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谈论中华美学精神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借用卡佛这一几成滥俗的句式，无非是想表明，所谓“中华美学精神”如同“爱情”一样，是每个人都似可感知却又难以名状之物，即便长篇大论著书立说也未必能穷尽其中奥义。源远流长的中华美学精神，历经数千年绵延至今，催生了本民族无数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在这些作品中显现它自身，其内涵不断发展丰富。即是说，优秀文艺作品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渠道，一部《红楼梦》或许比一本理论著作更能让人领略中华美学之精妙。
《红楼梦》因其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集大成者，故而名列古典名著之首，后学者甚多。以陈思和的观点，葛亮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北鸢》是又一部向《红楼梦》致敬的当代小说，是一部“以家族日常生活细节钩沉为主要笔法”的“半部民国史”。而在我看来，《北鸢》正因深得中华美学精神浸润之故，才当得起评论界予其“新古典主义小说”或“新古韵小说”之誉。
叙事传统
作为年轻作家中“最会讲故事的小说家”之一，葛亮在40万言的《北鸢》中，充分发挥其叙事才能，将波诡云谲的民国动荡史寄予两个家族的命运浮沉。人物线头众多而叙事纷繁不乱，颇得中国叙事传统真传。
全书8章，前6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分叙男主角卢文笙与女主角冯仁桢的成长岁月，牵扯出各自的家族关系。前6章中，两人虽偶有交遇，却似惊鸿一瞥，草蛇灰线。直到第7章和第8章，随着两位主人公正式“会合”，两条叙事线索才合二为一。在交替的叙事主线中时间不断推进，空间也随人物的位移而流转。作者在每一章所巧妙选择的时间点，既是人物成长中的重要阶段，亦隐含了大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进程。
小说在叙事过程中，不断地埋下伏线。风筝在书中反复出现，“北鸢”构成了小说的核心意象。金圣叹评水浒，景阳冈一段连写18次“哨棒”，紫石街一段连写16次“帘子”和38次“笑”，这便是“草蛇灰线法”。脂砚斋评《红楼梦》：“事则实事，然亦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以至草蛇灰线、空谷传声、一击两鸣、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云龙雾雨、两山对峙、烘云托月、背面傅粉、千皴万染诸奇。”《北鸢》对传统叙事手法的应用可谓得心应手。试举一例。冯仁桢二姐冯仁珏的身世之谜是书中重要的情节点。第2章“青衣”一节，写冯仁珏与妹妹仁桢偶然撞破父亲冯明焕与名角言秋凰幽会。言秋凰“直起身，轻轻说，这位是二小姐吧。仁桢看见姐姐却昂一下头，将眼光偏到一边去”。这一“不太礼貌”的神情传递了仁珏对于父亲情人的轻慢与不满。第4章，叙述仁珏“通共”一事败露，在日本军官和田的威逼下吞针自尽。第6章叙述仁珏的生前好友范逸美带着一枚“玉麒麟”去找言秋凰，请其除掉和田；言秋凰以献身和田的方式，设局除掉和田后，自尽身亡。小说在本章最后一节“蛮蛮”中，方以倒叙的方式解开仁珏的身世之谜，原来仁珏是言秋凰与冯明焕的私生女，言秋凰不知此女尚在人世，而范逸美以旧物“玉麒麟”使言秋凰明白仁珏就是她的女儿，从而设计了为女复仇的计划，最终玉石俱焚。小说以经济的笔墨，将复杂的事件“叙得有间架，有曲折，有顺逆，有映带，有隐有见，有正有闰”，堪称范本。
在细部的叙事上，小说亦多见中国叙事传统的影响：常用点染烘托法表现人物的心理，营造叙事氛围和意境。仁珏“通共”一事败露，和田找上门来，气氛萧杀。作者笔力一荡，写“仁桢定定地望着前方，看见湘绣的‘四君子’屏风上有一滴去夏遗下的蚊子血。晦暗的色彩，这时候却分外触目”。这段物象描写，既暗示了知道仁珏秘密的仁桢内心的焦灼，也烘托出一种邪恶不祥的气氛。由于极少置入人物心理描写，而主要靠人物的行动来推动叙事，文字便有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抒情传统
《北鸢》第5章叙卢文笙与毛克俞的初遇，两个青年人交流对于绘画的认识：
文笙点点头说，吴先生早年对我说过中国人爱以画言志，应该是这个意思。
青年说，很对。相比之下，西人的艺术观，就很看重技术。他们是用了科学的精神来作画，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自身倒是其次了。
文笙忽然想起了什么，便道，我现在晓得了，你画里的好，正是你说的艺术的性情，然而，却无关乎你自己的性情。于我这个中国人看来，便少了一些感动。
这段对话，涉及中西文艺传统的比照，“中国人爱以画言志”，西人“讲究的是对自然的尊重”。“诗言志”构成了中华美学的抒情传统，近年来屡屡为学者所论及。如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这两位中西戏剧大师逝世400周年的2016年，学者辜正坤在比较两人的艺术时说，“汤显祖追求的是情真、情至，莎士比亚追求的是理真、事真”，“汤显祖重在言情，莎士比亚重在写真；汤显祖重主观，莎士比亚重客观”。这个结论或许经过了简化而有绝对化之嫌，但它却直指“中西文化深层次上的原型结构”。
《北鸢》对抒情传统的吸纳，首先在于写出了“有情”的历史和历史观。书中活跃着的人物，虽颇有风云人物，影响历史进程者，值得“索引派”考据一番，但更多的则是乱世浮生，大历史中普通人的命运浮沉构成了可感可触的民国史。借用王德威的话说，“小说中国”是想象中国的重要方法，“小说夹处各种历史大叙述的缝隙，铭刻历史不该遗忘的与原该记得的，琐屑的与尘俗的。英雄美人原来还是得从穿衣吃饭作起，市井恩怨其实何曾小于感时忧国？”小说这一虚构文体的“真义”或许也在此，不管是《桃花扇》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还是《红楼梦》借封建大家族的生荣死哀所传达出的“宇宙观”，想必都是作者所倚重的传统资源。
《北鸢》以工笔画般的细致笔触，勾勒描画出一个“人情”的世界，“以淡笔写深情”：卢家睦与孟昭如这对半路夫妻的相濡以沫，是以《浮生六记》为范本的。卢家睦对并非亲生子的卢文笙的拳拳情深，寄托于一岁一只风筝的遗托，而接受了嘱托的龙师傅，为践约等了9年。对于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作者虽着墨不多，却如水墨点染，似“草蛇灰线”，“一条生命线，深刻绵长”。两位主人公在年少时相遇，在襄城的戏院里遥望，惊鸿一瞥间似是“熟悉的陌生人”，及至多年后人群中一句“我认得你”“我也认得你”，仿佛缘定前生；又及至多年后，冯仁桢一句“我在等你”，便是石破天惊的海誓山盟。
作者写文笙、仁桢这对民国儿女之情，笔墨含情，真可谓以情写情。
仁桢没接他的话，四面看一看，又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襄城没变的除了青晏山，怕就是这段城墙了。如今，连禹河都改了道。
她指着稍远的方向，有一处颓垣。她说，那年秋天，你就站在那儿，放一只大鹞子。
小说写两人战后重逢，各自经历了沧海桑田。饱受战乱的襄城物是人非，没变的怕只有这段城墙。“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这是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话，而葛亮让他的人物情定于这堵墙前，让记忆复苏定格，却真是有地老天荒之感。
小说又以这样抒情的笔调写两情相悦：“空气中，是淡淡的木樨香。因是淡淡的，并不醉人，倒让精神更清醒了些”。“仁桢深深地吸一口气，是股子清凛的味道。濡湿的尘，微微腐败的树叶，还有一丝新鲜的土腥气，交织一起，扑面而来。”这样的比兴手法已见中国传统诗学的影响。即便是两人热烈亲吻、相拥而眠的浓情蜜意，作者写来亦是乐而不淫。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书中人物为人处世的中庸之道，而抒情有度则构成了小说的中庸美学——深情绵邈，蕴藉含蓄，张弛有度，收放自如。
精神传统
当我们在谈论中华美学精神的时候，一个不容忽视的维度是道德传统与价值观。如论者所言：“中华美学精神，首先体现为其超拔高迈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在审美领域的积淀和呈现。”
在《北鸢》中，时代尽管兵荒马乱，却并未礼崩乐坏。富贵之家照旧恪守礼仪规范，下层人心中也自有一番仁义道德。葛亮对人心不无透辟的洞察，《北鸢》也有几分世情小说的神韵，大家族内部的人心算计与明争暗斗不可避免，而作者显然无意于此多费笔墨，他心心念念的是“再谦卑的骨头里都流淌着江河”。小说第一章写一行人游蓟县，“孟轲后人”孟昭和见到“独乐寺”匾额后脱口而出《孟子》遗训：“民欲与之偕亡，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儒道互补是中国文人独特的处世之道。生逢乱世，济世与独善纠扯着人物的内心。于是我们看到，《北鸢》中那样一个又一个刚烈不屈的人格，有虽破落却气定神闲者，有舍生取义、从容赴死者。而“杀身成仁，舍身取义”这一儒家的价值观在书中也成了革命者的革命动机。
做一个也许并不过度的阐释，卢文笙这个人物，代表着葛亮对于传统文化人格的认同，借用南怀瑾的说法，文笙的形象集成了佛心、道骨和儒表，“佛家的心是无欲则刚，道家的骨是随遇而安，儒家的表是中正平和”。婴儿时的文笙对人便“一视同仁”，他的微笑“并不因为谁对他特别好而多给一分，也不会因为对方只是偶示爱意就稍有冷淡”。抓周时便表现出“无欲则刚，目无俗物”。仁者爱人，重义轻利。在上海打理家族生意时，与楼下做药材生意的青年阿根，固然同有一种艰难谋生、惺惺相惜的亲近，对他从内心并不认同的永安与舞女尹秀芬，他也有着一种发乎自然的体贴与包容——收容流离失所的这对落难鸳鸯，主动将楼下的大房间换给身怀六甲的秀芬，对出身孤苦的她怀有真诚的善意；特别是，在有违本意、更有违家族利益，明知风险的情况下却毅然借钱给永安周转生意。文笙身上兼具“独善”“慈悲”与“爱人”。
当永安身陷囹圄，文笙在上海的犹太难民聚集区找到童年“小伙伴”雅各寻求帮助，请求他放永安一马，并谈出了条件，开出了支票。接下来，两人有一段对话：
他（雅各）说，记得那年，我们在青晏山上放风筝。你告诉我，放风筝的要诀，是顺势而为。
他走到窗前，望出去。目光停在这城市的天际线。他对文笙说，你看看外头，就是大势。势无对错，跟着走，成败都不是自己的事。快不得，也慢不得。里面有分寸，摔一两次跟头，就全懂了。
文笙站起身，说，雅各，我走了。
临出门的时候，他回过头，说，顺势的“势”，还有自己的一份。风筝也有主心骨。
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意象风筝既象征了乱世浮生的命运，也暗示了人物的“生命哲学”——在儒家的“有为”与道家的“无为”之间顺势而为。我们再回到“独乐寺”的情节。面对孟昭和的疑惑，青严法师取出了一枚陀螺，称这便是“独乐”，“五道轮回，人生之变，终究便是自己的玩意儿罢了，又何必当真”。这些或许便是小说“儒释道”合一的思想内涵。
批评家张莉在分析电视剧《琅琊榜》何以成功的原因时认为，该剧的风靡“是今天的我们对一种传统美学的接受”。“这样的美学是什么呢？是清淡与留白的美学品位，是传统水墨画的意境；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彬彬有礼，是对情义而非利益的看重，是克制的深情，是柔软的强大；也是对传统中国士子的风骨，对与正义和忠直有关的理想精神记取。”这样的美学概括无疑也适用于《北鸢》，正印证了我开篇的话：优秀文艺作品是中华美学精神的重要载体和传播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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