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编辑家哈罗德·布鲁姆论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46 未知 曾洪伟 参加讨论
摘要:哈罗德·布鲁姆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文学编辑家。他作为文学编辑家的新文化身份在其海量著作的数据统计与对比分析中得到发掘与凸显。人文情怀、文化担当是他编辑思想的鲜亮底色;审美为本、经典至上是他的编辑原则;服务读者、以读者为中心是他的核心理念;规模生产、团队合作、精心策划是他营销成功的策略。童年图书馆记忆与传统纸媒图书情结是布鲁姆身份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在动因。 关键词:哈罗德·布鲁姆;编辑家;编辑原则;编辑理念;编辑策略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世纪英美文论著作英汉版本整理与研究”(15BWW00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曾洪伟(1972-),男,四川三台人,西华师范大学公共外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1930-2019)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也是一位文学编辑家。目前,国内外学者偏重于他的文化、学术身份介绍,很少将他作为一个文学编辑家进行探讨,更缺乏相关的深入研究。这意味着学界间接或无意识地否定了布鲁姆在文学编辑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和所作出的贡献。实际上,在文学编辑实践活动方面,布鲁姆表现十分突出,他出版专著约50部,编著则达到1000余部,其数量对比相差悬殊,尤其是他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版并延续至今的“切尔西文学批评”系列丛书,已在全世界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学产品系列和突出的文化现象,已成为布鲁姆文学编辑的标志性成果。另外,布鲁姆的文学编辑活动开始时间早(在1961年他刚刚走上工作岗位不久)、延续时间长(从1961年至2019年,约58年)、用力勤(如1987年,布鲁姆出版专著1部,而其编著仅“现代批评阐释”丛书据不完全统计就达到63部;1996年,专著1部,编著仅“学习指南”丛书就达到46部;2003年,专著1部,编著仅“学习指南”丛书就达到51部)、种类多(既有作品选,也有批评文选;还有不同主题内容、针对不同阅读对象的文学作品)。因此,仅从其文学编辑生产的数量之巨和其付出的时间与精力之多而言,称其为编辑家一点也不为过。当然,这仅仅是从表面的数据等定量或显性的外在表征来厘定布鲁姆新文化身份的,实际上,决定布鲁姆能否称得上编辑家的,无疑还有他从事编辑实践活动的编辑原则、编辑理念、编辑策略等内在考量等因素。 一、布鲁姆的编辑原则 布鲁姆深受莎士比亚等文坛巨擘以及其师M.H.艾布拉姆斯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具有深厚的人文主义情怀。他作为一位坚定而执着的现代主义美学家,非常反感并反对后现代社会盛行的庸俗、零距离美学对人的“自我”、主体性的遮蔽与消解,以及生活、生命诗意与美感被销蚀,他通过编辑出版海量的文学批评作品,极力重申、重返现代主义崇高美学,重构强大的“自我”与主体性,为社会重新营造“诗意栖居”的语境与氛围,这无疑在主观和客观上提升了社会大众的审美格调和审美水平,提高了社会大众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了人类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广大民众构筑了时代精神高地,重塑了人文理想,重树了审美标尺。从这个外在和宏观的社会意义上讲,布鲁姆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文化担当的编辑家,他的编辑实践活动在实现他个人的文化、美学理想的同时,也为人类、社会审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从内在精神层面这个意义上讲,布鲁姆借编辑出版活动,使审美主体通过文学审美与经典互动、对话,从而使个体回归自我本位,实现审美个体内心和精神的解放与救赎。因此,可以说布鲁姆的编辑实践活动和他编辑的作品,在当代社会主体性遭遇严重危机、人类面临全球困境的语境下有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正因为人文情怀和文化担当是布鲁姆编辑思想的底色,所以,他才能一方面与各知名出版社合作,积极投身这一他认为有着重要意义的编辑工作和事业,并以朝圣般的虔诚和清教徒式的坚毅执着,用毕生的精力构建这一跨世纪的、规模浩大的经典工程;另一方面,在编辑过程中形成以内容为王、审美为本、经典为上的编辑原则。这一原则,也是布鲁姆编辑实践的一个鲜明特色。这一特色在布鲁姆的编辑活动中,体现为以经典为中心,注重经典、聚焦经典、遴选经典、传播经典。 在资本逻辑与技术理性盛行、崇高与经典遮蔽的后现代社会中,布鲁姆以堂吉诃德式的勇气和壮举,正本清源,划定经典范畴,恢复经典秩序,重建经典体系,以自己宏大的文学批评编辑事业和批评实践指引文学批评的方向,以此挽救文学经典和文学批评不断式微的命运。他通过大量的经典选读、导读以及经典批评畅销书的编撰、生产和出版,与当下泛滥成灾的后现代审美作品抢夺审美市场,重建人类的精神桃花源,使其心灵有所寄托、有所皈依。 当然,布鲁姆这里的“经典”有其丰富的意涵,它不仅是指经典作品、经典人物,还指经典批评、经典作家和经典批评家(也包括他自己),同时还指与他一起合作开展经典丛书编辑的作者(当代著名文学学者)、知名出版社、知名文化中心以及经典体系的建构——经典的生成、经典性的揭示和经典丰富性、多元性的展示等。实际上,这既是一个经典再识和重构的过程,使经典拂去历史的尘封,在新的历史和社会文化语境下再次焕发出生机与光彩;又是一个再度经典化的过程,使之赋有更强的经典性;同时也是一个再造经典性的过程。即上述诸多经典性因素的累积和叠加,使布鲁姆的编著上升为经典之作。 的确,就具体批评实践来看,布鲁姆的编著丛书所论俱为经典作家,如早期的雪莱、柯勒律治、惠特曼,后期的“现代批评观点”丛书作家莎士比亚、狄金森、王尔德,以及“布鲁姆世界重要剧作家、长篇小说家、短篇小说家、诗人”系列丛书中所论的作家等;经典作品,如“现代批评阐释”丛书里所论但丁之《神曲》,艾略特之《荒原》,普鲁斯特之《追忆似水年华》等;经典人物,如多达 51卷的“重要文学人物”系列中的人物,“莎士比亚之个性鲜明戏剧人物”系列中的福斯塔夫、克莉奥佩特拉、李尔王等;重要的文学主题,如“布鲁姆文学主题”系列丛书所论“美国梦”“死亡与垂死”“畸人”等;重要的文学时段,如“布鲁姆文学史时段研究”系列丛书所论“美国自然主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小说”“18世纪英国小说”等;收录经典批评家的经典之作,如希利斯·米勒、劳伦斯·布尔、D.H.劳伦斯等人的经典之作。同时,与他一起合作的作者也是学术界的名家,如莱昂纳尔·特里林、弗兰克·克默德、约翰·霍兰德等;出版社也是他精心选择的知名出版社,如出版了《写给各年龄段绝顶聪明儿童的故事与诗歌》的西蒙与舒斯特,出版了《西方正典》的河源,出版了1985年之后绝大部分系列丛书的切尔西,以及牛津大学出版社、耶鲁大学出版社等。而在这一过程中,布鲁姆也充分发挥了他自己作为经典批评家的批评主体性和专长性,以自己丰富的学识、极高的才情和知名学术权威、经典批评家的显赫身份,以过往经过阅读淬炼的眼光和独到的遴选标准,告诉读者哪些是经典、哪些是权威的批评、经典的生成背景、经典的经典性何在、经典的内容丰富性和多维性何在,等等。同时,他还在看似散乱、芜杂的经典批评中有目的地建构起了多个经典体系:各个丛书系列和以莎士比亚、惠特曼为中心,通过复杂的互文性影响关系而联结、构建形成的覆盖全球、呈网络形态的宏大西方或世界经典体系,而每 一个网络节点就是一部(个)经典(作家)。这体现出布鲁姆充分、自觉、专业的策划意识:他在知识、文化、审美生产的整个流程和各个环节之中都有意识地注重和坚持经典性的原则,以最终确保编辑作品最高的经典性品质。 二、布鲁姆的编辑理念 从历时维度考察布鲁姆的编辑活动,可以看出,大致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布鲁姆前期(约20余年)的编辑活动主要是以学院派学者的身份,为专业学者、行内学生而编撰,其作品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学术性。而从作品内容来看,他主要是从其自身的研究兴趣和学术经历出发,编选了具有高雅、崇高审美特质的诗歌,尤其是英国浪漫主义诗歌。这些出版物很少配有编者的导读。布鲁姆这一时期编辑活动的接受主体、作品主题都显得比较狭窄和单一,这与布鲁姆这一时期作为学院派学者和“象牙塔”美育家的身份相符。随着20世纪80年代布鲁姆大众美育理念的形成和作为大众美育家、经典普及家身份的转型,其编辑理念发生了巨变,编辑视野骤然开阔,编辑策略和编辑作品的主题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即发生了明显的大众化转向:编著除了诗歌之外,还包含了大量小说、戏剧、散文等,并且他还从多维角度对经典进行诠释:不仅讲解作品,同时还讲说作家、人物、主题、文学史、批评史、城市等,而且针对同一个导读对象(如作家、作品或人物),每部编著都收有多位权威、经典批评家的多角度分析文章,布鲁姆则在“序言”部分给予宏观的论评,以展示自己的观点,以期给大众读者以尽可能详尽的阐释。 总的来看,布鲁姆在长期的编辑生涯中,尤其在后期,已形成了自觉而强烈的读者意识、明确的“读者阅读中心”接受美学观念(前期则是“作者、文本中心”的生产美学观念),以及鲜明的“服务读者”“以读者为中心”的编辑理念。例如,为帮助和方便普通读者对于深奥经典作品的入门、认知与理解,布鲁姆在部分丛书的编著中设计了“故事梗概与分析”“作家编年”“作家传记”“作家所作作品”“关于作家的作品”“作品人物介绍”“故事背后的故事(即作品诞生的背景)”“注释”“注解性书目”等内容,以便于读者多视角、多层面地了解作品。这是典型的以读者为中心、服务读者、心系读者的体现。例如,在“各时代之莎士比亚批评”系列丛书《亨利四世》(第一部)里,在正文之前,编者设计了“莎士比亚传记”“《亨利四世》(第一部)故事梗概”“重要文段讲解”“人物列表”等内容,以帮助读者在进入正文阅读之前做好相关的知识、信息准备。 另外,针对前后期不同的目标接受群体,布鲁姆推出了具有不同编辑体例的编辑作品,前期主要面向“象牙塔”内具有群体一致性、构成单一性特点的文学专业读者(年龄相仿、心智相同、基础相似、背景相像),生产具有一定专业深度、知识难度和审美高度的“选读”作品。后期则主要面向学院内外构成多元复杂的广大社会非专业读者、文化大众群体(年龄、教育背景、智识水平等参差不齐),提供具有丰富度并提高兴趣度和关注度、扩大读者覆盖度、加大受众细分度、提升读者接受度的“导读”性作品,这具有更大的编辑难度和挑战性,也更符合不同接受对象的实际知识和文化水平状况以及文化产品(商品)的营销规律。布鲁姆专门针对特殊阅读群体设计、编辑了不同的经典丛书,以助力其阅读和写作。如有针对青少年的“青少年学习指南”系列丛书,面向儿童的《写给各年龄段绝顶聪明儿童的故事与诗歌》,为大学生而编辑的“布鲁姆古典批评观点”系列丛书、“各时代之莎士比亚批评”系列丛书,等等。 在布鲁姆编辑的“导读”丛书和文学批评畅销书籍中,封面图像化也是其书籍装帧设计的一大鲜明特色。经过初步统计可以发现,这些面向大众的绝大部分读物其封面都配有照片或画作:讨论作家的丛书,其封面一般是作家的照片或油画;关于作品、人物、主题等的丛书或畅销书,其封面往往是与之相关的剧照、油画、风景画、漫画或速写,等等。如《西方正典》封面配的是拉斐尔所作的《雅典学园》,《如何读,为什么读》封面配的是达·芬奇所作的《天使报喜》,《写给各年龄段绝顶聪明儿童的故事与诗歌》封面配的是威廉·布莱克的《教这些灵魂飞》,《诗人与诗歌》《长篇小说家与小说》的封面配的是漫画。可以说,这些针对大众的丛书或畅销书几乎每部封面都配有相应的、具有一定意义蕴含的图像。不仅如此,当同一个文学主题在不同的系列中出现时,其封面的图像也会发生变化。例如,“勃朗特三姐妹”主题在几个丛书系列中均出现过,但与这几部著作对应的封面图像均不相同;当同一部著作随时代变迁而出现版本变化时,新版本在封面图像的设计上也会发生相应变异,这足以看出其封面图像设计的多元复杂性和时空变化性。其封面图像化涉及的著作数量巨大(总计达千余部),且互不重复,充满着变化性和时代感,这已形成了一个突出的文化现象。另外,经过对比考察可以发现,布鲁姆的学术专著封面却很少配附图像。可见,布鲁姆后期面向文化大众的编著封面图像化并非偶然现象或者编者无意为之——这实际上证明,布鲁姆针对文化大众的阅读、审美、文学消费倾向,已经形成了自觉的、成熟的、与时俱进的图像化编辑美学风格。在后现代图像社会,图书的编辑、装帧、设计和文化产品的营销,犹如其它商品一样,必须顺应时代的潮流,必须迎合读者的(图像)审美诉求(但又不能完全图像化);而作为文学批评的大众类读物,必须要打破“理论是灰色的、晦涩的”传统审美理念,必须另辟新路,打破文字独白的审美霸权格局,给理论以“颜色”和色彩,适当引入和融入直观、生动的图像以吸引读者,调剂、调和文字与图像之间的对立、紧张关系,在知性文字(深度审美)与感性图像(浅度审美)之间形成一种中庸审美模式,稀释理论的深度和体验的难度,并给读者以视觉冲击,通过效果更佳的图文共构审美图景和设计方式教育民众,开拓阅读市场。 三、布鲁姆的编辑营销策略 当布鲁姆担任编辑或者说从作者转换为编辑的角色时,在图书编辑与产品生产上,他有着一套自己的生产思路:他反单一化、小规模化的产品生产方式,改变以往文学批评难以实现畅销化和利润规模化的传统格局与困境,通过编辑大型化、多样化的经典文学(批评)丛书,实现批量化、大规模化生产,使之产生规模效应;同时他将这些出版物集中在少数几家出版社(如切尔西出版社)出版,并拉伸出版周期(几十年),以产生集束性、持久性、标志性的文化效应,这样最终实现文学经典批评作品的最大限度品牌化、畅销化、盈利化。 当然,如此大规模的作品编辑,仅仅靠布鲁姆一人之力是难以完成的。实际上,布鲁姆往往是采用团队协作——与其他批评家合作——编辑的方式来完成的。布鲁姆早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编辑生涯之初,就已有自觉的团队合作意识,如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编辑的多部文学经典作品选集即是与多位学者合作的。如与约翰·霍兰德合编的《风和雨》(1961),与莱昂纳尔·特里林合编的《浪漫主义散文与诗歌》《维多利亚散文与诗歌》(1973)等,而在后期(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大型丛书编辑中,布鲁姆往往担任丛书的总编辑,总体指导和把握编辑工作(尤其是主题的策划,文章的遴选等),而其他批评家则担任各分册主编,如“布鲁姆文学主题”系列丛书之《英雄之旅》分册主编是布莱克·霍比,“布鲁姆文学之城”系列丛书之《伦敦》的分册主编是多娜·戴利和约翰·托米迪,“布鲁姆世界重要短篇小说作家”系列丛书之《莫泊桑》的分册主编是莎娜罗宾斯,等等。这样,布鲁姆和出版社才得以在一年之内推出几十部畅销批评作品。 在编辑策划和营销策略上,布鲁姆善于充分利用自己作为经典批评家的权威身份和影响,利用自己已有的、丰厚的文化资本,进一步扩大生产其文化效益、经济利润,同时出版社也会由此而受益——这从商业出版社(如切尔西出版社)与其长期持续不断的合作中可以推断出来。具体操作层面,在作品的编辑策划或产品的营销策划上,他在图书的封面、封底或书背等空间尽量充分展示主流文化或权威书报媒体对于该书及作者的正面赞扬性评论,如《最佳英语诗歌:从乔叟到罗伯特·弗罗斯特》①一书的封面印有《纽约时报杂志》对布鲁姆的评价“批评家中的巨匠”;封底附有《旧金山纪事报》《巴尔的摩太阳报》以及《波士顿环球报》给予该著和编者的极高赞誉——“精彩绝伦的诗选”“最具价值的批评家”;书背部分则展示了《洛杉矶时报》的书评“时代最佳诗选”。另外还有一些书封面醒目位置特别标明布鲁姆是其此前卓有影响书籍的著者(《写给各年龄段绝顶聪明儿童的故事与诗歌》②封面赫然印有“哈罗德·布鲁姆:《如何读,为什么读》一书作者”的字样),在书籍勒口介绍布鲁姆的不凡生平、辉煌业绩和巨大成就,在扉页标注布鲁姆是耶鲁大学“斯特林人文讲座教授”,等等。这无疑能增加产品的品质砝码,增强产品的购买说服力和消费者的消费信心。而与之合作的诸多编辑往往也是学界权威或卓有影响的名家(如约翰·霍兰德、莱昂纳尔·特里林、杰西·祖巴等),这也提升了产品的经典性、影响力,增添了产品的文化资本,使产品实现文化利润和经济利润的最大化增值。从最终的传播与营销效果来看,这些丛书已传播至世界各地,并出现在多个出乎意料的场所——即布鲁姆所言“极不可能的地方”: 有些书出现在极不可能的地方:博洛尼亚、瓦伦西亚、科英布拉、奥斯陆的旅馆客房,法兰克福和尼斯的旧书摊,我旅行所到之处的作家书架。我应马其顿一所大学的要求给它的图书馆寄去一批,也应要求捐了数册给美国监狱服无期徒刑的囚犯。这些年来,这千种书籍(即切尔西出版社系列丛书——引者注)触及很多地域、很多人。③ 这些书深受全球读者大众的喜爱,充分说明布鲁姆的编辑方法和营销策略得当,效果良好。它们成为畅销书的事实,已成为编辑界、书业界和文学批评界成功合作与携手的经典案例。 不难看出,布鲁姆编辑的著作体量巨大、影响广泛,且具有高度的人文性、经典性、权威性,深受读者好评。其编辑理念科学、编辑策略正确,他不愧为一位优秀的编辑家。 四、布鲁姆的编辑情结 布鲁姆由理论到图书关注视点的转变、由理论家到编辑家身份的转型,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收益和利润的考虑(为出版社和自己赚取最大化的利润),以及人文关怀、审美救赎和经典传播等方面的考量,而且还与其魂牵梦萦的传统图书审美情结和阅读怀旧情绪有着紧密关联。这从其多次自述的刻骨铭心、情深意长的“图书馆(书籍、借阅、阅读)记忆”即可看出: 我本意不是去重现早年的记忆,那从八岁到十五岁之间的经历,当时我在布朗克斯图书馆麦尔罗斯分部获得了某种新生。……在我将近七十二岁之时,我日益感到自己一生主要的成长经验始于七岁那年,当时我说服了我的两个姐姐带我去公共图书馆,实际上是每天都去。④ 对图书馆的向往本质上是他对于书籍媒介以及其内蕴的审美自由世界的喜爱与渴望,是他对于传统经典纸质书籍的高度情感认同:因为在他看来,与现代虚拟电子书籍不同,传统纸质书籍及其蕴含的艺术和审美文字具有人文关怀性、心灵内视性和与高尚、神圣人物的对话性,是曾经困顿灵魂的安顿、寄寓、陶冶、净化、升华、成长之所。电子书是技术理性的象征与代表,是去人性化的、冷冰冰的,而纸质书是美的化身和物质化体现,具有暖暖的人性的温度。布鲁姆对于二者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我想,正是对这些名篇佳作的极端喜好才激起我对如今屏幕上的东西即电子书籍之类不屑一顾。”⑤可见,布鲁姆对于传统纸质书籍的终生挚爱与痴迷以及膜拜,不仅是内在精神、内容层面的,而且也是外在形式层面的——而非虚拟的、数字化的、可复制的、褪去了本雅明所说的神圣光环的电子书籍产品。“我喜欢那些向往已久的书籍的纸张、外观、重量、手感、印刷,甚至是书页空白……”“我的头脑里充满了那些诗卷的可爱形象,那些诗卷伴我度过了童年,成了我幼时周遭乏味环境中的光辉偶像。”⑥ 正是对于传统文学图书(包含借阅活动和阅读体验)自儿时便形成的美好记忆(尤其是其物质性属性),“新生”惊喜体验,和谐的“人—书”互动关系,可观、可触、可感的审美感知与深度的情感认同,使布鲁姆形成了根深蒂固、难以释怀的怀旧记忆(含审美图景)与“图书情结”。这种记忆和情结,在大众美育、审美救赎理想、目的与动机的触发之下,最终在其职业生涯后期得以集中释放、实现和“爆发”。于是布鲁姆转向从事图书编辑工作,并主要从文学接受者和知识、审美消费者(即类似于布鲁姆童年记忆中的自我一类的大众读者,而非文化思想精英或理论、知识生产者)的角度出发,在编辑事业中赓续、传承、创新并践行、实现自身的编辑理想、理念、原则,为广大读者服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