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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这样的机器面前,人将何为


    关键词:《我这样的机器》
    1982年,32岁的伦敦“宅男”查理爱上了楼上邻居米兰达。由于不知如何表达感情,科技发烧友查理用继承的遗产买了一款最先进的仿生机器人“亚当”,希望这个机器人能成为他与米兰达之间的联结象征。把“亚当”领回家后,查理和米兰达共同对它进行各种个性化设置。但随着时间流逝,“亚当”逐渐拥有自我意识,一组奇怪的三角关系渐渐形成,事情开始失控。
    这个有些荒诞的故事,来自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新作《我这样的机器》。《我这样的机器》出版于2019年,是麦克尤恩进入七十岁之后创作的一部最新长篇小说。三角恋或许算不上新颖的科幻题材,但麦克尤恩想讲的可不仅是人与机器人的感情纠纷。
    麦克尤恩在小说中探讨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区别,究竟是什么使我们成为人类——我们外在的行为还是内在的生命?机器人能够明白人类的心吗?对于那些人类无法掌控的技术,这部小说将带给读者深入的思考。
    用版本更新思维看待人类
    小说诱引出一个怀疑:“后人类时代”是否必然是“超人类主义”?我们是否陷入“超越限制”的圈套,迷恋而不自知?
    麦克尤恩用一种版本更新思维看待人类,升级和替换成了其新作《我这样的机器》的开篇预设。
    整部作品脑洞清奇,谓之“人类plus制造计划”尤为贴切。“我们要给自己设计一个更完善、更现代的版本,享受发明的喜悦感和掌控的激动感。”它有一个潜在语境,即西方上帝造人、选人的思维传统。自我创造,自我设计,意味科学僭越取代,成为新的造物力量。新的“创世神话”将是人类之爱,不再是神之眷顾。这无疑与“上帝已死”有内在相通。小说诱引出一个怀疑:“后人类时代”是否必然是“超人类主义”?我们是否陷入“超越限制”的圈套,迷恋而不自知?“我们的目标就是摆脱凡人属性,挑战造物之神,甚至用一个完美无瑕的自我取而代之。”这是浓烈的焦虑,既然科学能取代上帝,那么机器取代作家,也就稀松平常了。
    机器人超越了“人种学”这一观念。所谓民族,在机器的框架里,是无区别的虚无。但作家竟在机器人身上,“戏仿”照搬了种族和等级,其反讽显而易见。“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观念,在科学上受人诟病,所以有二十五个机器人被设计成了多个种族的样子。先有传闻,后来变成了正式投诉,说那个阿拉伯人模型和犹太人没什么区别。”20世纪关于种族优劣论的“后遗症”延续到了人工智能时代。此外,性别意识在机器人身上的功能配置,也导致消费需求的极大差异。在当下,女性总比男性更为稀缺抢手。因为,女性功能远远涵有、超越了男性功能。工作赚钱,家务生育,男性能干的,女性可以胜任;男性干不了的,女性照样能行。小说的超现实也建立在现实的“夯土”上。
    “第一个星期内,所有的夏娃都卖完了”“随机编程以及实际经验,能够满足所有人的不同喜好”……亚当机器人为何会没有夏娃畅销?这里反射的正是人类危机与未来愿景。那就是人工智能在高级阶段,要实现解决爱欲情感的拟真体验。机器人如果可以取代异性,将人从婚配的不自由中解放出来,那么人类的生存意义,都将彻底翻牌重洗。人的痛苦,大多在于并没什么替代项或优选项,只能深陷生存和欲望的两端,左右不是。
    麦克尤恩让我想起福柯所言的“生命权力”,它不决定人如何死,而控制人如何活。“遮住B347k护罩上部,可使主板输出获取快乐情绪图标,减弱情绪波动半暗带。”“他具备性的能力,拥有能发挥作用的黏膜,每天消耗半升水就能维护黏膜功能……这款非常高端的人造人类,可能会体现出它那些编写代码的年轻创造者们的口味。”作家探讨的是介质转化,能量的异型输出。如电能如何转化成激情、情绪和生理反应;编程和代码如何复制情感、意志与精神系统的高级反射弧。它到底是外部能量对人的植入侵略,还是人类面临空心化、躯壳化的“切香肠式”替换?
    人类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作家借机器嘲弄了人性弱点:即使赋予自由,也无法行使自由。因为人终究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小说关切主体意识、客体化等哲学问题,“使用者”和用户指南确立了主客二分的结构。更有趣的是,作家用一套人文科学的概念范畴“类比”了机器人的操作系统。可以在机器人亚当身上,找到所有的比拟物。这种相似性同构思维,造成了一种精巧,亦是怪诞讽刺。如五大性格特质变成了机器人的设置参数,默认出厂设置,就类似于悲剧中的“命运观”。如此,使用者彻底颠覆了决定论,随意更改性格参数,象征逆天改命的力量。这类似于基因编辑的技术,总会引发技术伦理的空前危机。
    然而,即使我们拥有这种自由,也会手足无措。因为,大多数人的显著特征就是平庸,假装中立。极端总是偶尔、暂时的状态,“除了一些冲动疯狂的决定之外,我一辈子大多数时候都是情绪中立的,独处时尤其如此”,“我该复制另一个我吗?如果每一项都选择中间的,那我设计出来的,可能就是平庸的原型”。作家借机器嘲弄了人性弱点:即使赋予自由,也无法行使自由。因为人终究不知什么才是最佳配置。
    小说中时间漂移浮动,时空是可任意回望与展望的,作家就像拖动播放器进度条一样,挪来挪去。那些以未来审视过去的轻巧态度,让人类科技成了明日黄花。我们发现了作品的“倍速”——那种日常感受的“常速”被悬置了。“新的东西令人应接不暇。我们鲜亮的新玩具还没拿回家,就已经开始生锈,而生活仍和以前一样继续。”原来数字通信、语音识别、人机交互等新鲜玩意儿,全成了日常琐事,兴味索然。麦克尤恩意识到问题的核心:只有取代超越人类,造成威胁与不安,技术才会永远保鲜。那种可控、可理解的技术会一直被淘汰。
    “用户手册只能给人一种虚幻的权力感和掌控感,就像父母自以为能够掌控孩子性格一样。”但超出理解和控制又一定潜藏危险和悲剧,这是代价。“人造的人,会越来越接近我们,然后和我们一样”,这正是拟真、带来的断裂、视差与幻觉。作家敏锐地看到这种视知觉与理性、知识与感受间的分裂。它或许是未来世代(人工智能)对传统认识论的最大挑战。机器亚当“这些生命搏动的信号很容易让人信以为真。皮肤的温度,皮肤下面肌肉的硬度和弹性——理性告诉我,这是塑料或类似的材料,但我的触觉感受到的却是肌肉”。
    人机交互的一场实验
    当我们提到“上帝视角”时,其实只划分了限知和全知两种叙事。机器则陡然打乱了原有的两分世界
    提到麦克尤恩,不可忽略他在英国的“国宝级地位”:上世纪70年代凭借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最初的爱情:最后的仪式》在英国文坛一鸣惊人,小说《阿姆斯特丹》获得英国布克奖,《赎罪》则被翻拍成电影,获得金球奖最佳影片。
    在麦克尤恩笔下,暴力、死亡、爱欲和善恶是惯常探讨的主题。麦克尤恩早期作品多涉及人性的灰暗与残暴地域,这令他获得了“恐怖伊恩”的绰号。“恐怖”在何处?有读者形容:“不是妖夜幽魂的心理恐怖,不是尖声惊叫的感官恐怖,是揭开石头发现下面有虫子,并发现虫子活泼泼地蠕动着,那种形而下无法转换为形而上的、生命本身的恐怖。”
    他的这一特点在《我这样的机器》中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查理是电子产品发烧友、“骨灰粉”,痴迷于机器人、仿生人、复制人,对求知意志极度迷恋,对科学工具疯狂追逐,就像着了魔一样。虽然他各种瞎折腾,投资开发,在赚钱赔钱里轮回,但他却有魔法师和炼金术士的宏大创造欲。“我花出去一大笔钱,是因为好奇,这可是台坚实可靠的引擎,驱动着科学,驱动着智力生活,驱动着生命本身。这可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潮流……电子学和人类学——这一对远房的兄妹,被晚期现代主义拉到一起,缔结婚约,这婚配生出的孩子,便是亚当。”
    婚配是一个隐喻,机器人亚当是介入性力量,“他”如同结构主义里调和联结两个对立项的“第三项”。进一步看,作家试图模拟“无性”组建家庭的可能:亚当象征性融合了两个自然人,“偷渡”了生育的功能,直接扮演了查理和米兰达的孩子。“我们两个独立的存在,将在他身上融合。米兰达会卷入这场冒险之中。我们将成为合作伙伴,亚当是我们共同的关切、共同的创造。我们会成为一家人。”如果列维-施特劳斯看到这种人造亚当,或许也会被“电子学人类主义”所吸引,不再去搞结构主义人类学了。巧合的是,查理的自述,说明他的确被人类学的相对主义深深洗脑了。“重要的是思想、传统、宗教——不过都是软件而已,现在我是这么想的,所以最好用价值中立的视角去对待。”
    麦克尤恩的冒险,是虚拟了人机交互的对话。亚当和查理交流,意味一种“人机相互评价机制”。它甚至象征算法对人脑的替代,对作家功能的超越。人机合作书写,或许只是过渡,总有一天,机器叙事将完全独立,撇掉作家们的自命不凡。当我们提到“上帝视角”时,其实只划分了限知和全知两种叙事。机器则陡然打乱了原有的两分世界。因为,它将实现“超人”“非人”“类人”和“跨物种”四大功能属性。这是原有任何人称叙述都不可抵达之境。想想看,机器既超越人的能力又与人类认知思维保持互异;它有类似的人类情感,又能实现一种交往联结,到那时,人在哪里?人何以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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