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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汉字中的艾兹拉·庞德


    关键词:艾兹拉·庞德
    

围绕着艾兹拉·庞德,有太多芜杂的话语:诗人、疯子、神秘主义者、“法西斯”、“叛国者”……它们试图捕捉住他,把他禁闭在自己的所指内。但无论在用汉语抑或英语写作的诗人当中,庞德都是避不开的角色。某种程度上,他为英语诗歌开启了一间现代主义的暗屋,让诗人可以在他益发如启示录般崇高的声色里,冲洗他们的词语。而汉语诗人在其对中国传统诗歌的痴迷中,照见自己书写的盲区,他们藉此认为在英语这国际语言中泡化开的唐诗,是共时性的文本,如同圣典,而他们依然要在Rihaku(李白)的阴影下写作。
    《涉过忘川:庞德诗选》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汉语版本的庞德,当这位曾倾心汉字象形诗学的诗人,再次来到汉语之中,展读他刻意破碎的句子及《诗章》中如波洛克的画般绵密的蒙太奇,我们仍能嗅到一种陌异感。或许庞德的崇古,并非是像在尖刺上挂满果实的刺猬般回到历史的洞穴之中冬眠,而是一场招魂,诚如T·S·艾略特在为他所作的序中说的:“有谁能真的穿透另一时代的生命,那么他便是在穿透自己时代的生命。”
    
    《涉过忘川》(美)艾兹拉·庞德 著,西蒙/水琴 译
    雅众文化·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4月
    1 意象方舟泊于汉字的锚地
    1914年,正当世界陷入战争之际,旅居伦敦的艾兹拉·庞德编辑了一本极重要的诗集。《意象主义者集》(Des Imagistes)猬集当时包括H.D.、F·S·弗林特及庞德本人在内锐意革新的一众诗人。就像从雪山垂落的第一滴融雪,由这诗册中分出了英美现代主义的诸多支流。而艾兹拉·庞德之所以能够首创意象主义,原因大抵在于他对汉语的一次误读。1915年,庞德出版了《桃花石》(Cathay),一本中国古诗的英译,这部书显示出他意象主义理论的渊源。其时庞德尚未开始修习汉语,他对汉字的理解,源自已故汉学家欧内斯特·费诺罗萨的一本笔记。费诺罗萨认为,较之欧陆其他语言,已经开始转向分析语的英语最适合翻译缺少词性变化的汉语,尤其是文言文。文言文高度书面化,较少虚词,用文言文写成的诗中,往往只有像一粒一粒垒在沙滩上的石子般堆叠的实词。这里,文字的秩序在空间中展开,透过名词与名词间的细密对照,诗行得以扣合在一起成为一个整体。形容词是次要的,它们往往穿不过文言文的窄巷。文言文创生的时代,人们在竹简或布帛上书写,前者笨重,后者昂贵,书写因此变得奢侈,于是,当我们要说出“红”这一属性时,就会让它在名词的内部发生:中文里真正重要的,是那些总是在场却未被说出的东西。
    费诺罗萨推崇逐字直译,他在笔记中写道:“我们注意到汉语和英语句式的相似性,让彼此之间的翻译极为容易。这两种语言的特长非常相似。通常可以省略掉英语的冠词,直接逐字翻译,这样的英文不仅读得懂,而且是最强烈、最富诗意的英文。”显然,这一观点启发了庞德,使他能够在不懂中文的情况下钻入汉语纷繁的笔划中,将之拆散,摊平成一种崭新的、专属于庞德的英语。《涉过忘川》的第四辑收录了庞德《桃花石》中的诗,并将其与中文原诗对照。这些诗作为翻译之翻译回到汉语中,就像用古老的罗马水泥修葺的现代公寓。必然会有一些读者难以接受这些诗作,因为我们对原诗过分熟稔,许多词与词切磋而生的微妙,仿佛被抽干了。但庞德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翻译:其创造性在于他颠覆了英语传统的五步抑扬格,让一种紧实、密集、依赖名词的句法进入了英语诗歌之中。
    庞德作诗,从没有所谓英诗传统的重荷。早在他成为意象主义者之前,他就开始吸收普罗旺斯语与意大利语的影响。比如,《涉过忘川》收录了他早期的《奇诺》一诗,在这首诗中,他沿用了勃朗宁的戏剧独白技巧,戏仿意大利温柔新体诗派的诗人奇诺·达·皮斯托亚(Cino da Pistoia)的声音说话。在第三节中,他刻意使用连字符将形容词后置:这显然是意大利语的文法,而非英语,最古怪的莫过于“Once for wind-runeing/They dream us-toward and/Sighing, say”(我们曾为奔跑的风调制的韵律。/它们梦向我们,/轻声叹道)为了与上一行的“tuneing”对照,他将“running”的“n”换成了“e”,介词“toward”亦被后置,在如此扭折的句法中,连字符抹去了介词的存在,“us”作为动作的客体被突显,我们已经能看到意象主义诫律的雏形:在这里,不再有任何无助于表现的词。
    2 《诗章》,一首永远无法完成的诗
    我们不应该只把庞德的汉诗英译当成一个诗学事件,它是发生在英语诗歌内部的语言事件。我们已经很熟悉意象派的那些诫命,不过,要理解庞德何以构成语言事件,仍要从这三条原则开始:
    1.直接处理‘事物’,不管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2.绝对不使用对呈现没有帮助的词语。
    3.关于节奏:按乐句的序列而非按节拍器的序列来创作。
    这些原则在庞德等一众诗人的脑海中逐渐成型,1913年,载于《诗刊》的《意象主义》一文里,F·S·弗林特将之行诸笔墨。
    经营一个意象,就像抛光一枚钻石,写者运用的是视觉的原则,他不描绘钻石的光芒,只让钻石在天光下呈现其完美的晶状结构。庞德注意到及物动词的力量,在他看来,汉语之所以简洁,就是因为汉语动词大多及物,可以直观地呈现动作。在庞德的新诗体中,很少有连缀成不定式的动词提醒我们动词的抽象本质。例如,他将“青青河畔草”译成“Blue, blue is the grass about the river”,在这个句子里,庞德忠实还原叠词的努力,造成了一种迷幻、含混的效果,“Blue”似乎成为了主语,“about the river”则是对“河畔”的逐字硬译,庞德复现了原句的所有元素,只勉为其难地添加了一枚纽扣般的系动词,透过它,物象都直接堆叠、连接在一起,清晰可见,虽然原诗作为状语层层嵌套的名词短语,并没有动词,但系动词“is”所标示的,是一个心灵的动作而非实际的动作,在一个名词占主导的短句中,它不会过分地突显出来。《桃花石》仿效着中文的节奏,因而获得了一种坚硬如刻刀的质感,但如此一来,五步抑扬格就成了困住句子的束缚衣,有时太紧,多数时候又太松弛,让人不得不寻找填充物,就像用松木板造船时必须保持齐整,太短太长都无助于诗人为句子钉上脚韵的铁钉,庞德的做法则是把木板挖空,只留下合意的木纹并将之制成精细的木雕。英语自由体于焉兴起,不同于抑扬格节拍器般的节奏提醒我们诗同音乐一样,是一种时间性的存在,此种诗体,在庞德乃至后世的阿什贝利手中,将其表现重心转向空间。
    《涉过忘川》最后一辑,正是这空间书写的极致:《诗章》。从这标题就可看出庞德的野心,他要藉由《诗章》的书写重新定义诗歌本身,或者至少成为一座路标。但事与愿违,这部未完成的作品成为了一个行将废弃的收费站,阅读它,就必然要极度专注,调用全部知识储备,抚摸这意欲成为固体的诗,它是多种语言构成的织体,时不时又添上礁石般的大号汉字。《诗章》彻底抗拒了英诗传统,不再有逻辑,而是代之以图象的蒙太奇,这首诗中也不再有流畅节奏带来的秩序感,它像一根来自印加帝国的打满绳结的奇普(khipu),历史在这崎岖诗行中生成着,不断延长,永无尽头,这不免让我们想起马拉美的话:“世界将在一本书里结束。”
    《诗章》正是这样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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