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友娟制图
当今时代，读鲁迅传记似乎多了一种平和的心境和平淡的语境，因为疾风骤雨式的革命岁月与狂飙突进式的启蒙热潮都已渐行渐远，在日益理性化的时代背景下，重新认知和感受鲁迅因为没有了太多的世俗介入和功利干扰，其“本色”和精神将逐步得以还原和阐发。
在陈漱渝的作品《搏击暗夜：鲁迅传》中，你会看到，鲁迅与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关系，不再仅仅停留在民族心理层面，更有心灵的感应与情感的契合。
不应忘却的是哪一个鲁迅
鲁迅自称是吃狼奶长大的，他常常“碰壁”也常常绝望，然而正是通过对社会的深邃洞察与尖锐批判，鲁迅从痛苦的边缘地带折返回来，以“一个也不宽恕”的态度向奸佞之辈反戈一击，将政敌纷纷击落马下。
鲁迅生前从未将自己经典化，后人将其捧上圣坛，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大都与其本人无甚挂碍。
20世纪90年代以前，借助“鲁迅”这一炫目耀眼的文化招牌大做文章之人，无论表面上看是何等谦恭、何等虔诚，但从根本上都难以刈除其身上趋炎附势的功利色彩。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受当时社会思潮的浸润与影响，另一种关于鲁迅的文字滋生繁衍，黑色幽默的、消遣娱乐的乃至泼墨污损的，这些无聊庸俗甚至荒唐荒谬的文字在充当“文化快餐”的同时，也在改变着当代人的精神取向和审美趣味。
于是，学术界有识之士大声惊呼：不应忘却鲁迅，不该放弃鲁迅精神。但问题是彼时人们不应忘却的是哪一个鲁迅？不该放弃的是哪一种鲁迅精神？
鲁迅形象的全面描摹
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人文理念被思想界的全面接受与不断吸纳，关于鲁迅的研究再度升温并臻入佳境。其中，《搏击暗夜：鲁迅传》是鲁迅研究专家、著名学者陈漱渝先生在多年悉心探究研读的基础上，围绕鲁迅的生命历程、思想发展、家庭生活等方面精心梳理出一部全面描摹鲁迅形象的学术专著。
《搏击暗夜：鲁迅传》既不作画地为牢的保守者，更没有在娱乐化的污泥浊水中起降呼应，而是在主体意识普遍增强的现代语境中，用坚弥的史实和诗化的语言构建起比较精准的鲁迅形象。
在20世纪中国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鲁迅对几千年来封建禁锢下的国民精神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反思与批判，敦促和呼吁国人尽快冲破思想牢笼，追求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基于此，鲁迅和鲁迅精神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正如著名学者钱理群所说：“鲁迅作为一个精神本体，在当下中国，是一种很好的批判性资源。”陈漱渝先生在书中坦言鲁迅是“忘不了的人”，强调鲁迅的“生命属于永恒”，认为鲁迅“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神圣位置，如同荷马之于希腊人，莎士比亚之于英国人……”
陈漱渝先生对于鲁迅所秉持的这种态度，不啻为一代学人心声的集体表白。这些葆有学术良知和道德理想的当代学人往往和鲁迅熔铸在一起，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烛照自己、磨砺自身，并在与之进行精神对话中完善学术修为。
用平视的眼光打量鲁迅
《搏击暗夜：鲁迅传》采取不虚美、不隐恶的传记写作原则，重点回顾了鲁迅与胡适、陈西滢、章士钊、杨荫榆、梁实秋、徐志摩、胡秋原、顾颉刚、周扬等人的是非恩怨、矛盾纠葛，以公允公正的立场品评鲁迅并厘清鲁迅与论战者的杯葛芥蒂，不为尊者讳耻，不为贤者讳过，更不随意否定鲁迅生命中的每一个关键人物。例如，对当年被张闻天、瞿秋白等人写文章严厉批驳的胡秋原，传记给予了其应有的历史地位，认为胡秋原是一位功绩卓著的史学家和哲学家，是一位敬重鲁迅、帮助瞿秋白的具有独立思想的优秀学者，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熟悉程度，超过了当时左翼文艺界的很多批评家。这些持之有故、言之有据的结论不仅中肯坚实，而且提供了一种评价历史人物的重要方法：对于持不同意见的人物不应简单武断地加以归类和裁断。
关于鲁迅生命中的一些谜团疑案，能够破译澄清的就出具明确结论，对于当下还无法破译澄清的表示留给后人破解，体现出作者科学的写作态度和严谨的治学风格。
在陈漱渝先生写作《搏击暗夜：鲁迅传》之前，海内外已出版了多部鲁迅传记，这恰好为读者真切地感知鲁迅提供了背景资料，使人们在选择甄别中认识大写的鲁迅。
陈漱渝先生没有把鲁迅传写成一部思想传奇，也没有写成一部杂糅许多秘闻的野史。作者用平视的眼光打量鲁迅、还原鲁迅，一方面时刻提醒自己不要陷入神化误区，冷却神话制造者的角色迷恋；另一方面恢复鲁迅具有深挚人间情怀的“人之子”形象，使其不再被神化、被标签化、被符号化。
“真的猛士”势必继续呐喊
在鲁迅冷峻的话语里面，“国民性”是占了很大比重的，“国民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体，但有时其骨殖里深藏着难以根治的恶习，既有油滑和小聪明，也有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有残酷的“人血馒头”交易。
鲁迅之所以不惮以最大恶意揣测中国人，是由于他对国民文化性格有着切肤的体察。在当时强大的文化惰性和僵硬的国民“劣根性”面前，许多文人写起了闲适文字，这是由于规避现实、绕道而行一直以来就是中国文人的生存策略。孤独高傲的鲁迅用刻薄的文字将启蒙精神刻进了国人的骨子里，他所发现的“吃人”二字惊醒了诸多后来者。鲁迅对思想启蒙并不抱过多幻想，他认为人生最苦痛的地方在于梦醒了无路可走，在“出路”出现之前，他宁愿一个人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
1925年5月30日，鲁迅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明知笔是无用的，可是现在我只有这个。”由此可以推断，文本解读并非是考察鲁迅心路历程的唯一路径，在冷峻的证词和含泪的幽默中，鲁迅的精神世界还在当下延伸。因此，展示鲁迅果敢决绝的勇士风貌，既要深入系统地解读鲁迅文本，更要与省察中国历史文化、追思中华民族命运联系起来，当然，也不能摆脱和游离鲁迅独特的思想轨迹和情感世界，陈漱渝先生笔下的鲁迅就是这样一个成功的学术案例。
对于陈漱渝先生而言，鲁迅不仅是一个巨大的精神存在，更是一个敢爱敢恨的鲜活生命，他的人生经历宛若一本殷实厚重的大书，其性格、其爱情、其职业经历、其生活习惯等等，都让后人从中有所感悟有所感慨。作为当代鲁迅研究权威之一，陈漱渝先生通过挖掘鲁迅及同时代作家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录，寻访鲁迅门生和故旧，斟酌未出版的手稿和油印本，考辨鲁迅的行迹和交游，借鉴近年来学术界研究鲁迅的有益成果，把一个更加平实、更加丰满、更加多维的鲁迅形象呈现给读者，引导读者把身心投入到鲁迅未竟的“改造国民性”的浩大工程中。
阅读陈漱渝先生的《搏击暗夜：鲁迅传》，使我们接近鲁迅的“本色”、触及鲁迅精神的内核。从文化哲学的角度来看，国人无疑始终被鲁迅阅读着、剖析着，鲁迅当时并未指出一条现实的人生出路，在其身后“真的猛士”势必继续呐喊。那么，还原鲁迅永远都是一个神圣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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