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部小说的主要内容涉及两个女性复杂、幽微、兼具某种奇妙的友谊与对抗性关系时，常常会被拿来和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相比较。萨博·玛格达的《门：一位女作家的自白》与费兰特的《我的天才女友》有着高度相似的开头：一个功成名就的女性作家，出于某种隐秘的原因以一种回溯往昔的姿态将一段隐匿于时光之尘的故事撰写成书馈赠读者，要书写的对象已然消失。费兰特或许曾受到过萨博文学雨露的滋养。
小说的视角
《门：一位女作家的自白》的整体质感闪烁着侦探小说般的光。在开篇作者就向我们隐隐约约地吐露与描绘了些微小的信号，而从故事伊始，主人公之一的艾梅兰兹就被塑造成了一个古怪甚至是乖张、装扮与行为都异于常人的神秘妇人形象，但同时她也获得了整个地区所有人的尊敬。她那强大的引力场吸附了周围所有的生灵——包括后文提到的一条狗与九只猫。我们同叙述者都陷溺进了一个奇异的谜团，我们满心期待着与叙述者一起探索这不寻常的面纱背后的人物真实心理。
但实际上，一切早已注定。在行云流水的叙事中穿插着明灭的闪前式句子，例如“我只在她濒死的时候才看到她没戴头巾的样子”，时不时提醒我们早已尘埃落定无可更改的结局。叙述者在两种模糊不清的身份界限间跳跃，有时她会提醒我们她是一个俯瞰整个故事面貌的全知作者，有时又以超高的笔法让当时的人物心理的齿轮带动我们的视角转动。
叙述者获知真相的方式有两个途径：其一是听取艾梅兰兹身边人的转述，就像我们听取叙述者的转述一样；其二则是艾梅兰兹的亲口讲述，通常是大段的直接引语，时不时穿插着对叙事者的提醒与质询——也仿佛同时向我们质询一样。透过人物的镜片，作者折射出来的是匈牙利历史的悲惨面庞。
小说的悖论
《拍摄电影》这一章是小说中举足轻重的一章，叙述者带着艾梅兰兹前往自己拍摄电影的现场。在那里，电影工作者们利用现代的机械式的科技营造出了色彩斑斓的氛围，一种美学的幻影，似乎环境都是服务于人物的心理和状态的。面对所谓的艺术，艾梅兰兹嗤之以鼻。她认为这是可憎的海市蜃楼般的虚假骗局，事物应当是真实的，“您应当知道怎么样让树叶听您的话移动，而不是依赖鼓风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两人不可调和的矛盾，也让小说暗含了一个沉潜的矛盾：叙述者在小说中是一个作家，她在叙述故事的时候势必要中断，插入抒情性的环境描写，这些抒情性的点缀通常用以弥漫气氛或产生象征。这就绽放出一个小小的悖论：这么书写这个故事是否真的合适？这种抒情性的环境描写是不是本身也会被艾梅兰兹所鄙夷？甚至将艾梅兰兹的故事记录下来是否真的有意义？要知道，艾梅兰兹对写作这个行当也抱有不屑的看法。
同样的悖论也产生在关于基督的观念上，叙述者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每周都要例行前往教堂。而在必经之路上，她永远要面对艾梅兰兹的冷嘲热讽。叙述者在小说中也极度热衷于使用与宗教或者神话相关的隐喻，而小说中最重要的也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比喻就是出卖耶稣的经典情节。在叙述者的笔下，艾梅兰兹是一个不信基督的基督徒，甚至她为此还与主持葬礼的神父发生了争论。然而在泛着光辉的水面下潜藏着一种不安，用这种与艾梅兰兹的本人想法相抵牾的观念是否真的合适？这是否只是作者的一厢情愿？我们的视线是否已然偏离了航道——我们看到的实际上只是被叙述者重新绘制的二手形象？
身份的倒转
从小说的副标题《一位女作家的自白》可以清晰得知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第一人称叙事又被称为不可靠叙事，其原因在于叙述者和作者之间那微妙的差异。对于叙述者来说，这本书是回忆录；而对于作者，则是一本虚构的小说。譬如在小说中叙事者总是在进行自我辩护，但身为局外人的作者会让我们领悟到这种自我辩护所蕴含的荒谬性。
在小说开头第一章《门》中，叙事者强调自己“勇敢而坦诚”。但随着叙事链条的行进，我们得出的实际上是截然相反的结论。我们感受到的是叙述者的虚伪，甚至于在她坦承自己的虚伪时，这种坦承也像是一种虚伪的保护、一种无力的自我辩护，背后所藏匿的是更深的虚伪。
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提出过关于“声音”的概念，他认为声音是“文体、语气和价值观的融合”，相同的文体可以突出不同的声音——即作者的声音与叙述者的声音。在《门》中这两种声音的差异被发挥到了极致。叙述者引用了叔本华的理念来描述自己，“每一段关系，只要掺杂了个人情感，就容易遭到伤害；只要我允许越多的人接近我，就越容易暴露自己的脆弱。”读完这本小说，我们反倒会觉得这段话更适合粘贴在艾梅兰兹的境遇上。她信任了叙述者，将叙述者带到了那个隔绝了她的秘密的门后面，让她窥见了那从来无人知晓的现实。但最后让所有人破“门”而入的原因正是她相信了叙述者。而这个她相信的人并未保护她的私密，弃她而去。叙述者虽然在后面无数次自责，但又用中校的话隐隐为自己开脱——她现在是知名作家了，代表的是这个国家而非个人，她为这个国家肩负着责任。只是，读者无法忘记她是如何抛弃了自己对艾梅兰兹的责任。
《门》充溢着许许多多微妙的荒谬性倒转，最直观的就是身份的倒转：虽然艾梅兰兹为叙述者服务，然而自称仆人的艾梅兰兹却更像是这段关系的主人，而叙述者则像仆人。同样，身为作家的叙述者并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美，而从未读过书的艾梅兰兹却善于在生活的尘封中寻获珍贵的光辉。
《垃圾清理》这一章光是标题就充满了讽刺性的意味。艾梅兰兹用心挑选的礼物被叙述者弃如敝屣，称之为“破烂”。叙述者解释这个词语的时候，文字的修饰又是何其虚伪：“破烂的东西是指在某种程度上是虚假的，它们被仿造出来就是提供微小的、肤浅的快乐。粗制滥造的东西是仿制品、假的、代替真正物体的东西。”充满着漏洞，以至于在艾梅兰兹的反驳下轰然坍塌。而最终，她在“破烂”的雕塑中才恍然发现了镶嵌着的不显眼却珍贵的宝石。
小说的诘问
《门》最具荒谬性的是它隐含的故事云层之内的深刻主题，那是关于小说或者文学自身的诘问，即书写行为本身的意义。在小说开头，叙述者做出了明确的声明，这部“回忆录”是“写给大家”的，但实际上这本书更像是写给自己的，犹如麦克尤恩的小说《赎罪》中布里奥尼写作的原因——写作是一种自我安慰与自我救赎。
正如叙述者那段解释“破烂”定义的话语全然不可信，我们又如何能保证通过这本小说能真正了解到艾梅兰兹的“真实”，又如何能保证叙述者的写作是“真实”？就像艾梅兰兹曾经的爱人，以及那本没有提到她名字的自传，叙述者的叙述难道不弄虚作假吗？小说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叙述者和中校走进艾梅兰兹留给她的遗产的那间屋子里，所有的逃亡的格罗斯曼家族曾遗留给她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在那里，但已经被钻木虫蛀蚀，手轻轻一碰就坍坏。这是一个摇曳着象征性的场景，同样坍塌的也是艾梅兰兹的人生、感情和所珍视的东西，可能也包括这份书写、这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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