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然熟悉，那个一把野火烧过海峡两岸，陈论慷慨针砭时弊的龙应台，或许也曾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和《目送》中窥见那个家族亲缘中的女儿和母亲，但是一个以婚姻，以两性关系为线索的写小说的龙应台是怎样的呢？
事实上，《银色仙人掌》这本小说集2003年已经出版，这一次是简体再版。
作者称小说“是那黑夜里独自摊开的密码簿”（书自序），是“我的面具”（书代跋），在此之下，所有生命中不曾、不便、不愿与人言的“琐屑”的情绪和体会都有了“着力点”。2003年至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到底是该惊讶还是坦然，那些曾被讲述的无奈与困境，依然蛰伏在我们生活的角角落落，人物常新，故事依旧。
两性关系或许是一个支点，核心依然是表达对“有问题的事情”的思考和质疑。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称小说是为女性申诉，不如说是对婚姻中诸般怪像的叩问。也就是，在一个鲜明的女性主义的立场之前，其实是更宽广的人性立场。即如作者自言：“如果我有重视的事情，没办法忍受现状，就要去挑战。不说什么女权，这其实是人权，也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面。”只是，不能否认的是，在多种力量的撕扯中，在各种条件的构设下，在婚姻的场域里，女性的确更易成为承受者与被伤害者。
老生常谈的是“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爬满了蚤子”，可它所揭示的对生活的拥抱与无奈又是如此恰当。这一个人人以成为剩男剩女自危的当下，每个人都一往无前的冲进婚姻的堡垒，但生活之艰难，婚姻之艰难，是次第揭开面目的。最令人心惊的是那些易见又不察的事情，在这亘久的两性关系里，早已将畸形的互动正常化，人们习惯对“不正常”点头默认。而写作者，是冷眼以观，热肠执笔。
龙应台在采访中说：“不管是讲女权还是人权，都要放在很实际的生活里处理。很多时候女权主义理论会显得陈义太高，不是说理论不对，而是需要考虑更多的现实挑战。”生活无法划分为简单立场，而婚姻关系，更难以化约成男女性别议题。正因为其中有最深重的情感羁绊，一切歇斯底里和千疮百孔都被拉长成绵远的叹息跟无奈。这七个故事里，随处可见此无力感，人生的困境往往是没有解答的。
《高健壮的一天》，简直是一个魔幻的短篇，读完会发现，核心其实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不然，换你当我。这一个男主内，女主外的家庭，是作者有意识的身份互置。她将一个家庭及职场上常见的男性形象置于妻子美丽之上，而丈夫健壮则终日深陷于家务琐事，美丽对健壮说话的语气像极了我们熟悉的那一个个“丈夫”、“父亲”，而健壮则反过来成为“母亲”、“妻子”的影子。那些曾在无数个家庭里日日夜夜发生的对话，以这样彻底互换的方式令人觉察其“荒谬”和“值得怀疑”。我们对一个颐指气使，漠然看待妻子在家庭的付出，甚至轻飘飘就能辩解自己不忠的丈夫是如此不以为然，有时竟至以“男人就是这样啊”为其开脱。可这种浑然不觉正是问题所在。作者的互置实验，打破了这种诡异的平衡，令人觉察其间吊诡之处，意识到这被装饰过的不平不公。回头再看人物姓名，讯息也丰富起来。妻名“美丽”夫名“健壮”，此间诙谐针刺一目了然。而“美丽”并不温柔，“健壮”也不强大，或许也在说，没有“天然就是这样”的事情，即使是熟稔如呼吸，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的事情，也不代表就是对的。
《堕》是倒叙结构，故事从结尾讲到开头，结局的已然呈现在在促发对过程的好奇。不过，看似故事主轴的婚外情事很快沉没为叙述背景，而借此要讨论的是女性的身体与自由，以及在两性关系中，女性更深切和哀痛地感受到的孤独。事实上，不止这一篇，几乎每一篇小说都或多或少地触及“孤独”这一主题。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婚姻或者恋爱是否可以消弭孤独？当周遭都在试图使你相信找到那一个人你就完整时，你却要问，真是这样吗？孤独是不是永恒的？
七篇小说有各自不同的侧重，从而呈现问题婚姻不同的面相。《银色仙人掌》在发问，一个被保护得失去自我的妻子是不是应该抵抗这种“围困”？《外遇》曝露了爱与恨之间可怖的转换，而令我们深思的是这“不甘”与“绝望”背后的何以至此？如果选择只是看起来像个“选择”，社会留给女性的空间如此逼仄，谈何自由可获？《看鸟》结尾的惊人逆转，实则冷静乃至残酷地揭示了婚姻中畸形的共生：即使是不忠，也能彼此扯平。《在海德堡坠入情网》、《堕》和《找不到左腿的男人》其实是三个独立的篇章，因为余佩轩的贯穿才被连锁到了一起。“知识分子”和“女权主义者”是认识这个人物最主要的坐标，而她的存在与另外三位女主角之间构成的奇妙的对比与对立，正是文本释放的最丰富的信息所在。
小说文体不同散文政论，然则情感与关怀可以互通。那些故事中流露的对现实的反思与关照，那些藏在话语机锋中的尖锐质问，写小说的龙应台，依然是我们熟悉的那一位。读小说的时候，我看了电影《suffragette》（《妇女参政论者》），电影是上世纪初英国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故事。先锋Emily以身殉道，全社会震动。结尾的葬礼，游行队伍整装肃穆令我想起云门之舞《九歌》，国殇之曲汇成烛河，精神真是不灭的。从这个角度看，作家的坚持和写作的意义也被凸显：永远能够敏感于问题，永远能够共情于不幸，永远能够愤怒于不公，永远能够执笔于胸臆。托尔斯泰称赞契诃夫的文章“既美丽又有用”，我想，这是作家的使命，也是写作的生命。
作者：朱云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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