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俊杰继《烟雨东江》之后，最近又推出了一部以客家人生活为背景和主题的长篇小说《望穿秋水》。这部长篇新作对乡土社会的现实主义的描写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引起读者的关注。
《望穿秋水》以“风吹伞”为核心，通过连接赣南、闽西、粤北古老“盐米古道”上被称为“挑脚佬”（脚夫）的悲欢离合，展现了客家人从抗战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动荡、曲折、艰难的历史征程中，求生存、图发展的精神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望穿秋水》取材于闽粤赣三省结合部的客家人的社会生活。在“五四运动”之后，客家人的历史社会生活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开始得到关注。改革开放以后，客家人的历史渊源、生活情景、社会习俗及其文化传统，以“客家学”的形态得以传播。但在现当代文学中，很少见到“客家人”的现实主义文学展现。缪俊杰的小说《望穿秋水》的题材选择以及对中国客家民系乡土社会的观照、现实主义的描绘，值得关注。
现实主义作品从鲜活的社会现实中塑造出不同的性格，而不同的性格又反过来折射出时代和社会的变迁。在作者笔下，作为小说核心的姚玉珍与刘求福多难、凄婉、执著的爱情故事，就折射出客家人近60年所经历的社会变迁。从广东逃难流落到百家村的姚玉珍，被卖给百家村首富陈百万当奴婢，又被迫成了他的“二房”，“土改”中被划为女地主，在屈辱中艰难度日。与姚玉珍青梅竹马的刘求福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流落到台湾。40年颠沛流离、孤苦无望的生活，并没有摧毁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姚玉珍的感情。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和台海政策的变通，他回到原乡，同爱人和儿子团聚。围绕着百家村这个狭小的“乡土社会”，刘、陈两个家族的纠葛和客家人聚居的这个虽然地理偏僻，却始终上演着风云变幻大环境下的人间酸甜苦辣。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以现实主义的艺术笔法真实地描写了客家人以“围屋”为代表性符号、聚族而居的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反映了客家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下勤劳而艰难前行的生活轨迹和相对坚固稳定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
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写，还体现在作品批判的穿透力。在文化多元、思想活跃的今天，如何反映乡土社会的矛盾，是一个重要课题。我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不能忽视地域文化传统的特点和差异，也不能忽视族群和村寨的强大凝聚力和坚固稳定、具有普适性的习俗文化。这些习俗文化，都是从古中原民族传袭而来，是客家人的“根”。客家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塑造自己的性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望穿秋水》通过艺术细节的描绘对迷信风水和“传宗接代”等乡土社会的落后意识进行尖锐的批判。《望穿秋水》不仅对像陈百万那样代表封建势力人物可怜而又可笑的行为进行嘲讽，而且对刘求禄那些新时代的“掌权人物”的“多子多福”意识进行批判。还有，盘山寨人对陈长娣那样可怜的妇女“只生女不生男”的歧视和虐待，在引起人们同情的同时，也让人警醒。此外，在描写现实社会的矛盾中，对林商局长刘长发和金县长等“贪官”们的批判，也很深刻有力。可以说，《望穿秋水》在对生活中的假、恶、丑的批判性方面有很大的超越或突破。
作品贯穿始终的是刘求福与姚玉珍之间的爱情。用当下时髦的爱情观衡量，刘、姚的爱情观似乎有些陈旧，他们对于爱情的执著甚至显得有点迂腐。但就《望穿秋水》所设置的情境来看，刘求福“叶落归根”的执著和姚玉珍“始终不渝”的忠贞，正好表现了客家人的情法理和爱情观。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为人的道德准则来看，这是一种感情的升华，也显示了客家人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可贵的道德观和道德力量。
我还想特别提到作品所显示的传统客家风情。客家人的性格中，具有一种别样的凝聚力。他们对这种“凝聚力”具有一种向往和追求。例如小说最后《风俗淳和谐度春节》里所描写的，在刘家祠堂举行的不分男女，不分支系，当然也不分阶级，全宗族、全体村民“排粱”（酒宴聚餐）。作者在客观描写之外，还自己站出来现身说法地评论说：这种打破宗族界限、全村人聚在一起“排粱”，意味着“人与人关系和谐的回归，人性的回归，人情味的回归。”作者在这方面的观照与描写，显示出以往创作者所缺乏的“文化自觉”。
一般地说，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描述人物之间的关系，形象地、历史地、真实地反映现实，是文学作品的根本任务。凡是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作品，都无可置疑地具有感化的力量。用这一观点来衡量缪俊杰的《望穿秋水》，我认为他做到了，他的作品显示了客家“乡土社会”的人性美和人情美。作者笔下的各种人物形象，不是被静止地描写出来的玩偶，而是被放到生活的激流中去，对他们及其身处的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及其变迁，都以自己的视角和认识，做出历史的判断和评价，表现了创作者的勇气，这是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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