事，就是偶然中的必然了。
记者：在儿童福利院采访之后，您最大的创作动力是什么？
徐剑：采访中，我看到林芝市儿童福利院一般是一个“妈妈”照顾4个孩子，他们住的是四室一厅的套房，宽敞明亮。在那里，孩子们欢歌笑语，“妈妈们”的舐犊之情也都写在脸上。小姑娘拉错让我印象深刻。听她的“妈妈”拥中卓玛介绍，拉错刚到福利院时，像一只小藏羚羊，眼中全是惊恐，也不跟人说话。后来，拥中卓玛每天都抱着她睡觉，给她唱歌。有一天，拥中卓玛突然听到了她的轻声呼唤——“阿妈拉”（藏语，妈妈的意思），惊喜交加的拥中卓玛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看着那些“妈妈”和孩子们，听着他们的温暖故事，那一刻，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锁定这个项目，像这些“爱心妈妈”呵护孩子一样执着，写一部反映西藏“双集中”、幼有所养的书，书名就叫《西藏妈妈》。
“西藏妈妈”的大爱
汇成一条情感的雅鲁藏布江
记者：从作品内容来看，您采访的行程几乎遍及整个西藏，采访的“妈妈们”的故事更是感人至深。能介绍一下您的走访经历吗？
徐剑：2020年5月，我再次进入西藏，从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开始，展开采访工作、搜集创作素材。然后，溯澜沧江上源扎曲河而上，经过横断山脉，横穿万里羌塘，抵达藏北重镇那曲市。在那曲市儿童福利院，我采访了3天。再环大北线，抵达平均海拔超过5000米的双湖县。之后西行前往阿里，重点采访了“双集中”试点阿里地区儿童福利院。离开阿里后，我环冈底斯山、喜马拉雅山而行，抵达日喀则，再到拉萨，转道山南，最后返至最初的采访地林芝。
估算了一下，在7家地市级儿童福利院，我总共采访了100多位“妈妈”。这些阿妈拉、未生娘（未婚女子）不分年龄与民族，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西藏妈妈”，或者说“爱心妈妈”。这些“妈妈”将自己与孩子们紧紧拴在一起，以温暖大爱抚育了儿童福利院的孩子们。
记者：“西藏妈妈”是这部作品中闪闪发光的文学主体。您通过满含深情的笔触，细腻书写了多位“妈妈”的感人故事。能与读者分享一些您印象深刻的故事吗？
徐剑：100多位“爱心妈妈”，年龄最小的19岁，最大的50岁，她们向我平静地讲述自己与孩子们的故事，就像在讲自己的儿女一样。
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的护理员门拉，尽管有孕在身，但仍带着患病的小卓嘎到四川看病。门拉每天带着孩子去挂号，一天比一天早，最后终于挂上了专家号。小卓嘎术后发烧，严重感染，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0多天，门拉一直忙前忙后……从未进过城、刚怀孕的门拉，为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扛起守护重任。小卓嘎醒来时，一声轻轻的“阿妈拉”，让门拉彻底破防，潸然泪下。
19岁的拥中卓玛拥有“一颗牧场上卓玛花一样纯洁的心”。她原本在林芝市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听说儿童福利院扩招，便毅然前往应聘，当了一名“爱心妈妈”，和4个素未谋面的孩子组成家庭。
嘎斯原本在草原放牧，后来到城里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几年后拿到了大专文凭。她毕业后报考上昌都市第一儿童福利院，成了福利院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爱心妈妈”。
另一位“妈妈”大曲宗则把做好“爱心妈妈”当作一种归宿，她觉得不是她给了孩子爱与家，而是一群孩子给了她温暖的家和作为“妈妈”的幸福。
还有两位汉族“妈妈”，她们给孩子们唱汉语歌曲、教孩子们汉语，孩子们特别开心。
书中像这样的故事比比皆是，每个故事都很感人。这些“西藏妈妈”的大爱，汇成了一条情感的雅鲁藏布江。江有多深，她们的情感就有多深，爱就有多深。
记者：“爱心妈妈”的故事发生在新时代西藏的土地上。是否可以说，这是一种民族大爱的传承，更是这个时代幸福西藏的真实写照？
徐剑：我在青年时期就与西藏结缘，并在后来的岁月中与西藏有多次亲密接触。西藏这片土地上的大爱、博爱，可以说是深入人心、融入血脉且渗透人们日常生活的。无论青藏高原上风雪多大，严寒多么逼人，这种爱都在人们的血脉里奔腾。这就是西藏的历史和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除了“西藏妈妈”，还有很多人在关心、关爱孩子们。昌都市民政局局长布措的一项工作就是开车到各村去“拾孩子”，为孤儿们找“妈妈”。西藏政府对老人和孤儿采取集中供养，是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举措，更与西藏社会稳定、长治久安紧密相连，意义非同一般。
以“有我之境”式的共情倾诉
凸显作品的真实感、切近感
记者：都说“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好的报告文学是行走出来的”。为了创作，您二十几次进藏，奔波辗转于西藏各地，对于行走这一理念您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吧？
徐剑：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讲，行走太重要了！好的报告文学作品，要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实地考察、现场采访，是一步步走出来的文学。行走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这个世界，感受生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尤其是对于西藏、对于青藏高原来说，只有亲自到了这里，才能看见这里的壮阔与宏伟，感受到这里人民的善良与质朴。每一次在青藏高原行走，我都激动与感动交织。
记者：《西藏妈妈》虽然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但呈现出一种诗意化和散文化的倾向，这是否也是您情感的一种表达？
徐剑：是的，与我以往的西藏题材报告文学有所不同，在《西藏妈妈》中，我努力突破理性表达的方式，将对“西藏妈妈”的叙述与自身的西藏情结贯通起来，形成不同于旁观者式的采访与书写。通过类似“有我之境”式的共情倾诉，来凸显作品内容的真实感、切近感。
《西藏妈妈》写到了情感、命运，也写到了“妈妈们”自己的家庭遭遇，但她们都能在儿童福利院、在那些孩子中，寻找到自己的心灵归宿与寄托。这些内容我都是通过闲笔来体现，包括抒情和感慨。文本上呈现出来的，也就是你所说的诗意化、散文化。
就创作理论而言，尤其是现代主义的写法，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实应该把感情藏住。但我觉得，《西藏妈妈》应该是一曲关于情感与大爱的颂歌，因此，胸臆间的激情常常喷涌而出，这是一种抑制不住的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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