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汇语义学的根本问题及其回答：经典词汇语义学视角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5:11:26 未知 魏琛 倪盛俭 参加讨论
摘 要：Paradis(2013:3347）提出词汇语义学理论必须回答的五个根本问题：1）语言意义的本质是什么？2）词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如何？3）词义是如何习得与存储的？4）词义是如何理解与传达的？5）词义的变化机制及其理据是什么？文章通过梳理历史语文语义学、结构主义语义学和生成主义语义学等三大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的主要观点和不足之处，论述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流派之间的关系，试图对上述五个根本问题作出回答。研究发现，历史语文语义学持原子主义观，主要关注词义变化的历时因素、语境因素和心理因素，注重对词义变化机制进行精细分类，仅对问题1）、4）和5）作出了回答；结构主义语义学持共时观和系统观，关注词语之间的关系，认为词义的本质在于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即其理论主线是对关系的描述，本质是典型的关系语义，因而它仅对问题1）和2）作出了回答；而生成主义语义学持心智主义意义观，主张在共时语境中描写形式化语义，主要对问题1）、2）和4）作出了回答，对问题3）有所提及，但未深入其中，对问题5）仅涉及共时、语境的词义变化，不涉及历时的词义变化。上述三大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都依据自身的理论框架对Paradis的五个根本问题作出了部分回答，且词汇语义学各个流派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关系，在理论立场、研究方法层面构成一种多重承继、发展和互补关系。因而，在今后的发展中，不同的流派应该彼此相互借鉴，共同构建语义研究融合模型。文章对语言教学、词典编纂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词汇语义学的根本问题；历史语文语义学；结构主义语义学；生成主义语义学；融合模型 作者简介：魏琛，武夷学院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讲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访问学者；倪盛俭，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类型学视域下的汉日语致使结构对比研究”(18XYY032)；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生成词库理论与二语词汇多义性习得研究”(JAS180526)；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高校外语教改科研专项)“基于使用的事件类动词多义性定量研究”(JZ190089)；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础研究项目“致使结构的类型与共性研究”(FJ2017B120)。 一、引言 词汇语义学与语义学、语用学、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等相关学科共同发展（张志毅、姜岚2006;Paradis 2013），为语言习得、词典编纂以及计算语言学等相关应用研究提供了基础（张志毅、张庆云2012）。根据上述相关学科对词汇语义学的要求，Paradis(2013:3347）提出词汇语义学理论必须回答的五个根本问题： 1）语言意义的本质是什么？ 2）词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如何？ 3）词汇语义（简称词义）是如何习得与存储的？ 4）词义是如何理解与传达的？ 5）词义的变化机制及其理据是什么？ Paradis(2013:3347-3348）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声称可以在其框架内对词义进行连贯性描述和解释的词汇语义学理论，这五个问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其中问题1）和2）是最基本的。对这五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了词汇语义学不同流派的基本理论假设，构成了它们方法选择和词义解释的基础。 二、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核心理论与发展 西方关于词义研究的传统之一便是词源学，而词汇语义学则是词源学的重要分支之一。西方自柏拉图和苏格拉底时期便开始对词源进行思辨性思考，产生了词典编纂学、文本语文学和修辞学等（Geeraerts 1998,2010），而真正学科意义上的词汇语义学始于19世纪。迄今为止，词汇语义学大致经历了前结构主义的历史语义学、结构主义语义学、生成语法语境下的词汇语义学、逻辑语义学和认知语言学五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主流词汇语义学的历史语文语义学、结构主义语义学、生成主义语义学、新结构主义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五个流派（Geeraerts 1998,2010）。 本文在Geeraerts流派划分的基础上将历史语文语义学、结构主义语义学和生成主义语义学称为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原因在于历史语文语义学倡导的历时观、语境观、心理因素观等，结构主义语义学提出的共时观、系统观、结构观等，以及生成主义语义学强调的形式观等都呈现出延续式发展与互为支撑作用，而且也都成为诸如新结构主义语义学、认知语义学等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因此，本文拟基于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的理论发展线索，梳理其主要观点和不足之处，论述它们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流派之间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回答Paradis提出的词汇语义学理论必须回答的五个根本问题(1)。 （一）历史语文语义学 历史语文语义学在词汇语义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长达80余年（1850—1930)(2)，主要代表人物有Paul、Bréal、Carnoy和Stern等，其中以Paul(2009/1880）和Bréal(1897）的理论著述最为系统和全面（Geeraerts 1998,2010）。该时期，词义研究并不是现代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直到结构主义语义学兴起时，才成为现代语言学的一个独立分支。 1. 历史语文语义学的主要观点与不足之处 历史语文语义学关注历时取向的语言研究传统，注重对词义变化机制的精细分类；持原子主义观，关注离散的、个体词语的意义变化；认为语境因素和个体的心理因素对语言的理解和意义的传达至关重要，意义是一种概念的心理实体，意义的变化过程即心理过程作用的结果；认为隐喻、转喻等类推机制是词义变化的主要机制之一。历史语文语义学的主要观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具体阐述： 其一，历史语文语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Bréal(1897）认为，词义主要呈连锁状分布，对一个词语当下意义的理解需要了解其词义演变历史和跨语言的对比例证。词义的变化机制由“概念法则”（即心理认知原则）支配（Bréal 1897:11），“正是语言使用者在使用中使词汇的意义发生了变化”（Bréal 1897:371）。在Bréal看来，词义是心理实体，是一种思想或想法；词义的变化是心智过程的结果；变化机制对应于人类的思维方式，可通过对词语历史的分类研究加以确立；隐喻、转喻不仅仅是语言概念，更是人类的认知能力（张志毅、张庆云2012;Geeraerts 2002）。 其二，Paul(2009/1880）认为，解释词义变化机制的最根本方法在于对语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的考量。Paul(2009/1880）通过考察词语在具体语境中的使用，对词义变化机制的心理动因作了具体说明：一是区分了语言表达的通常义和场合义。通常义是确定的、为言语社团所共享的意义，场合义是具体话语中对通常义进行心理调节得到的意义。二是阐明了语境在理解词语从通常义到场合义转化中的重要性。场合义可通过意义的选择或对概括义的具体化得以实现，即语境化过程。语境化过程需要心理、认知的参与（魏琛2019），即意义是语言使用者心理过程调节的结果，提供了词典所无法提供的意义细节。三是对语言结构和用法之间的关系给予了辩证的认识：场合义用得多了便会获得独立地位，进而转化成通常义。Geeraerts(2010:16）认为，“Paul发展了一种语用的、基于用法的词义变化理论，即词义变化的心理基础是把通常义调节成场合义”。可见，Paul的观点与当代语用学强调的词义是动态性语境调制的结果（魏琛2018a,b）的观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处。 其三，历史语文语义学对词义变化机制的分类进行了专门研究。具体而言，这些机制包括概括化、特殊化（具体化）、隐喻化和转喻化等。一方面，Bréal(1897）认为，对词义的研究应该重点关注“在现有词语基础上增加新义项的符号意义变化（semasiological change）现象，而不需要太多关注用新创词语表示新义项的专名变化（onomasiological change）现象”（转引自Geeraerts 2010:23）。符号意义变化可分为外延语义变化和内涵语义变化，而外延语义变化可进一步分为类推变化和非类推变化。类推变化是一个词语复印另一个词语的多义性，可发生于同一语言之中或不同语言之间。借助翻译手段，不同语言之间的类推可实现为词义借译。非类推变化主要有四种机制：外延缩小（专化）、外延扩大（泛化）、隐喻以及转喻。专化是原有的上义词外延缩小，只用来专指其中一个下义词。泛化与专化相反，指词语升级为上义词，外延扩大。内涵语义变化指词语的所指（外延）不变，属性改变，变化的往往是其附加意义，如社会意义和情感意义。内涵语义变化涉及褒义和贬义、婉转和去婉转、夸张和反语等。另一方面，Carnoy(1927）和Stern(1931）在上述词义变化机制分类的基础上，试图权衡语义学视角和命名学视角，以元因素、历时因素、交际双方意图性变化的内因素和外因素等对词义变化机制作了进一步的划分，其分类体系的复杂性和精细化程度代表了历史语文语义学在词义变化机制分类上的最高成就。 据此，历史语文语义学的特征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历时、动态的词义研究方法；二是关注词义研究的认知、心理导向、阐释（解释）的方法；三是注重词义变化研究，重点关注词语的符号意义变化，不太关注专名变化；四是注重词义变化机制分类体系的构建（Bréal 1897;Geeraerts 2010）。 同时，历史语文语义学也存在以下四点不足之处：一是历史语文语义学没有系统地利用真实文本作为语料，而是利用历史词典等语料。历史词典等语料中的词语及其用法都是确定且容易区分的，但也常是静态的，这与历史语文语义学主张的历时动态性自相矛盾。二是历史语文语义学对多义现象的研究还不够全面，仅限于词义的连锁状变化，忽略了放射性变化（蔡龙权2004），且对词义变化机制的处理过于粗略，常常是“一步到位”，缺乏对具体词义变化步骤的描述。三是历史语文语义学对外延语义变化和内涵语义变化的论述存在一些缺陷。实际上，外延的变化，往往会引起内涵的变化，如corn由指“所有五谷”到仅指“玉米”，其定义、语义特征、属性等都发生了变化，外延缩小，内涵却丰富了。外延和内涵往往成反比关系，但是在词义变化过程中，有时外延变化显著，有时内涵变化显著，二者是一种前景和背景之间的义面凸显关系。四是历史语文语义学试图构建词义变化机制的精细化分类体系，却导致了分类体系间不必要的交叉，比如Carnoy(1927）将其分类体系中的生态因素（ecsémie）和前附因素（prossémie）分别对应于词义的概括化和特殊化，同时将周边因素（périsémie）、分离因素（aposémie）、两栖因素（amphisémie）分别对应于转喻的不同类型。事实上，周边因素和前附因素都关涉诸如物质和实体等名词性概念之间的部分-整体式的转喻关系。例如，英语purse在周边因素观照下可表示来源概念和目标概念之间的联想关系，即purse转指钱包里的money；在前附因素视野下purse的这种联系表示的是隶属-起源的转喻关系。这种分类体系上的交叉使得词义变化机制的划分变得“混乱不清”（Geeraerts 2010:62）。 2. 历史语文语义学与其他流派的关系以及对词汇语义学根本问题的回答 历史语文语义学的主要观点对于当今词汇语义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历史语文语义学研究常用大量跨语言例子来说明相关理论概念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研究具有启发性。譬如，当代语言学正借助语料库技术朝语料收集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穷尽性方向发展。二是历史语文语义学对词义动态观点、语言整体上与心智的关系问题的关注，被心理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所继承和发扬，并在语言学研究中取得了主流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语文语义学认为的基于语境因素和认知心理因素的隐喻、转喻等词义类推变化机制成为了Lakoff概念隐喻理论的渊源之一（束定芳2000），比如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和转喻理论对词义变化和生成机制进行了细致而有效的探索（蔡龙权2004）。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认知语义学是对历史语文语义学的一种回归。 综上所述，历史语文语义学关注词义的本质、词义的理解与传达以及词义的变化机制，并且对词义变化机制进行了精细的分类。它认为词义的本质属性在于其心理实体性，词义的理解与传达是心智过程与语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受到语境因素的制约，也受个体经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历史语文语义学持原子主义观，其研究的核心是围绕词义展开的，考察的是词语在历史长河中的词义变化。由此可见，历史语文语义学对词汇语义学根本问题1）、4）和5）作出了回答。 （二）结构主义语义学 结构主义语义学是由以Saussure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音位学、语法学研究方法延伸至语义学领域而产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Weisgerber、Trier、Lyons等。李葆嘉（2013:1）认为词汇场理论、语义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 Analysis，简称CA）和关系语义学是结构主义理论的三大“基石”。事实上，结构主义语义学正是沿着这三大“基石”所设定的根本路线不断前行的。 1. 结构主义语义学的主要观点与不足之处 其一，词汇场理论。Weisgerber(1927）在对历史语文语义学词义研究的历时观和心理因素观进行批评的基础上，认为历史语文语义学忽视了意义作为语言系统有机组成部分的重要性，提出应采用共时的、系统的、命名学的视角研究词义，初步奠定了词汇场理论的基础。Trier(1931）发表的关于中世纪德语词汇发展的专著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词汇场理论的构想，正式确立了词汇场理论。Trier提出通过刻画词语之间的关系来确定词语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观点，并将该观点用于对语言事实的描写，证明了词汇场基于内在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语言对现实的刻画是不同的（Weisgerber 1927;Trier 1931）。词汇场理论可以从聚合关系、组合关系和形式关系，以及离散性和连续性分布特性来论述（Geeraerts 2010）。 Geeraerts(2010）指出，Trier(1931）借用Ipsen(1924）的马赛克（Mosaic）隐喻图式，认为相关词语的意义应根据该词语所构建的概念义域（即聚合场）中的位置来确定。由于在语言使用中，聚合关系构成了话语中词语之间不在场的相似性，因而这一时期的词汇场是建立在不在场的相似性的聚合关系之上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在语言使用中组合关系构成的在场同现关系在确定词义上具有重要作用（Geeraerts 2010），进而提出了一些假设、观点并发展出了分布法。分布法认为，词语的一些组合特征可以非常自然地包括在词汇场的分析中，同现词语之间的语义姻亲关系可以通过聚合的词汇关系加以描写；任何词义的差异都蕴涵分布的差异，所有组合的差异都是词义差异的表达；任何词义都有自身特殊的分布，显著的分布差异必然蕴涵词义的差异。在Trier(1931）的词语概念义域所构建的马赛克图式中，词语全面覆盖了词汇场。该词汇场被描述为由大小不一的词汇子场构成的集合，且词汇场内词语之间的边界是可以清晰地界定的，即词汇场内的成员具有离散性。但是，Gipper(1959）以德语词汇Sessel（靠背椅）和Stuhl（安乐椅）所构成的词汇场为例证明了只有词汇场核心区内的成员才具有离散性，而处于边缘区内的成员则具有连续性。 由于概念的完型性和语言的模糊性，不同词汇场边缘的界定至今仍未得到完全解决。离散性和模糊性之间的冲突最终发展出原型范畴理论。但是原型范畴理论的研究也只表明不同的词汇场间存在边界的模糊性，词汇场内的词义特征可能存在连续性，并未能界定词汇场的边缘问题。词汇场的离散性关系到欧洲CA的合理性以及隐喻、转喻机制的确定（Lakoff&Johnson 2003）。一般认为，隐喻是跨领域的映射，而转喻则是同一领域内不同要素的互相替代（同上）。实际上，转喻还包括同一事件、脚本或认知模型中不同成分之间的互相替代。这是因为隐喻、转喻机制是基于特定领域的，与词汇场边缘的界定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对领域或词汇场边缘的界定都是不确定的，那么隐喻、转喻的可靠性就会让人产生怀疑，即所有基于隐喻、转喻机制对词义变化解释的理据性都会大打折扣。正是语言的模糊性使得对词汇场边缘的界定至今仍然还没有完全解决。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词汇场的离散性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解决领域及词汇场边缘的界定问题。 其二，语义成分分析法。CA是结构主义语义学为克服语义解释循环性而提出的，为语义内容的描写提供了一种模型，其基于以下假设：语义可以用一套有限的概念构建积木———语义成分（特征）加以描写（Lyons 1995）。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和欧洲分别发展了各具特色的CA，美国CA和欧洲CA具有不同的渊源。 虽然美国结构主义传统不主张把语义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但由于Bloomfield并未完全禁止对语义的研究(3)以及美国语言学中的人类学传统对所研究的语言及语言社团文化之间的关系一直有着强烈的兴趣，因而美国的民族语义学参考了语音研究的区别性特征，以词语关系和维度对立（实为语义特征的对立）为基础，建立了CA。1956年，Goodenough对特鲁克语（Trukese）亲属关系词的研究被认为在美国CA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义子是结构主义语义学中构成义素的基本单位，美国CA的分析步骤可具体阐述如下：第一步，确定词汇场的义子，即亲属词语的所指对象；第二步，根据义子之间的关系，仿照结构主义语音学对音素对立特征的提取方法提取该词汇场中互补的九个语义对立义素集，进而对特鲁克语亲属术语进行描写。 欧洲CA始于Trier,Hjelmslev进一步丰富了其内涵。欧洲CA在20世纪60年代得到全面发展，代表人物有Pottier、Coseriu和Greimas(Geeraerts 2010）。欧洲CA把功能对立作为区分词汇场中词语要素的根据，预设待分析词语处于特定的语义场中，进而确定词语和词汇场的维度（Geeraerts2010）。每一个维度都代表一个领域或一种语义特征，表现为不同的语义成分，如“水果”这个语义场涉及的维度包括“形状、颜色、味道、水分”，对于该语义场中的“苹果”，这些维度对应的语义成分分别是“圆、红、甜、（水分）多”。从格式塔心理学的角度看，“苹果”的形象具有完型的性质，不可能对其所有特征加以描述，只能根据需要，提取其对于人或者语言来说必要的、显性的特征。 欧洲CA与美国CA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的术语体系存在一些差异：前者更注重词汇结构的组合，倾向于继承Saussure结构主义的丰硕遗产；后者所强调的维度对立分析再与生成主义语义学进一步结合，实现了汇流（converging），为语境化的形式分析奠定了基础。 其三，关系语义学。Coseriu(1964）曾建议对语义学的描写应集中于描写对立关系，如同义和反义之间的关系。但对立关系不能满足词语之间的描写充分性，因而Lyons(1995）发展了Saussure结构主义语义学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把词义定义为词语所涉及的所有意义关系的总集合，提出了关系语义观。Lyons(1995）指出，关系语义学关注的是抽象语义关系（sense relation），而不是具体的、动态的语境语义关系（meaning relation）。 最常见的抽象语义关系有同义、上下义、反义以及部分-整体等关系。同义关系是意义相同或相似的关系，存在于词语内部义项之间或者不同词语之间，在同一语义场内具有可传递性（Davis&Gillon2004）。常用的基于语言使用者或研究者的主观语感来确定同义关系的方法有比较词语所有的语境（替换法）和根据特定句子确定词语的方法（Lyons 1995）。但由于语言的模糊性，上述两种同义判断方法并不总是清晰的，因而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绝对）同义词是很少的或者可以说是不存在的。上下义关系是一种语义蕴涵关系。上义词在外延上蕴涵下义词，下义词在内涵上蕴涵上义词。蕴涵关系具有可传递性。有研究者认为，上下义词之间的相互蕴涵关系是转喻机制的一种具体体现（倪盛俭、陈孝静2008），因而在具体的语境中，可以通过这种常用的转喻手段来了解上下义关系。这被认为是有助于语言的理解和推理。反义关系包括分级反义词和非分级反义词（Lyons 1995），二者都具有不可传递性，这可在Davis&Gillon(2004）提出的反义检测法中得以佐证。部分-整体关系是指部分和整体在同一语义场（认知域）内的关系，比如“手臂”与“肘”，“手臂”是整体，“肘”是部分。在语言使用中，上下义和部分-整体之间的互相蕴涵都属于同一认知域内的转喻关系，符合联想的接近律(4)（史忠植2006）。 对结构主义语义学上述三大“基石”的梳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总结出其四点不足之处：一是张志毅和张庆云（2012）指出，词汇场中词语之间的形式关系还可细化为纯粹的形式联系以及语义和形式同时有关系。语义和形式同时有关系时，所有的派生词和复合词都包含在词汇场中。语义和形式同时有关系对于历时和共时研究都有重要意义，它不仅可以对一些词义的历时变化进行解释（如词源学的研究），还可以帮助了解不同语言之间的共性与差异等关系（如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以及不同地区、不同言语社区所使用方言之间的关系（如社会语言学对语言变体、方言演化的研究）。二是Geeraerts(2010）指出，随着关系语义学的发展，人们还发现了一些其他的词汇关系，比如WordNet中还包括同形异义、一词多义、同形异音、同音异形、方式关系和蕴涵等关系。其中，方式关系专用于动词，涉及特定的行事方式，比如sleepwalk、stride、shuffle、stroll、slouch等都是特定的走路方式，它们是walk通用义的特殊表现方式（troponyms）；蕴涵特指动词之间的蕴涵关系，比如“打鼾”蕴涵“睡觉”，蕴涵和被蕴涵的动作是同时发生的，有别于预设和因果关系。三是虽然CA的一些观点和方法至今在词义分析中仍然是常用且有效的，但由于语言是连续的、模糊的，要对其进行分析，就不得不采用离散的手段，原因在于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语言研究和应用越来越趋向技术化，这就要求语言知识具有离散性、形式化、可操作性等特点。CA主张词汇场中词语的关系既要包括聚合关系也要包括组合关系，这既有利于全面认知词语间的复杂形式关系，也有利于进一步分析词语间的复杂词义关系。但是CA在基于维度提取词汇场的语义特征时，不自觉地涉及了语言外知识（世界知识），这不但偏离了传统结构主义的主张，还暗示着研究词义如果不涉及语言外知识是不完整的甚至可能是不可取的。因而在结构主义语义学自治观下处理语义问题很容易陷入理论与实践相冲突的尴尬境地。四是结构主义语义学上述缺陷的根源在于其缺乏对语言意义习得和储存、理解和传达、词义变化方式和原因的研究。这是结构主义语义学采取语言自治观，对基于用法和语用的命名学方法不够重视，以主观内省法对有限语境进行考察，割裂语言与心智、客观世界的关系的必然结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历史语文语义学关注话语意义生成的语境因素和言语者个体心理因素，认为意义的生成受各种语境的调制（魏琛2018a,b），语境激活言语内在的意义，而言语意义的理解与传达是个心理过程，受言语者主观意识的制约，“正是言语者的意识决定了词语在语境中的意义”（Paul 2009/1880:10）。历史语文语义学将语言与认知相关联的做法值得赞赏，但将意义等同于心理概念，有过于主观化之嫌。 2. 结构主义语义学与其他流派的关系以及对词汇语义学根本问题的回答 结构主义语义学秉承Saussure共时研究的传统，反对历史语文语义学的原子主义观，以系统自治观、关系法则和语义成分的形式化分析为依托，形成了“义域—语义场—词汇场—组合场”的发展演变路径。受Saussure时期流行的社会心理学思潮的影响，欧洲结构主义传统认为语言首先是可以进行描写的符号系统，且词语间具有普遍联系的关系；而美国结构主义认为可以根据不同维度将词语分解为对立的语义特征关系对，初步实现了对词语内部结构的形式化描写，为生成主义语义学和新结构主义语义学的词语结构内部分析所继承和发展。 词汇场理论基于词义之间的相似性隐喻关系与上下义和部分-整体之间的相关性转喻关系形成了聚合场和组合场。在聚合场中词语之间构成一种不在场的相似性关系，而在组合场中构成在场的同现关系。以词义之间的关系为基准，词汇场理论认为词义间构成系统的网络关系，词义便是该网络中的相对值。换言之，词汇场理论采用分布法来分析词语与词语之间在系统性网络中的分布特征。分布法则不仅在新结构主义语义学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应用，比如自然语言信息处理（Natura Language Processing，简称NLP）中基于统计的词义区分法的语言学基础就是分布法，而且也为认知语义学的语料库分析方法所继承。 结构主义语义学的语言系统观和共时观研究传统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为其他流派所采用。如前文所述，历史语文语义学虽然关注语境因素的动态调制作用，但因其所收集的语料主要来自典籍文献和历史词典等，其总体而言属于静态语言学。事实上，历史语文语义学更加关注语言使用的语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外在因素对词义的影响。而结构主义语义学则以词语的关系法则来审视词语的内部语义结构及其对词义产生的影响，总体而言是关系语义学的代表（Lyons 1995）。如果说历史语文语义学开创了词汇语义学研究语境化的先河，那么结构主义语义学则采取一种去语境化的研究路径，试图摆脱语境等外在因素对词义的束缚作用，力求以纯语言的形式化路径来研究词义。历史语文语义学以历时的视角观察言语意义的外在制约条件，结构主义语义学则以共时的视角观察语言系统的内在关系，二者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而词库义项的静态分布和动态分布是二者的分界线，但是这种静态分布和动态分布体系并非泾渭分明，在静态和动态之间存在着模糊地带。此外，历史语文语义学相对忽视的词汇场内关系则为结构主义语义学所强调，这是二者得以互补的内在逻辑基础(5)。 综上所述，受Saussure的影响，结构主义语义学从共时角度，把语言作为一个介于和独立于人的认知系统和外部世界的自治系统，并从语言系统内部来研究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结构主义语义学舍弃了历史语文语义学对心智和语境的研究，采取去语境化的方法，注重对系统内部符号之间象征关系的研究，因此其所有的理论主线都是对关系的描述，认为语言意义的本质在于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词语的意义由其在系统中的位置所决定。由此可见，结构主义语义学仅对词汇语义学根本问题1）和2）作了回答。 （三）生成主义语义学 生成主义语义学在一定意义上是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延续和发展。Katz&Fodor(1963）将CA引入生成语法，同时增加了在形式语法背景下对意义的描写和对意义的心理现实性的重新关注。该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Katz、Fodor、McCawley、Lakoff、Fillmore、Langacker等，其中Katz&Fodor(1963）的论文The Structure of a Semantic Theory在其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1. 生成主义语义学的主要观点与不足之处 卡茨语义学(6)分别使用形式化语义成分分析法和投射规则来分析词语的意义关系和排除词语的意义异常现象。其一，Katz&Fodor(1963）采用跟生成语法的句法分析树形图相似的形式化语义成分分析法来分析词语的意义，如图1对bachelor的形式化语义成分分析。图1中除了标出词性外，还区分了标记成分和辨义成分（分别用圆括号和方括号表示）。前者与美国CA的维度相关，大致相当于区别性的语义特征，表达语言的组合选择限制；后者描述特有的语义内容，大致相当于普通词典中词语的定义。由此可见，对词语的定义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通过标记成分之间的继承关系来实现的。标记成分和辨义成分的确定不仅要考虑词义表征的系统性和经济性，还必须考虑句子消歧的需要（Katz1966），这就使卡茨语义学理论具备了Verschueren(1999）提出的语言选择理论的潜在条件（Green2012）。  图1 Katz&Fodor对bachelor的形式化语义成分分析（Katz&Fodor 1963:177) 其二，卡茨语义学使用投射规则来排除词语的意义异常现象。投射规则负责从组成短语或句子的各个词语中选择合适的意义，进而将这些意义整合成完整的意义表达，即投射规则是选择限制的基础（Katz 1967）。根据图1的语义描写，bachelor经筛选和整合可将语义成分投射到the old bachelor：如果bachelor取“knight serving under the standard of another knight”义，则蕴涵young，这与old的语义值相矛盾，故排除；经过一系列的筛选和整合，the old bachelor可理解成“（the old man)who has never married”或“（the old person)who has the first or lowest academic degree”。 Katz&Fodor将语义成分分析和形式逻辑相结合的分析法运用于自然语言语义的形式化描写被生成主义语义学所采纳。生成主义语义学参考CA的分解样式，将词语(7)理解成谓词逻辑意义上的谓词，主张用CA对其意义进行分解，表示成一个复杂命题。但也存在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谓词逻辑通常不对谓词的成分进行分解，如在CHASE(x,y）中，CHASE作为整体，是不可分解的。二是在设计基于语义的句法时，生成主义语义学把谓词逻辑的标准类别等同于传统自然语言句法中的特定词形。在此种情况下，命题就等同于句子（S），谓词、量词和运算符等同于动词（V），个体变元等同于名词（Hudson1976），并使用生成句法的树形图来表示语义结构，如图2。  图2 McCawley对kill的语义表示（McCawley 1968:72) 由图2可知，谓词kill借助CA分解为复杂命题“CASUE(TO)BECOME NOT ALIVE”。 但是，对谓词逻辑的分解也存在以下两个分歧：一是将CA引入生成语法导致了生成主义语义学与生成语法关于语义在语法中的地位之争（刘润清1995,2013）；二是分解语义学和公理语义学之争。这一分歧受到了逻辑学家和语言学家（Carnap 1956），尤其是语言学家的强烈反对。在逻辑学家看来，把谓词、量词和运算符合而为一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们在逻辑系统中的角色不同；语言学家则认为分解语义学没有运用真值理论来说明语言和世界之间的联系。 造成第一点分歧的主因是将语义引入生成语法与生成语法的根本出发点、理论假设及根本目标产生了强烈的冲突。一方面，Katz&Fodor把语义结合到语法的形式理论，使得生成语言学发生了重大的观点转向。生成语法最初完全排除语义，Katz&Fodor证明语义可以被合并到语法中，促使Chomsky(1965）在标准理论阶段把语义列为语法研究的三大内容之一（刘润清1995,2013）。另一方面，语义的加入给生成语法带来了威胁。生成语法的目的是确定人类先天基因决定的语言能力，这是一种不变的天赋能力观。 以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言学认为，自然语言的本质是句法的递归性，而递归性造成了句法的复杂性和创造性，使语言为人类所独有。在生成语法看来，语义是历史的、文化的，是语言历时演变的结果，变动不居的语义无法体现人类先天的语言能力或语言生成机制，因而生成语法主张限制对语义的研究（Chomsky 1965）。在以生成语言学为主要代表的解释语义学看来，句法结构才是句子的基本结构，语义只是起到解释句法的作用，但卡茨语义学认为语义是句法的基础，或者至少说语义和句法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刘润清（1995,2013）认为，引入语义有“解构”生成语法的危险，因而在形式语法中，词汇语义最终萎缩成了一个很小的话题。生成语法标准理论阶段及其之后的发展阶段，又逐渐减少了对语义的研究，只研究论元结构、量词的解释和照应词、代词的共指关系等。随着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发展，原来从事生成主义语义学研究的学者如Lakoff、Fillmore、Langacker等发现了诸如语言结构式具有构式整体义等新的语言现象和规律。他们的研究从认知的角度发展了生成主义语义学，构成了认知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内容（Ungerer&Schmid 2001;Lakoff&Johnson 2003;Langacker 2008），有效地反击了生成语法的天赋观、模块观、自治观等观点（束定芳2005；王寅2005；刘润清2013）。 第二个分歧的焦点在于采取逻辑语义学的语义公设还是用分解法来表示语义。在逻辑语义学中，如果bachelor必定是没有结婚的，那么（1）成立： (1）x:bachelor(x）→～married(x) 由（1）可知，对于所有的x，若x是单身汉，则x未婚。（1）不对语义进行分解而是利用语义公设来说明分解法要表示的所有信息。但是，一些语义公设可以轻松表示的信息，分解法却不能，如（2）中谓词的对称性和可传递性。 (2）中，“x和y是姐妹”的对称关系和“若x>y,y>z，则x>z”的传递关系可以用语义公设表示（Carnap1956:114），而分解法无法表达其中的语义关系。分解法采取还原改述的方法，要求用比词汇数量更少的“义元”对词语进行解释，充分、合理地继承不同词语之间共同的概念或特征。语义公设则没有这种限制，认为自然语言的每一个词语都有自己的逻辑谓词，逻辑谓词的数量不一定比被解释的词语数量少。由此，有理由怀疑词语的可分解性。Fodor et al.(1980）经实验发现分解法不存在心理现实性，据此证明了语义公设在表示词义时优于分解法。 Geeraerts(2010）认为卡茨语义学具有形式化语义成分分析和心理因素介入两个特征。据我们观察，卡茨语义学还有两个特征：一是对词义特征的继承；二是通过投射规则来分析词语的意义关系和排除词语的意义异常现象。卡茨语义学认为语义研究的首要目的不是语言的结构，而是语言使用者的能力，这正是Chomsky强调的语言能力的核心要旨。其中形式化语言意义的可能性成为新结构主义语义学的重要出发点，为其所继承和发扬。卡茨语义学对词义特征的继承在生成词库理论（Generative Lexicon Theory，简称GLT）中发展成为词汇承继理论，该理论在词语的语义表征中具体体现为词汇承继结构（lexical inheritance structure），构成了GLT的四大内容之一（Pustejovsky 1995；宋作艳2011,2015）。投射规则是后来的新结构主义语义学语义运作或语义生成机制的前身，如GLT中的各种语义生成机制是对投射规则的发展（宋作艳、黄居仁2018），为动态语义处理指明了方向。但也有必要指出的是，GLT的语义生成机制是不完善的，它仅表示转喻的逻辑部分，对隐喻机制则没有论及，这与GLT的语义表征缺乏包括诸如意象图式等表达表象系统有关。认知语义学弥补了生成主义语义学的不足，认为隐喻和转喻的运作是基于意象图式之上的，而不是命题形式的（Lakoff&Johnson 2003；王寅2007；束定芳2008）。 同时，卡茨语义学存在以下四点不足之处：一是采取离散、有限的语义特征来表示概念，而概念往往具有完型特征，概念的理解不仅需要语言知识和人的心智的参与，还需要世界知识的参与，心智和世界知识不是离散的。二是标记成分和辨义成分区分不清，两者的定义存在矛盾。Katz&Fodor认为如果说标记成分对应外部世界，辨义成分则对应语言本身，这种区分带有主观印迹（Geeraerts 2010）。三是形式化语义成分分析法本身也有两点不足之处：受符号逻辑的影响，语义的形式化描写逐步引入不同的表征样式（format）；分解语义表征和公理语义表征以对照物的形式出现（Geeraerts 2010）。四是投射规则的融合过程不仅歪曲了句法结构，而且模糊了“cats chase mice”和“mice chase cats”之间的区别（Weinreich 1966）。这是因为融合过程缺乏对具有相同句法结构中的相同词语间所处的不同句法位置的考量。后来，卡茨语义学引入“复杂标记”来体现句法结构，但由于其过于复杂而不易操作，因而学者们引入了形式逻辑手段（如利用谓词逻辑），以期经济地解决句法结构的描述问题（Bierwisch 1969）。利用谓词逻辑，“cats chase mice”和“mice chase cats”的差别被简化为在二元谓词CHASE(x,y）中填入个体变元的不同方法，然而该方法似有过于简单化之嫌。 2. 生成主义语义学与其他流派的关系以及对词汇语义学根本问题的回答 通过对词义特征和词语内部语义关系的观照以及对语义的深层结构进行形式化描写的可能性的深入研究可知，生成主义语义学既关注历史语文语义学的语境化因素，又继承了结构主义形式化语义描写方法。它在倡导结构主义对语义形式化描写的同时，对历史语文语义学倡导的语言使用者的心理因素和语言使用的语境因素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试图对语义的深层结构进行形式化描写。简而言之，与历史语文语义学和结构主义语义学相比，卡茨语义学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它是结构主义分析方法的集成，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描述和心智主义的意义观相结合的研究范式；其二，它主张在共时语境中对语义进行形式化描写；其三，它重燃了人们对历史语文语义学所关注的语义心理现实性和表征充分性的兴趣。其中，后两个特点对于词汇语义学乃至语义学的进一步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提出了判定语义描述充分性的新标准和问题，为新结构主义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所发展。综上所述，作为生成主义语义学代表的卡茨语义学主要对词汇语义学根本问题1）、2）和4）作出回答，对问题3）有所提及，但未深入其中，对问题5）仅涉及共时、语境的词义变化，不涉及历时的词义变化。 三、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流派的多重承继与互补关系 始终贯穿词汇语义学各大流派的主线是意义与概念之间的关系，这是词汇语义学各流派演化的驱动力（Geeraerts 2010）。历史语文语义学以语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等外部视角关注语言与认知的关系，并把词义等同于心理概念。结构主义语义学则将词语作为整体来考察，通过对词项间不同关系语义的系统考察来识别不同的语义类推机制，蕴含着词汇发生学的思想（Geeraerts 2010）。生成主义语义学把结构主义形式化描写的基本原则与共时视角和关系法则结合起来，重新唤起了人们对语义心理现实性和表征充分性的兴趣，为新结构主义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因此，历史语文语义学强调的外部因素和历时视角与结构主义语义学强调的内部因素和共时视角形成一种互补关系，而在系统观和语义特征的形式化方面，结构主义语义学、生成主义语义学、新结构主义语义学以及认知语义学之间形成一种多重承继关系。此外，将意义融入生成语法引发了人们对认知充分性和形式充分性的思考和研究。为达到认知充分性，语义最大化方法放弃了语义自治的“理想”，追求一种拥有如下观点的语义描写：词语知识和世界知识是密不可分的（刘宇红2006）。为达到形式充分性，语义最小化方法则试图在其总体模式中创造一个空间来容纳认知和百科知识，并同时保留特有的语言、语义表示层次（Geeraerts 2010）。对这两者的思考和研究主要体现在新结构主义语义学中，而且对后者的思考和研究发展出了计算语义学和形式语义学。认知充分性和形式充分性有许多交叉的地方，这都成为NLP的基础理论，也是新结构主义语义学与结构主义语义学最主要的区别之一(8)。 上述三大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之间以及它们与其他词汇语义学流派之间的关系可概括为：历史语文语义学的历时观、语境观、心理因素观等成为后续研究的基础和指引；历史语文语义学的历时观与结构主义语义学的共时观构成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的互补关系；历史语文语义学的语境观和心理因素观成为认知语义学的核心内容；结构主义语义学的语义成分分析法和关系语义法则为生成主义语义学和新结构主义语义学所继承和发展。总而言之，词汇语义学各流派之间的理论立场是相互联系的，一种理论只是构成和另一种理论相互连接的发展线索的暂时支撑点或出发点。上述理论之间形成一种网络状关系，先前阶段的探索与后来阶段的探索有着密切的联系，似乎有某一种内在逻辑性将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理论连接起来（Geeraerts 2010）。这便是词汇语义学研究的学术传承与发展。 四、结语 综上所述，历史语文语义学持原子主义观，主要关注词义变化的历时因素、语境因素和心理因素，注重对词义变化机制进行精细分类，仅对问题1）、4）和5）作出了回答；结构主义语义学持共时观和系统观，关注词语之间的关系，认为词义的本质在于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即其理论主线是对关系的描述，其本质是典型的关系语义，因而仅对问题1）和2）作出了回答；生成主义语义学持心智主义意义观，主张在共时语境中描写形式化语义，主要对问题1）、2）和4）作出了回答，对问题3）有所提及，但未深入其中，对问题5）仅涉及共时、语境的词义变化，不涉及历时的词义变化。三大经典词汇语义学流派都只是依据自身的理论框架对Paradis的五个根本问题作了部分回答，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因而，不同学科之间或同一学科不同流派之间应互相借鉴研究方法，取长补短，走融合路径，开展学科间或流派间的交流与对话，共同对语义这一既古老又年轻、既具多维性又具多层次性的话题进行跨学科、跨领域的深度研究。 参考文献 Bierwisch, M. 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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