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陶冶性情的灵丹, 是沟通他人的桥梁。中国人运用汉字这个得天独厚的工具,冲破时空的限制和古人相会,和远方无法用方言交流的人们相会,从未谋面的人可以因为汉字的因缘相交、相知,成为挚友。国人在精神家园里凝聚起来，文化瑰宝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在当今经济迅猛发展、文化色彩斑斓的社会中，文学真正变成了文艺百花园中的一花。她可能并不是开得最艳、最盛的那一朵，但是她的隽永和芬芳，往往沁人心脾，经久不衰。欣赏这朵花的人也可能比以前少了，但换来的是满园春色，更多的人能够接近文艺，享受文艺，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上海诗人刘希涛是文学的多面手，他曾经是“战士诗人”和“钢铁诗人”，后来又成了爱情的歌者和祖国风光的描绘者，并由诗及词，成了一位词作家。由于工作的变动，他开始写散文和报告文学。我以为，他写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尤其是长篇人物类报告文学，是他在改革开放以后更为优秀的作品。他在描写一个个新时代中的新人物时，不仅歌颂了人物，而且传播了科学的人生观和人才观，对一些僵化的、似是而非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充分彰显了报告文学的价值。报告文学必须具有思辩的色彩和批判的精神，在褒扬中蕴含启发和思考，张扬理性，这是报告文学的较高境界。他笔下的人物是可信、可敬的，在文学形象的背后，读者也看到了一位勇于探索真理、为正义呼唤的作家的形象。在收获文学成果的同时，刘希涛也收获了友谊，他的喜悦程度大概并不亚于若干次的文学获奖。
知识分子历来看重友情，在古代社会，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写诗、唱和成为文人之间主要的交流方式。在新的时代，文学的联通四方、沟通心灵的作用并未消亡，热爱文学的人没有一天放下他们手中的笔。文学仍然是一根红线，把志同道合的人拉得更近、更紧。文化人大多喜爱文学，喜欢诗歌，诗人更容易以诗会友，广交朋友。因为诗歌不靠曲折的情节和跌宕的故事取胜，她的法宝乃是一个“情”字。人类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无不在诗歌里得到美的展现。刘希涛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结交了不少各界人士，包括一些文化名人，他把获赠的墨宝笔迹当作至爱。他们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用诗画、书法和散文来表达友情，滋润自己的精神世界，自然也是一种高尚雅致的文化活动。
刘希涛就是这样的一个藏宝之人。在他普普通通的家中，有许多我们所敬仰的前辈、名流的书法和绘画，以及他们的书信、照片和文章：贺敬之、程十发、杜宣、峻青、铁凝、叶辛、赵丽宏、徐刚、石祥、沙白、忆明珠、梁上泉、张森、毛国伦、刘一闻等100多幅不同字体的“涛声依旧”，表达了文化名人对刘希涛诗歌、散文的喜爱与推崇。刘希涛为他们所写的文章也都是一篇篇至情之文。文人的情怀从来就不是纯粹的私事，这种情怀中蕴藏着时代风云、社会变迁和世态炎凉，有着对真善美痴心的追求，对不合理现象的愤怒和谴责。正因为如此，书信文牍、采访录、回忆录之中的美文，加入了散文的行列，也就不足为怪。
刘希涛从本质上说是一个诗人，在为友人所写的这些文章中，不乏关于诗歌精神、内容和艺术的探讨。刘希涛对忆明珠的描写是动人的，他感慨一段凄美的人生刻在了“忆明珠”这个名字上。刘希涛评价忆明珠的诗是灵魂的叫喊、心潮的涌动，他不是那种春天来了唱布谷，夏天来了唱黄鹂的诗人。他是当代的才子，却又是一朵不肯红的花。他是把希望和绝望的心灵跋涉化为声声歌哭的人，他有对于人生的大悲悯和对于人生的大觉悟。我也从刘希涛的文章中认识了忆明珠，我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高贵的诗产生于高贵的心灵。与其说刘希涛是在写忆明珠，不如说他是在写自己。他一生以诗歌为伴，诗是他的第二个情人。他的生活的充实、情感的丰富和思想的进步都记录在他的诗歌里。
刘希涛从小就喜欢梁上泉的诗，曾经千方百计购买他的诗集，以后也十分关注梁上泉的创作情况。得知《小白杨》这首著名的军旅歌曲的创作过程后，刘希涛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对诗歌创作的理解：“小白杨”的文学形象正是战士的情感积淀的体现，《小白杨》的广泛流传则得益于对文学规律的尊重，语言的简洁生动和口语色彩，加上节奏的鲜明，使诗歌有很强的可唱性。这篇文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普及了创作知识，诗歌应该主要是听觉的艺术，当诗人艺术化地把握现代汉语的音节、韵律和节奏的特点，诗歌就可能从一个个生硬的铅字变成一段段美妙的歌声，萦绕在人们的耳旁。
在写到诗人沙白的时候，刘希涛说，沙白1963年创作的《江南人家》，以明媚轻快的抒情色调，为当时被政治高温烤炙得干枯欲裂的诗歌园地，带来一种杏花春雨般的潮润与温馨。关于沙白的散文，刘希涛不禁引用了忆明珠的话说，青年人往往善做青春之赋，中年人年齿渐增，感情活动趋于平和稳定，思想就活跃起来，宠辱荣枯，以至治乱兴衰，公道天理，都想来个寻根究底。沙白的散文就是这种“皓首穷经”的结果。这就不仅是对诗歌的评价，更是对社会的判断，难道不也是当代诗人之间的“共葆秋竹心”吗？
刘希涛和吴欢章的交往既是师生关系又是诗友关系。年轻时，当年的小刘混进课堂去听吴老师的课，播种下对诗歌、散文热爱的种子。后来的老刘又聆听了吴老师对小诗的解释，这些融合自己创作经验的真知灼见，让老刘如同吃了萤火虫，肚子里面亮晶晶的。我也十分认同吴老师对小诗的看法。小诗也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后来，这种创作形式传到日本，促成了俳句的发展。再后来，俳句又回传到中国，成了汉徘，前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罗洛先生就是一位汉徘的高手。吴老师不仅自己坚持创作，不久前，还精心编选出版了《小诗萃》一书，得到诗歌爱好者的广泛欢迎。吴刘两人之间对于诗歌创作的探讨，很有现实意义。眼下有些人自己从不涉猎创作，却喜欢居高临下地高谈阔论，形成了创作和评论之间的隔膜。这使我们格外地感怀现代文学的时代，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他们既是作家，又是评论家，深刻的见解出自学问和创作实践的结合。他们通俗而流畅的文笔，使得多少文学青年从文学中学习、进步、成长，找到了自己的道路、自己的事业。文学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关注度，作家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也就不足为怪了。
诚如报人丁锡满所说，“没有热爱生活的感情，是写不出这种诗的。刘希涛对待生活，对待工作，就像铁水一般的热烈、火红，像钢锭一般的坚定。……诗歌的责任就是在浩瀚的生活海洋中提炼美的元素，去陶冶人民、激励人民，使读者在美的享受中更加热爱生活，从而奋发努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刘希涛就是这样，并不满足于简单地深入生活，而是不断从古今的作品当中、从不同的诗人身上汲取诗歌创作的养料，提炼美的元素，焕发出不竭的创作热情。
刘希涛对优秀的词曲作家和音乐制作人陈小奇的友谊，并不只是由于那首流传广泛的歌曲《涛声依旧》，而在很大程度上因为陈小奇的生活态度和文化态度。他欣赏陈小奇的名言：“补鞋都能成为专家，干其他事也可成为专家，关键在于坚持”，这使陈小奇成功地从一个学文学的人转行成为卓有成效的音乐人。我也认为陈小奇对传统文化传承的两种角度的提出很有创意，一种是原汁原味地保护，使其极具收藏价值；另一种是时尚包装，使其适合青少年的审美取向。文化人往往把对祖国的感情融入自己的专业岗位上，社会应该鼓励更多的探索和更多的尝试，而不是把文化人都束缚在一种模式中。
中国历来就有“书画一家”的说法，实际上，诗书画也有密切的关系，不同艺术之间的交流和融汇，往往对诗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刘希涛也喜欢跟书法家和画家交朋友，从他们身上汲取艺术的营养。
贺敬之是我们这一辈人崇敬的大诗人，但是少有人知晓他的艺术经历和创作心得，刘希涛的文章使一位“大家”走进读者大家的视野。贺敬之从七八岁起就临池习书，王羲之、王献之、黄庭坚、米芾、王铎、郑板桥、怀素和毛泽东的书法他都悉心研究，得出了行草最能表情达意的体会。几十年来，贺敬之练笔不辍，博采众长而自成一家,诗家的书法就像是“纸上的舞蹈，砚中的云海”。原来贺敬之的成功也来自于博学和专注。这种精神让泰国小提琴家陈美也站在了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滑雪赛道上，我们有理由不要过分地看重所谓的天赋和机遇。
在刘希涛的笔下，我们也看到了书法家张森的深刻和幽默。他对目前不少家长“让”孩子学书法，为此到处拜名师求名家的做法不以为然。多少名家的经验告诉我们，艺术的冲动只有发自内心而不是外力，才有可能到达艺术的高峰。然而，即使达到了艺术的高峰，也有一个心态的问题，也有人高处不胜寒，摔了下去。张森的名片上只有孤零零的“张森”两字，别无任何头衔和桂冠，一个睿智的书法家的形象霎时间便跃然纸上。
刘一闻是沪上卓有成就的书法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的一些书法家过分重视技巧而忽略作品的内在精神。这种现象其实也存在于文学创作之中，共同的见识使文人之间更加靠近。刘希涛也为刘一闻的重情重义所感动，记录了他为给苏白老师奔丧而得罪领导的情节。“歌德”和“缺德”从来就是一对兄弟, 正是在憎恶和批判假丑恶的同时，真善美展示出灿烂的光华和伟大的力量。道德和情感是人类基本的精神需要，抛弃了它们，还有什么政治可言？
刘希涛写文化名人，往往看重他们的人格和人品，字里行间闪耀着他们精神世界的魅力。铁凝，中国作协新一代的掌门人，撇开“美女作家”这种廉价的称赞，她除了作品还能感动我们什么呢？是那句“让作品说话”的掷地有声的语言，它还是一个文学宣言和人生态度——一个真正的作家理应把荣誉看作浮云，而把作品当作永恒的追求。
刘希涛写电影演员张瑞芳，突出她说的一句话“我是沾了演员的光”。张瑞芳说，自己当了7年的市政协副主席。其他的政协主席、副主席都是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只有自己是假的，演的都是别人，自己究竟是个什么角色也不知道了。刘希涛并没有滥用一些溢美之词，而只是简简单单的引用，就鲜明地表达了自己、也是任何一个明智之人对张瑞芳的心态的认可。演好人不难，做好人很难。不躺在以往的成功的花环之中，而是在80岁的高龄时，终于真正演起了自己：办了敬老院。这位老演员的可贵之处，就是她的谦和之心和平静之心，这种境界让人对她肃然起敬。
峻青，老作家，他的“红色经典”之作几乎家喻户晓。“文革”中他也未能幸免遭受磨难，重获新生之后，他并不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而是倍加珍惜握笔的机会，老骥伏枥，志在有为，并且总结出了“文书交替”之法，使身体和创作都永葆青春。
杜宣是上海重量级的文化人和国际文化活动家，他又曾经是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一个勇敢的革命家，这让我们对他肃然起敬，也增加了一个理解杜宣作品的新的角度。
在很多上海作家的心中，文学编辑谢泉铭是他们的恩师。在他们初学写作的幼稚阶段，是老谢的无私辅导使他们一步步地成熟，终于成为知名的作家，而老谢却一直默默无闻。文学事业的繁荣离不开编辑的劳动和奉献，可惜这样的编辑现在不多了。刘希涛在他的文学道路上也幸运地遇到另一位这样的伯乐——当年《厦门日报》的副刊编辑沈扬。沈扬写过长达三页的信给刘希涛，跟他谈论诗的构思。在这样热情的编辑的悉心辅导下，《连长的脚板》诞生了。可贵的是，沈扬为文学青年做了那么多，却连个名字都不留，直到多年以后，受惠的作者才知道他叫沈扬。
上海青浦出身的画家程十发也是一位富有人格魅力的艺术家。在担任画院院长的时候，他为了解决画师们的住房困难，曾拿出自己的稿酬买了十套公寓送给他们。他还把一生所收藏的八大山人等名家名画悉数捐赠给上海中国画院。这样的情怀和奉献将和他的作品一道，长久地留在世上。
上海崇明岛出生的诗人徐刚，是个响当当的名字。在我们的学生时代，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但是他之后如何从一个诗人变成了一个报告文学家，他的身上经历了怎样的人生过程，他的思想又是如何痛苦地转折，这些都是当年我们这样的“粉丝”很想了解的。在描写徐刚的文中，我发现刘希涛的文风完全变了，变得沉郁而厚重。他深刻挖掘徐刚的心灵深处，说徐刚是从崇明的“海之家”走出去的，他是如此地珍爱着水。1987年大兴安岭的那场大火触发了他的创作转型，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吧》，震击了整个中国。刘希涛深情地写道，20多年来，徐刚是个在退休之前没有薪水的作家，是心中那种对祖国的挚爱支撑着他义无反顾地奔走在四面八方，大声地呼吁保护森林、保护环境。中年以后，身心疲惫的他便沉浸于历代的碑帖之中，辗转于书案之侧。临池的结果，是汉字的形象与心灵的沟通，他的笔下出现了不同于书斋的书法。俗话说，字如其人，如果说用字的好坏来判断人的善恶是唯心主义，那么，从字的风格探寻人的风格就不属此例了。徐刚大概没有想过要写自己，但是无意之中，刘希涛把他写得如此壮烈刚强，徐刚的文学和他的人生紧紧地融汇起来，汇成了一首真正的交响曲。
文化名人和“涛声依旧”的关系，不仅是刘希涛的财富，更是文学魅力的体现。我们不必哀叹文学地位的下降，也无需担心文学会衰落，文学是人类永恒的精神需求。我们在祝贺、羡慕刘希涛的同时，也应该自审自己的文学写了什么，又是如何去写。是金子不一定发得了光，但是沙子永远发不了光。
2014年春节写于上海大学
(任丽青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文化名人与“涛声依旧”》，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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