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热友谊的开篇
“1862年在美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温尼艾普尔（Brenda Wineapple）在《炽热的友谊》（White Heat：The Friendship of Emily Dickinson and Thomas Wentworth Higginson）一书中宣称，因为当年4月，隐士诗人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遇上了她的“文学导师”希金森（1823-1911）。
照诗人家乡阿默斯特居民的看法，狄金森是“一袭白衣的小镇奇人”：若干年来，她深居简出，人们很难见到她的身影，但她会偶尔让小孩子到她房中，送他们一些糕点、糖果或精巧小玩意。当然，“更多时候，她把糖果用绳子从窗户外吊下去送给孩子们”。除了书信和写诗，她的生活似乎缺乏其他乐趣。
在诗人上千封存世书信中，有数封“导师书信” （Master letters） ——收信人被尊为导师，而诗人自称学生——尤其引人注目。百余年来，学界对此作出种种推测，最终将目标锁定以下三人：当红作家霍兰德（Josiah G. Holland）、报刊名编鲍尔斯（Samuel Bowles）、以及长老会牧师沃兹沃斯（Charles Wadsworth） 。
在当地文学界，霍兰德最初以著作和演讲著称，后赴纽约创办《斯克里布纳月刊》（Scribner's Monthly），成就斐然，该刊不久便成为与《大西洋月刊》齐名的主流文学刊物。即便在离开阿默斯特后，霍兰德也一直与诗人保持书信往来。不过相比而言，作为狄金森家多年的老友，《春田共和报》主编鲍尔斯与诗人关系显然更为密切。狄金森生前公开发表的诗作寥寥无几，其中一多半刊发于他主持的报刊。但平心而论，鲍尔斯缺乏文学“慧眼”，比如他曾选登狄金森诗作《草地里一个瘦长的家伙》——原因据说是他不无欣喜地发现，该诗“表达出玉米不能生长于沼泽地的科学真理”。最后一位沃兹沃斯牧师学识渊博，布道亲切感人，二人会面后彼此留下美好印象（或说诗人对牧师单方面产生依恋之情）。1882年，牧师病逝。在致女友书信中，狄金森写道，“所有其他的惊喜最终都是单调的，但所爱之人的死亡都是瞬间——现在——爱只有一个日期——‘四月一日’/‘昨天，今天’，永远。”——“四月一日”，恰好是牧师逝世纪念日。
自上个世纪以来，考证诗人和上述三位导师“关系”的著作层出不穷，但由于其中许多重要往来书信根据诗人遗愿被销毁，因此得出的结论往往难以令人信服。诗人生前不愿公开发表自己的诗作——因为她不愿“拍卖自己的思想”，当然更不愿公开披露自己的隐私。出于尊重，或许最好的方法便是停止猜测，正如她最崇拜的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所说，“人的内心隐藏着宝藏，/秘密地保存着，在沉默中密封着；——/思想、希望、梦想、快乐，/如果它们的魅力被打破，一切终将揭晓”。
事实上，根据评论家的观点，狄金森真正的“文学导师”非希金森莫属。据考证，大约在沃兹沃斯牧师离开东海岸前往旧金山之际，诗人在《大西洋月刊》读到希金森“致年轻投稿人的一封信”，备受鼓舞。诗人主动给后者写信，并附上四首诗，询问他的看法——它们是否“活着”（alive）。随后的通信持续二十余年，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诗人给这位文学导师寄来了更多诗作，恳请他批评指正。而这位导师也欣然命笔，相与论文，并曾两度造访诗人之家，留下了一段恒久流传的文坛佳话。
来自年轻诗人的信
希金森出身名门，13岁入哈佛学院，16岁入选优等生荣誉学会（Phi Beta Kappa），好友梭罗盛赞他为“哈佛最杰出的优等生”。希金森于1841年毕业，随后入哈佛神学院深造，半途退学，跟随超验主义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西奥多·帕克牧师致力于废奴运动。希金森强烈反对美国发动的墨西哥战争，认为战争只是扩张奴隶制的借口。在此期间，他写出大量反战诗篇，并挨家挨户征集反战请愿书。1847年，从神学院毕业后，希金森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第一教堂牧师。在任期间，他一方面为当地棉花工厂工人的恶劣待遇大声疾呼，一方面又邀请逃亡奴隶在教堂演讲，谴责北方对奴隶制的冷漠无情。不久，他又擅自做主，邀请爱默生在纽伯里波特学院就废奴问题发表演讲，令学院董事会成员大为不快，随后被迫辞职。
1850年，《逃亡奴隶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希金森益发义愤填膺，他慨然加入旨在保护逃亡奴隶的组织——波士顿警戒委员会。在题为“哀悼中的马萨诸塞州”的布道中，希金森要求会众不惜一切代价结束奴隶制带来的灾难：“你们必须参与政治……这个国家要么被拯救，要么被分裂。”1859年，在约翰·布朗袭击哈珀斯渡口之前，希金森与一群知名人士一道组成“秘密六人组”，为这次袭击提供经济和道义支持。
内战爆发后，希金森在南卡罗来纳州第一军团担任上校，率领黑人征战疆场。后来他在《陆军生活》（Army Life in a Black Regiment）一书中描述了这一段经历。与此同时，通过抄写他在军团篝火旁听到的方言诗句和乐曲，他为保存黑人“圣歌”做出了重大贡献。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弗森 （James M. McPherson） 在《用剑绘制》（Drawn With the Sword）一书中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内战结束后，希金森重新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他深爱的文学事业中。他的作品文笔清新，真诚朴实，表现出对自然、艺术和人文的深切热爱。以前述《陆军生活》为例，著名文学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认为此书条理清晰，毫不做作，堪与格兰特将军的《回忆录》相媲美。此外，希金森模仿梭罗《瓦尔登湖》所作的《卡塔丁山游记》也深受好评。
正如同时代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所说，希金森先生 “对新英格兰空气——它的种种骚动——几乎全部做出了回应……他为所有人代言，尤其是黑人和妇女”。在希金森的《妇女常识》（1881）和《女人与男人》（1888）中，他主张男女机会平等和权利平等。事实上，早在1853年，他便在马萨诸塞州议会发表题为“女人和她的愿望”的演讲，要求妇女享有同等选举权。同时，作为《妇女杂志》创刊者之一，他为之撰写头版专栏长达14年，影响深远。希金森平生交游广泛，与超验主义俱乐部关系密切（他的妻子是超验主义诗人钱宁之妹），后为爱默生、玛格丽特·富勒、朗费罗、惠蒂尔等友人一一撰写传记。不仅如此，他还是古典翻译名家，曾翻译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著作，其译本在学界甚受推崇，“位列史上最佳”。他也曾计划将阿里斯托芬戏剧《鸟》从希腊语翻译成英语，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即使在戎马倥偬之际，希金森也不辍著述。解甲之后，他在《大西洋月刊》等报刊上大作迭出，使得他 “很快成为文学圈的高层代言人”。《大西洋月刊》的编辑团队包括著名诗人洛厄尔 （James Russell Lowell） 和小说家豪威尔斯 （William Dean Howells） ，其最活跃的撰稿人名单则囊括爱默生、梭罗、霍桑、亨利·詹姆斯，以及当时广受关注的女作家如斯托夫人等一众名人。毫无疑问，它也成为希金森大显身手的一方舞台——他于1859 年发表的雄文“妇女是否应该学习字母表 ？”日后成为美国妇女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动因——正是在这里，他赢得了艾米莉·狄金森的关注和崇敬。
在“致年轻投稿人的一封信”中，作者满怀热忱代表期刊编辑向投稿人保证，他们“向一切文学新手开放，包括妇女和移民”，前提是，文学新人必须意识到语言的神秘力量——“有时，一个词语就足以说出堆积如山的书卷殚精竭虑却未能表达的一切：经年积聚的情感或许就系于一个词语，半生就系于一个句子。”因此，他要求投稿人语言的表达必须精益求精：“如果在写作中，你发现你的任务玄妙深奥，那就要竭力让你的表述清晰且引人入胜，犹如你的文学生命就寄托于此……要为你的观念穿上衣服……直到你发现某个词语不仅庄严宏伟而且清澈明晰。”他语重心长地告诫投稿人： “你谋求实践的艺术如此庄严宏伟，让它蒙羞之前你至少得花些时间掂量一下……对你自己的个性要保持足够的信心，执着地坚持下去”。像爱默生在《美国学者》中呼吁的那样，作者坚信“如果人人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的美国文学将同样成为经典”——并将彻底摆脱文学“学徒”的身份。最后，他奉劝雄心勃勃的年轻作家不要急于发表，因为“文章千古事”，必须慎之又慎。
这一番恳切言辞显然打动了年轻的诗人。她在信中写道：“我拜读了您在《大西洋》上的大作，为您深感荣耀。”在随信附寄的四首诗背后，诗人怯生生地问道：“您是否因为太忙而无法判断我的诗是否还活着？” ——或许真的因为“太忙”，希金森一开始对这封古怪的“匿名信”并未太过在意。在回信中，他承认诗作中展现出才情和灵气，但建议诗人“推迟发表”，因为其形式和风格“不合常规”。与夏洛蒂·勃朗特收到大诗人骚塞（Robert Southey）回复（“文学不能成为女人一生的事业，也不应该是”）后愤懑沮丧的态度不同，狄金森对于希金森的“建议”不仅没有感到被冒犯，反而产生高度认同：因为在她看来，公开发表无异于将自己的灵魂暴露在公众面前。
此外，希金森在保存黑人“圣歌”方面的杰出成就也令诗人倾慕不已。她认为希金森收集整理的这类作品堪与英国诗人瓦茨（Isaac Watts）的《赞美诗和圣歌》（Hymns and Spiritual Songs）相提并论——它们把奴隶歌谣和传统的新英格兰诗歌相结合，使得传统诗歌在当代得到长足发展，而不再局限于清教殖民地时代的背景和题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在它们的基础之上，诗人根据自己丰富的灵感和即兴想象力，才创造出她诗歌中独树一帜的韵律、譬喻、意象以及长短不一的诗行。
随着双方交往的深入，狄金森在第三封书信的最后请求对方担任她的 “文学导师”，为她指点迷津：“您是否有时间做您觉得我需要的那位‘朋友’? 我形体小——不会挤满您的书桌——也不会弄出太多噪声像老鼠，啃咬您的收藏——我可否给您送来我的东西——不会那么频繁以致将您打扰——请您告诉我是否清晰——那样，对我会是一种控制——水手看不清北方——但知道磁针清楚——”。在对导师充满期待的同时，她难免顾影自怜：将自己描述为“小小的，鹪鹩一般，而且我的头发很硬，像栗子刺果——而我的眼睛，就像玻璃杯中的雪利酒，被客人剩下的”。用她诗中的语句，她形容自己满脸“长着雀斑……像个吉普赛女人”。
她的担心纯属多余，因为希金森毫不在意她的外貌，他关注更多的是诗人的诗艺和心灵。若干年后，由他牵头编辑整理的首部《狄金森诗集》面世之际，曾有好事者询问：诗人生前，他为何没有大力推广其诗作？对此，他回答道，因为它们“太过脆弱”。而他的使命职责，就是要保护敏感而纤弱的天才诗人不受伤害。
“诞生在两页纸之间”
在长达8年的书信往来后，1870年，双方终于第一次正式会面，尽管时间极其短暂。对于当时的场景，日后希金森回忆道，“对我而言，她完全是个谜一样的人物，我不可能在一个钟头的会面中猜透。并且一种直觉告诉我：不要试图走近她，哪怕稍有动作，她便会缩进壳里；我只有静静地坐着，观察，就像森林里的猎人——我必须像爱默生建议的那样：叫我的小鸟名字时，不能带枪……蜜蜂躲避男孩的程度也不及她躲避我的多”。至于谈话内容，希金森只用了一个词：“斯芬克斯式”。
在诗人随信附赠的诗作中，希金森最钟爱的是“我为美而死”。一方面，他认为该诗体现出诗人高超的技巧——借用诗人的话说，即“要讲真理，但要歪着讲——/成功就在于三弯九转”，造成意向回环的效果，一唱三叹，耐人寻味。另一方面，他又将诗作中的“怪异”和不合常规之处与威廉·布莱克作比较（他认为狄金森和布莱克皆深得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歌之精髓），并谨慎地补充道：“没有人敢批评布莱克的构思缺陷——当某个理念（idea）让人怦然心动时，谁会在乎音节长短？”——据说法国评论家曾在拉辛名著《安德洛玛克》中找到四百处文法错误，但事实证明，正是这些错误使得这部悲剧“不朽”。由此，希金森在评论中极力推崇这位空灵而美妙的诗人，她“诞生在两页纸之间”，犹如夏天转眼步入秋天。最后，他引用梭罗名言“写作艺术就像从来复枪中发射子弹一样简单”，形容诗人文风奇崛，直击人心，哪怕它看起来与传统诗歌“迥然相异”。
很显然，这也是诗人将希金森视为知己和导师的根本原因。在讨论诗歌定义的一封信中，诗人写道：“如果我阅读一本书，它让我全身发冷，连烤火都不能让我温暖起来，我知道那就是诗。如果我感到我的身体好像从脚趾到头脑都飞走了，我知道那就是诗。这些就是我能了解它的唯一方式。难道还会有其他的方式吗？”——这是政治保守而诗学理念激进的诗人对政治激进但诗学观念保守的文学编辑发出的“灵魂拷问”。正如20世纪评论家所言，许多时候，诗人看起来颇为散乱的诗体形式令希金森“不知所措”，其结构 “并未加以控制”，其节奏则俨然 “痉挛的步态”。即便如此，希金森的高明之处在于：尽管他本人未必完全理解，但他绝对支持诗人的艺术追求。他始终坚信，对于诗歌形式，哪怕一个细节，诗人都有自己的标准，虽然与通行的标准法则格格不入，但并不随意。日后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狄金森）对形式的蔑视，绝不是粗心大意，也不完全是一时兴起，这是她突出的特点。语序的小小调整……就可以让她的最后一行押韵；可是，不，她坚持自己的想法，这样改动她并不满意。”不难想象，倘若希金森缺乏理解和共情，利用自己导师的权威强迫诗人循规蹈矩，美国文学史上岂不要减损一位风格卓著的大诗人？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曾不止一次感慨，“很少有像你的意见这样深沉的快乐。如果要说感谢你，泪水就会让我张口结舌”——诚如她在晚年一封书信中吐露的那样，“你不知道是你拯救了我的生命”。
1886年，狄金森病逝于家中。希金森专程赶至参加葬礼，并朗诵诗人生前最爱的艾米莉·勃朗特名句：“我的灵魂绝不怯懦，/绝不颤栗，哪怕在风暴肆虐之地：/我看见天堂之光闪耀，/信念亦同样闪耀，助我抵御恐惧。”遥想当年，当命运将这两位新英格兰杰出人物联结在一起时，狄金森并没有向文学导师询问她的诗“好不好”以及是否“可以出版”。或许对此她一清二楚。她明白诗歌必须传达思想，必须发自内心，并且必须找到进入我们身体的方式；她需要的是一位能给予她慰藉和鼓励的同道中人。
1862年4月15日，在那个柔和的春日午后，隐士诗人艾米莉·狄金森迈出了她一生中前所未有的一步——她写给编辑希金森的书信改变了美国文学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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