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瑜：论文学本体论概念在中国近四十年的发展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1:11:50 爱思想 张瑜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文学本体论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文论界提出的影响最大的新兴文论术语之一，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对40年来文学本体论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情况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评述，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文论界对文学本体论含义理解的发展变化，二是总结文学本体论概念的演变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的影响、贡献和理论得失。 关 键 词：文学本体论 本体论 存在 形而上学 本体论(ontology)原是哲学术语，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形成了“文学本体论”的术语和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时期，中国文艺理论界曾兴起一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本体论”潮，使“文学本体论”概念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艺理论界最有影响的新兴文学理论术语之一。经过40多年的发展，文学本体论已经衍变成为一个内涵丰富、复杂的文论概念，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过时至今日，对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仍然充满了许多争议，回顾和重新审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文学本体论在中国的发展情况，探讨其理论得失，仍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把文学本体论在中国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第二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本文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40年来中国文论界对文学本体论概念含义的理解和演变，二是简要评述和总结文学本体论概念含义的演变对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 对文学本体论概念在新时期最早由谁提出、如何出现的问题，文论界看法不一。据刘大枫先生考证，新时期文论界最早明确提出“本体”术语的可能是吴调公，他在1981年《文艺报》上发表的《文艺理论应该是文艺实践的科学总结》一文中提出要重视文艺“本体”的研究：“内部规律是本，外部规律是末。没有本体的存在，一切关系都说不上。”[1](P25)他说的文艺“本体”是指文艺的内部规律，这个观点明显受到西方文论的影响，但他对“本体”范畴的理解却是中国思维的，即强调“本体”是根本、自身的含义。从吴调公及其后零星出现的相关文章看，中国文论界对文学本体论这一新名词的最初理解，主要指向文学自身、本身。这一被后来学者称为望文生义的“误读”，其实是与新时期要求文学研究拨乱反正、回归文学自身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的，因而成为文论界最自然和最广泛的一种理解。时至今日，这种理解仍然在文学本体论概念所包含的丰富含义中占据了一层意义，尽管可能是不能直接道明的。 随着改革开放后国门的打开，西方文化和学术思潮大规模地涌进，文论界也开始从西方文论中寻找文学本体论的合法性证明。美国新批评主将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很快成为最有力的“外援”。兰色姆因使用本体论名称被当时中国文论界许多人认为是文学本体论的开创者。由于文论界一般把英美新批评划入形式主义文论的阵营，人们普遍把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理解为作品论，即作品本身就是文学本体。但是当时最早系统研究新批评的学者赵毅衡则敏锐地发现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还有另一层含义，即兰色姆认为诗的本体性还来自诗歌可以很好地反映或复原人们所处的复杂的“本原世界”，从而为人们提供一种本体的独特知识。“既说诗自身是本体存在，又说诗的本体性来自它能完美充实地‘复原’世界的存在状态”[2](P19)，赵毅衡认为这两个意思是互不相容和矛盾的，由此他认为新批评并不是欧洲那种封闭的形式主义文论，而是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赵毅衡的观点应该说揭示了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的复杂性。此后，针对赵毅衡的“矛盾论”观点，一些学者也从调和的角度来尝试解释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含义，如方珊在《形式主义文论》中指出：“在兰色姆看来，强调以文学作品为本体和主张文学与世界相关联二者并不矛盾，而且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这正是兰色姆本体论的重要特点。”[3](P180)由此对兰色姆文学本体论含义的理解，在中国文论界又出现了“不矛盾论”观点。但从总体上看，文论界仍然侧重于把文学本体理解为作品本身，只是并不切断作品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密切联系。此外，还有一种理解是从方法论角度提出的，即认为兰色姆是把哲学本体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用来研究文学和美学现象，提出这种观点的于茀、黄力之等人注意到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本体是关于世界本原或第一原因的最高范畴，具有终极性，是不可以涉及具体事物的，所以他们认为本体论不能移用于文学领域，只能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视角引入文学研究。这种观点的可贵之处是意识到要从西方哲学本体论来理解文学本体论的含义，但是西方哲学本体论非常复杂，有传统和现代之分，兰色姆所说的本体论究竟依据的是哪一种哲学本体论，以当时的理论素养而言，中国文论界还是很难区分的。于茀等依据西方传统本体论得出否定文学本体论的观点，而兰色姆却使用了本体论这个术语，而且传统本体论主要采用理性的逻辑方法，而这一点与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中处处突出和强调诗歌的感性特征却是相互矛盾的，所以对兰色姆的文学本体论含义的理解问题在整个新时期都没有很好地解决，仍充满许多争议。直到2010年以后，中国文论界才对兰色姆的本体论概念含义有更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新时期之初，兰色姆以本体论为名的批评理论给国内文论界提出文学本体论术语提供了巨大的信心和合法性证明，却是不争的事实。 除了兰色姆之外，国内文论界在新时期1980年代对文学本体论含义理解的另一“外援”则来自西方哲学本体论。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之初，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本体论的研究也才刚进步，尽管有汪子嵩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和陈宣良博士的《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出版，但中国文论界主要还是通过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理论来认识和理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和叔本华、尼采的非理性主义都是新时期之初引入国内并产生很大影响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潮。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在帮助中国文论界了解和认识西方哲学本体论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其指出本体论的原义是指关于“存在”的研究，它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他的著名的“存在者差别”批评也显示出西方哲学本体论有传统与现代之分，具有丰富的复杂性。这些观点也促使国内部分学者开始把本体、本体论概念与“存在”含义联系了起来，例如朱立元在1988年发表的《解答文学本体论的新思路》一文就提出，根据西方本体论的“存在”含义，建议文学本体论应该是对文学存在方式的探讨，即探讨的是“文学为什么存在”“文学怎样存在”这类问题，而不是“什么是文学”这种传统的文学本质问题。 以上这几种含义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最主要的理解方式，有时人们理解文学本体论时还会将其中一二种含义混合在一起，构成了比较复杂的内涵。 新时期的文学本体论术语在1985年开始流行起来，1986年在中国文论界开始掀起一股热潮，1987年达到高峰，各种有关文学本体论的文章铺天盖地，冠以本体、本体论的名词术语也层出不穷。为什么这个时候文学本体论会兴盛起来?主要是因为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论界从新时期之初开始的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系列不正常的文艺理论和美学问题的反思已经推进到“深水区”，开始对文艺的本质、什么是文学自身等问题进行讨论。重释文学本质特征及自身规律的要求被强烈提出，文学本体论思潮就是顺应这一发展趋势和要求应运而生的。尽管文论界当时还没有彻底弄清文学本体论的具体含义，但是大多数人已经按捺不住地按照各自的理解提出和建设一种新的、更符合文学自身特点的文学本体论来试图取代以往的反映论文论了。在这股声势浩大的文学本体论思潮中究竟有多少种文学本体论的提法是很难统计的，已经有不少论文和论著对影响较大的文学本体论做了分类和整理，相对有系统并对新时期的文论建设和发展产生一定影响的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是形式主义文学本体论，包括作品本体论、语言本体论和形式本体论等几种提法。这类观点明显是受到西方形式主义文论的影响，把文学作品、语言或形式视为文学的本体。这是文学本体论思潮中影响最大、参与讨论人数最多的一类文学本体论；第二类是人学文学本体论，包括人类学本体论、生命本体论、精神价值本体论和非理性本体论等几种提法，它们把人视为文学的本体和根本。新时期之初，通过对人性论、人道主义和人的主体性讨论，人的问题再次成为中国文学和文论的焦点。随着西方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引进，文论界对人的认识形成了不同层次和不同视角，陆续提出了侧重于人的生命、自我、精神意识或无意识等不同因素而形成的各具特色的人学本体论。这两类文学本体论虽然提法不同，但对文学本体论含义的理解还是一致的，即都把文学本体理解为文学本身或文学最根本的因素，只是在选择哪一个因素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而第三类文艺活动本体论则不再只着眼于文学活动中某个孤立因素，如语言、形式、生命或自我等来建构理论，而是企图把文学活动的各个要素都尽力纳入文学本体论的范围内进行研究，体现了一种整体的思维模式。活动本体论主要包括存在活动本体论、人的活动本体论、艺术活动本体论和显现活动本体论等提法。它们另一个突出的特点是都比较自觉地采纳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含义“存在”作为基础，并将其含义与“活动”联系起来并加以阐释，如存在活动本体论的代表朱立元就认为文学是作为一种活动而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 尽管在概念含义的理解上存在分歧，但这三类文学本体论都对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实践和文论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创作领域，由于它们对语言、形式、生命或无意识等因素的强调和提升，直接对新时期我国先锋文学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文论建设上，不仅极大推动了我国文论“向内转”的发展趋势，而且开始从整体系统的视角和架构来研究文学活动，改变了以往单一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使之焕然一新，促进了中国新时期文论的现代转型。 同一时期存在同样风靡一时的文学主体性和文学审美论，虽然文学本体论与它们有共同“回归文学自身”的旨趣和突破原有的文艺理论的目标，但由于使用的是“本体”“本体论”术语，与孤立强调主体和审美因素相比，文学本体论在揭示文学的属性、功能上更全面地体现出对文学自身规律和特征的进行整体和系统研究的特色，其理论建构也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具想象力的空间和可能性，这也是新时期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本体论热潮的主要原因之一。 进入20世纪90年代，文学本体论思潮退潮，文学本体论研究进入了一个反思期和沉淀期。在针对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的反思中，文论界普遍认识到，文学本体论研究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其概念含义的混乱。1996年，朱立元在《文学评论》发表了《当代文学、美学研究中对“本体论”的误释》一文，对当时文艺学和美学领域中本体论概念滥用的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朱文还追溯了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概念含义以及近现代中国哲学界对本体论的理解情况，体现出一种力图在全面把握西方本体论概念含义的基础上来确定文学本体论含义的努力。在朱文之后，高建平发表了一篇与朱文商榷的文章《关于“本体论”的本体性说明》，对朱文涉及的西方哲学本体论的一些问题作了详尽的辨析和补充。这两篇文章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对文学本体论的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为它们为中国文论界最终确立了一个从哲学入手，特别是以西方哲学本体论为最终依据来确定文学本体论含义的方向。自此以后，文论界改变了“望文生义”的做法，几乎都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的。 但是要梳理和弄清西方哲学中的本体论的术语含义并非易事。朱文和高文都让文论界认识到西方本体论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即使是西方人自己的理解也是充满各自不同的“误释”，例如高文就指出新时期把文学本体误读为“文艺作品本身”，其实在西方美学中也是存在的，“寻找‘文艺作品本身’的存在的‘艺术作品本体论’(ontology of artworks)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分支，克罗齐、茵加登等就是其重要代表”[4](P147)。不过幸运的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本体论研究取得了许多重要的进展，这为文论界了解和把握西方本体论含义提供了极为有益的参照。 在中国哲学界，本体论这一概念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由日本翻译传入中国，但是直到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哲学界才真正对西方哲学本体论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随着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其研究领域从西方哲学也逐步波及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人数也不断增加。特别是90年代后期，本体论研究开始加速，1999年俞宣孟的《本体论研究》出版，是中国哲学界对西方本体论研究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该书提到“治西方哲学史而不通晓本体论，犹如入庙宇而不识佛”[5](P3)的观点进一步加强了中国学界对本体论在哲学中定位的认识。该书与2000年汪子嵩和王太庆两位先生共同推出的长篇论文《关于“存在”和“是”》在中国哲学界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和争议，关于本体论译名的争鸣尤其引人注目。2002年围绕这一争鸣形成的近百万字的两大卷论文集《Being与西方哲学传统》，更是在中国哲学界将本体论研究推到了一个高潮。总体而言，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对本体论的研究的主要进展集中在四个方面：(1)本体论的译名问题，ontology在我国学界出现多种译名，由此在哲学界形成了本体论译名之争；(2)本体论的含义问题，译名不同也导致理解的不同，这也是在学界引起极大争议的问题；(3)关于中国哲学有无本体论的问题，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引入自然引发了中国学界对本土哲学的反思和中西哲学的比较，针对中国哲学有无本体论的问题形成了肯定与否定两派；(4)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学界格外关心的问题。在关于马克思有无本体论思想的问题，中国学界形成了否定和肯定两派看法，在肯定派中，在进一步探讨马克思哲学的本体论究竟是哪一种学说的问题上，又存在“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等诸多分歧和争议。上述这四方面都对文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译名之争也影响到文论界，出现“文学存在论”这个新名词，而后两点的讨论直接对文论界探讨和建构中国古代文艺本体论和马克思主义美学及文论建设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本体论含义之争对确立文学本体论含义尤为重要。新时期以来，中国哲学界在认识和理解本体论含义方面主要形成了三种观点：(1)把本体论定义为研究世界本原或本性的学说，这是中国学界自己的总结和解读，明显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本体”的理解，由于这个含义通俗易懂，所以被广为接受；(2)依据西文ontology的字面含义，将之定义为关于存在的学说或学问，但由于对存在概念的理解不同，又产生不同的争论；(3)依据18世纪德国哲学家沃尔夫的定义把本体论理解为对“存在”(本体)这一纯粹抽象逻辑范畴进行推演、构造的原理和体系，这里的存在是指世界万物背后的最高、终极存在。这是西方传统哲学本体论，也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经典含义。三种含义都对文论界确立文学本体论含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文论界而言，西方传统本体论的经典含义，由于其先验性和形而上学的特点，是不适合移用于代表经验和具体层面的文学领域的，这是令文论界感到头疼的地方。如果不采用20世纪80年代那种全盘否定文学本体论的观点的话，那么折中的办法就是如杜书瀛和张婷婷提出的“将哲学本体论的思维方式作为艺术研究的哲学方法论根据，进行文艺学美学的本体论研究”[6](P172)，这一观点实际上与新时期于茀等提出的方法论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但是也有学者看中了西方传统本体论的超验和形而上性质对文学和人生的提升意义，如王元骧先生，他在2000年前后转向文学本体论研究，提出“所谓文艺本体论，无非是指艺术作品之外还有一个本原的世界，一个决定文艺存在终极的根据，并要求我们联系这个本原的世界来说明文艺的性质”[7](P7)。王元骧显然也是依据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含义，但他重视和挖掘的是文学本体论研究所体现的文艺的形而上性质，而他认为，文艺的形而上性质又是与人的存在意义特别是人的超越性生存意义不可分割，所以，他所建构的文学本体论力图“从本体论层面上对于人的追求自我超越的本性的深入揭示”，这“不仅可以为我们的文艺价值论研究提供必要的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使我们理解和衡量文艺的价值有了自己的原则和依据，而且还可以使传统文艺本体论的研究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赋予它以当今的时代内容”[8](P57)。王元骧理解和建构的显然是一种新的人学本体论。与之接近的是王岳川，他在2007年发表的《文艺本体论的危机与希望》中提出“本体论是对人的活动与人的存在其中的世界的一种整体、终极的看法，是追问生存的真理、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根基”，显然他看重的也是传统本体论的形而上特性，并把艺术本体与人类本体联系起来，认为“文艺本体论是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审视和厘定”，是“解决人类本体论危机与重建精神价值的希望”[9](P13-14)。王岳川是新时期文艺活动本体论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观点显示出活动本体论与人学本体论在2000年后进一步发展融合的态势。而另一位文艺活动本体论的代表朱立元也凸显了这一特色。他在2007年发表的《关于文学本体论之我见》一文中不仅坚持了自己在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中提出的活动本体论观点，以存在的含义来理解本体论的含义，而且还对文学存在方式作了更深入的思考，指出“文学本体论应当提升到人的存在方式的高度，即把文学活动(艺术和审美活动的一种)看成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之一，看成一种基本的人生实践”。朱立元的观点显示出向人学本体论靠拢的姿态。但是朱立元的人学特色显然不同于上述两位论者，他不是着眼于传统本体论的形而上特征，而是吸收和采纳了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资源。朱立元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本体论思想的，并把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概括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核心的实践存在论思想，由这一立场出发，他提出：“文学本体论应当在上述实践存在论思路下对文学活动进行考察，展开研究，应当从文学作为人的一种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人生实践活动的高度，从文学活动区别于其他艺术活动和审美活动的特殊存在方式的角度，对从作者的文学创作活动到读者的文学阅读(接受)活动，重新进行创造性的阐释。这才是文学本体论的研究任务。”[10](P11)显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文学本体论研究呈现出一定的人学特色，这与当时挖掘文学的形而上特征以抵御社会的世俗化和商品化背景有一定的联系，同时我们也看到，对本体论含义的不同理解，也决定了不同的文学本体论含义。 2006年之后，中国文论界出版了一批中青年学人撰写的文学本体论研究专著，他们对西方哲学本体论历史都有过全面细致的考察，视野和格局也更为开放，因而也更具学理特点。例如苏宏斌在2006年出版的《文学本体论引论》一书中就提出：“严格说来，所谓‘文学本体论’只是一个类比的说法，因为本体论所关注的是最普遍意义上的存在问题，文学理论所探讨的则只是文学现象的本质和特征问题，就此而言，任何文学理论其实都不足以负担‘本体论’之名。”[11](P99)但苏著并没有走向完全否定文学本体论概念的道路，而是认为任何具体科学除了探讨特定领域的具体问题之外，也需要对自身的方法论基础进行反思，这便会上升到哲学思辨的领域：“而文学本体论恰恰就是在哲学本体论与文学理论之间孕育出来的‘交叉学科’”，“文学本体论事实上构成了哲学理论与文学理论之间的中介环节”[11](P100)，它所探讨的就是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普遍的存在问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苏著是把文学本体论理解为对文艺活动进行自身哲学反思的学问，即文学哲学，这与黑格尔所说的“艺术哲学”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 刘阳于2010年出版了《小说本体论》，其研究主题虽然是小说本体，但是文学本体论是其不可回避的前提。刘著提出本体论在西方主要形成了现成本体论和生成本体论，即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和超越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在此基础上，刘著进一步探讨文学与本体论的关系，指出文学既有附属本体论的一面，也有反拨本体论的一面，当单纯依附于本体论时，“此时‘文学本体论’意指文学现成挪用本体论所形成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可能带上本体论原有的形而上学特征；当反拨本体论时，“‘文学本体论’则意指文学并不现成挪用本体论，而是在反思和批判本体论中发现后者局限，进而使本体论由现成性向生成性改善，和文学相互契合、对话所形成的一种理论”[12](P159-160)，这种理论就有可能超越了本体论原有的形而上学特征。也就是说刘著认为存在两种文学本体论。它与苏著都力图超越传统本体论的局限，把现代本体论，即后形而上学本体论与文学本体论的复杂关系纳入研究视野。 张瑜的《文学本体论新论》也出版于2010年，建议从区分学科和学说两个层次上来准确理解本体论概念含义。所谓学科层次就是把本体论作为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看待，泛指一切有关存在的哲学研究，与认识论、价值论并列；而学说层次就是历史上各种有关存在的理论，本体论可以特指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形成的一种在西方哲学史上占据主流的探讨存在问题的学说或哲学形态。在此基础上，张著提出“我们主张把文学本体论看做是受本体论学说影响产生的一种文学研究模式和形态是恰当的”[13](P54)。张著认为这是一种在西方文学研究领域中占据主流的研究模式和形态，直到20世纪前后受到一系列诸如科学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非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的冲击，才导致西方文学研究模式发生转向。对于当代一些力图突破文学本体论的研究模式，开拓出新的存在论方向和道路来研究文学存在问题形成的理论，张著建议采用“文学存在论”名称较为恰当。这样可以避免当前文学本体论研究出现的许多误解现象。 张著还对兰色姆本体论的批评含义做了进一步探讨，这接续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论界对兰色姆本体论含义的研究，他通过分析兰色姆的主要论著认为，在兰色姆理论中，“本体”和“本体论”仍然是在哲学意义上使用的，但是兰色姆所根据的哲学本体论不是传统、理性的本体论，而是西方现代、感性的本体论。这种现代感性本体论认为，只有纷繁复杂、具体、感性的事物才是世界真正的本体、真正的存在，兰色姆坚信只有诗(文学)才能够真正反映这个真实的存在世界。他的本体论批评理论强调文学与科学的真正区别在于本体论(存在论)意义上的差异，即文学能够提供一种“本体知识”、一种艺术真理，这是文学存在的独特价值所在。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兰色姆的代表作《新批评》在中国终于有了完整译本，20多年前文学本体论思潮刚崛起时，兰色姆就以本体论闻名中国文论界，并以此成为文学本体论的合法性证明的根据，这本书的出版真可谓是一份迟到的“礼物”。2015年国内学界也终于出版了第一本以兰色姆本体论批评为主题的博士论文，张燕楠《诗与世界——兰色姆“本体论批评”研究》对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对其本体论含义的解读中，张著也将兰色姆的本体论划归到现代本体论之列，认为“兰色姆对世界本体的追问不是指向其终极绝对的存在和概念化的真理，他反对实体存在的预设，主张以人的感性直观观照人所生存的世界之本体。兰色姆的本体论既强调了人的生命存在对于世界及本体意义的关注，又规定了本体在生命存在中的动态敞开型；既关乎意义的探寻又重视价值判断，因此不同于传统的本体论”[14](P135)。在此基础上，张著对兰色姆的本体论批评的意蕴做了多元开放的挖掘，指出其不仅包含了感性本体论，也包含了生存本体论、语言本体论和诗性本体论因素和属性的特征。这是目前国内文论界对兰色姆本体论批评达到的最高程度的研究，对国内文学本体论研究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论界普遍采纳了从西方哲学本体论入手来确立文学本体论含义的思路，但西方本体论含义的复杂性和不同论者的解读差异，使文学本体论的含义仍充满分歧，构建的文学本体论也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景观，但也推动了文学本体论的深入发展。 如果说新时期文学本体论研究还主要是围绕“回归文学自身”主题展开的，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文学本体论研究影响则更广泛，遍及文学基础理论、当代文论、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和马克思主义文论等各领域，促进了中国文论建设各方面的改变与发展。这一阶段的文学本体论含义虽然仍充满分歧，但由于都采纳以西方哲学本体论含义为依据的思路，所以由此建构的各种文学本体论都具有一定的学理性，为推动当代文论建设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择其主要影响和贡献阐述。 一是在基础理论方面，文学本体论在推动文学本质研究方面贡献较大。文学本质即定义文学是什么的问题，是传统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从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提出的初衷看，文论界是想把文学本体与文学本质区别开来，从新的思路来探讨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但限于当时的理论水平，许多论者还是将本质与本体混为一谈，甚至也与本原、本源和本身等术语混用。即使在确立了依据西方哲学本体论来理解文学本体论含义的思路后，也出现了否定文学本体论、回到文学本质论的观点。刘大枫出版于2000年的《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研究》就是代表，这是我国第一部反思文学本体论研究的专著。在这部书中，他明确指出：“尽管近二十年来人们竞相谈论文学本体，尽管文学本体论在我国新时期已经形成一种思潮，但文学其实并无‘本体’，文学本体论也因之不能成立。”[1](P303)他依据的就是本体范畴在传统西方本体论中是最高范畴的观念，是不能移用于文学领域的，所以他认为文学本体论是个假问题。刘大枫建议要回答“文学是什么”问题，就应该回到文学本质论。对此，许多论者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批评刘著只关注了西方传统本体论，忽视了本体论的现代含义。当然这里的一个关键点还是要弄清本质与本体的哲学含义，为此不少论者付出大量努力，对本质和本体论追根溯源，直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文论界逐步弄清，本质概念正是从亚氏开始提出，而且与本体论问题密切关联。亚氏是形成西方传统本体论的重要一环，是他把本体论追索的“存在”问题列为“第一哲学”，并在“存在是什么”的提问方式中，让存在成为可以言说的对象，转换为一种实体(本体)，这即是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传统本体论用关于“存在者”的讨论代替了对“存在”本身追问的观点，亚氏进而把一切事物存在的探讨都转换成这样一种实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且采用“是什么”这样一种定义方式加以说明，这就是本质问题和本质主义的由来。许多论者还弄清了本质概念在亚氏这里有两种含义：一种即等同于本体(实体)，另一种则是本体的四个含义之一，“是其所是”，也就是指一个事物恒久不变、最根本的特征。显然，这里的本体要大于本质含义，因为它还包含事物的非本质特征。有论者还指出文学本质问题本身就属于本体论问题的产物或衍生物。亚氏在《诗学》中按照传统本体论的思维方式和语言提问方式首次提出诗(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把文学看作一个实体存在，由此确立了西方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 搞清这些问题对理解当下的文学观念和危机问题是很有帮助的。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反本质主义思潮传入我国，文论界盛行解构文学本质和文学终结论。反本质主义指出传统文学本质观的弊端，认为文学没有永久不变的本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完全放弃探讨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应该回到文学本体论，文学本体的范围要更广泛，它是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的统一体，而且文学本体论并不局限于本质主义的理性逻辑思路，它对文学本体和存在的理解要比实体主义更为宽泛。正是具有这样的优势，西方不少学者今天也在采用文学本体论来取代以往文学本质论。由此可知，文学本体论研究对弄清文学本质问题、本质主义的由来和反本质主义思潮下如何研究文学本体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对当下文学基础理论研究都有重要的影响。 二是在当代文论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建构的一批文学本体论，虽然数量不及新时期80年代的多，但都具有较高的学理性和鲜明的针对性。例如王元骧提出和建构的文艺本体论就与新时期一系列人学本体论有鲜明的差别，新时期的人学本体论形成于思想启蒙的背景下，它侧重强调重建人的尊严和主体性，注重维护个体存在价值。而王元骧的文艺本体论针对的则是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变化，尤其是市场经济和消费主义带来的人文精神滑坡、金钱拜物教对人的奴役和异化等负面问题。在此背景下，王元骧特别重视和强调本体论赋予文艺的超验的、形而上的性质及其对人的提升作用，他指出“优秀的艺术作品总是带有某种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性质的，它的魅力就在于它向人们展示了一种人类永恒的追求”[7](P18)，由此引导人们不断走向自我超越，这就是他提倡和研究文艺本体论的根本目的所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在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的另一大变化是西方后现代主义、反形而上学等思潮的传入和影响，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后形而上学时代维护文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回应文学终结论成为文论界面临的一大主题和任务，许多论者也力图在后形而上学的视野中提出和构建文学本体论来回应这一时代的主题。苏宏斌就是主要代表之一，他认为“本体论在根本上乃是对存在意义的把握和追问，这种追问在任何时候都是不会过时的，相反还是每个时代思想活动的核心和基础”[11](P265)，从这个意义上看，超越形而上学并不意味本体论本身的消解，所以他提出在后形而上学的思想视野中重建文学本体论，是当代诗学不容忽视的历史使命。苏宏斌建构的文学本体论是把人的生存活动及其存在意义置于中心的地位，而文学活动则是存在意义得以显现的重要途径，他从文学活动涉及的作家生存体验、作品和读者接受三环节阐述了存在的意义在其中是如何显现、言说和被把握的过程。苏宏斌的文学本体论特点是综合性强，它融人学本体论、活动本体论和语言本体论为一体来阐述存在意义本体论，其中他认为文学语言是一种超越语言的逻辑界限之外的非形而上学言说，是一种本源性语言，文学作品正是通过文学语言来言说存在意义的。与之接近的是刘阳的观点，他认为文学有超越形而上学的本性。文学相容于后形而上学文学本体论的关键就在于语言从认识论上升到本体论的地位，所以他特别重视语言本体论的重要性，认为语言的本体论用法是意义产生的源泉，是使文学超越形而上学的有力活动形式，“在这层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文学本体论是文学通过语言达成的本体论”[12](P160)。刘阳的文学本体论更偏重于语言本体论，可以说是对新时期语言形式本体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以上这些都表明，文学本体论已成为不少学者应对当前文论发展形势、建构新理论的着力点。 三是在西方文论方面，文学本体论研究对帮助中国文论界深入了解西方文论与本体论的关系、加深对西方文论内在发展逻辑的认识方面贡献较大。在这个阶段，文论界普遍采纳了以西方哲学本体论为依据来研究文学本体论的思路之后，不少论者认识到西方文论几乎一开始就与本体论产生了难解难分的关联，西方文论的发展深受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影响。传统本体论学说不仅从内容上，而且从形态、思维方式等方面都影响着西方文论的发展，并确立了西方传统诗学的整个面貌。如文学本质概念就来自本体论学说，甚至“文学是什么”这种提问方式本身都是本体论思维的产物。整个传统西方文论实际上就是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一些论者还把西方现代诗学的发展与本体论，尤其是现代感性本体论即后形而上学本体论联系起来。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不了解本体论哲学对西方文论产生的深刻影响，也就很难真正理解和把握西方文论的基本精神和形态。 四是在中国古代文论方面，自2000年以来文论界出现了一批以本体论为核心建构中国古代文论的做法，这是新时期文学本体论思潮中从未出现的新变化。前文已指出，在中国哲学界，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引入引发中国本土哲学有无本体论的争论问题，许多论者指出，如果不拘泥于西方本体论的含义，也不把本体论视为形而上学或思辨哲学必备的分支学科，而是把本体论理解为对世界或事物本原或本性探讨的话，那么中国哲学是有自己的本体论和形而上学的。张岱年就认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根”就是与西方所谓的本体意义相近的范畴，并认为“把‘本体论’解释为‘研究世界本源问题的学说’，还是名实相符的”[15](P60)。一些学者据此在古代文论领域建构起一批中国本土的古代文学本体论。蔡钟翔于2001年发表的《中国古代的文艺本体论》是这方面的代表，蔡钟翔就把本体论理解为“探究宇宙万物存在的终极根据的理论”，而文艺本体论就是从哲学本体论推衍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本体论，主要包括以道为本的道本论、以气为本的气本论和以心为本的心本论，它们决定了文艺学中三种相应的文艺本体论，他对这三种文艺本体论做了详细的考察，并指出这些理论主要不是实践经验的总结，而是抽象思辨的产物，但对古代文学和艺术却有着实质性的指导意义，因此“不了解古代的文艺本体论，就很难理解和把握古代文艺理论的基本精神”[16](P14)。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文中提及的美国华裔学者刘若愚的“形上理论”实质就是指中国古代文学本体论。刘若愚实际上是最早建构中国古代文学本体论的现代学者，他在1975年用英文写作出版的《中国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就把形上理论概括为文学显示宇宙原理的各种形而上理论。刘若愚是参照西方理论来写这部书的，主要也是写给西方读者看的，因此他显然也受到西方本体论的影响，所以也总结出中国文学理论中的形而上思考部分，并给予这部分理论最大篇幅。他指出“这些理论事实上提供了最有趣的论点，可与西方理论作为比较；对于最后可能的世界文学理论，中国人的特殊贡献最有可能来自这些理论”[17](P20)，显然他对中国文学本体论或文学形而上理论评价是非常高的。在蔡钟翔论文之后，涉及中国古代文艺本体论、诗学本体论建构的论作越来越多，许多中国古代文论命题研究或理论研究都列入了本体论条目，文学本体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分支和领域也建立起来了。中国古代文学本体论研究领域的开辟无论是对文学本体论而言还是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而言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弥补了新时期文学本体论缺失本土文论话语的情况，使文学本体论研究真正落实在本土的根基上。对古代文论而言，文学本体论研究可以纠正一些误解和偏见，例如有人将中国古代文论归结为经验型理论就是不全面的，实际上中国古代关于文学本体的形而上思考和抽象思辨也是非常多和重要的，并对文学艺术实践产生了实质的影响。文学本体论研究对推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显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五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论方面，文学本体论研究对推进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创新发展也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艺理论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但受苏联影响，我国学界认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那时还不知道有本体论和价值论等分支。因此建构的文艺理论是以意识形态和反映论为中心的。新时期以来我国哲学界首先就马克思哲学是否有本体论等问题展开了理论探索和争鸣，其中肯定派认为马克思哲学是有自己的本体论的，特别是为了体现马克思的本体论的现代思想，一些论者建议改称马克思存在论思想，并形成了物质本体论和实践本体论两种观点。这些观点也跨界影响到文论界，一批学者为突破文艺认识论和反映论模式，开拓新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方向，先后采纳和尝试运用马克思的劳动生产观点、人的活动观点和实践观点初步建构和发展了艺术生产论、文学活动论和文学实践论等马克思新文论模式。这些观点实际上都属于以实践为中心的马克思存在论思想。目前看来，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在文论界越来越受到重视，许多论者指出，实践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具体阐述。建立在马克思存在论思想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论新模式正在成为文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这将推动我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向更深层次发展。 以上各点表明，文学本体论研究的确对当代文艺理论建设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改革开放40年来发展起来的文论概念，它不仅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理论研究领域，而且在中国文论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这都与其自身概念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有紧密联系。我们看到，从译名到含义到理解，文学本体论概念无不充满争议，至今仍众说纷纭，但也正因它的诸多不确定性为中国的文论发展提供了许多启迪和生长点，并且仍在不断往前发展。例如有学者新近提出的“新时期文学本体论建构中被忽视的‘世界’这一维度至关重要”[18](P95)的观点，为文论界开展文学虚构世界、可能世界和文学世界等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这也是目前文学本体论继续发展的一个新方向。还需提及的是，40年来，尽管有多种替代名称，文学本体论术语仍广受文论界的欢迎，原因可能不仅是习惯使然，可能也如邓晓芒所指出的本体论能表达出一种“最高、最根本、最真实的大学问”[19](P17)含义，对文学本体论而言，它也似乎因具有表达文学最根本、最重要、涉及文学自身的理论这一含义而广受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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