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需要被念叨的。当人还活着的时候，他们的过往岁月、当下喜好、未来期许，常有赖于个人的执著。而当生命离去，他们的生命痕迹，也许依然还存活在那些想念他们、叙说他们、不舍他们的人口中。但是，岁月流逝，一代代人都隐没在时光的激流中。
《麻雀》中，尽管我们可以相信麻雀救了“我”的命；但是换个角度，却似乎分明看到“我”从房顶跌落下去的背影。身子落在地上的声音，湮没在异口同声的喧哗之中，消失在流动的光影中、风中，悄无声息。穿过深邃的画面，我们仿佛也看到，同房顶上滚落下去的“我”一样，有许多的“我”，许多的儿童， 在众人向前奔涌的潮流中跌倒了，也许就再也没有爬起来。那么，那些潮流中的成年人呢？他们也会倒下、消失，或因为饥饿，或因为意外，或因为“罪证”，或因为不由自主地被卷入到了历史的齿轮中去了。
这许许多多人的背影，都是值得铭记的。曾经和他们生活在同一历史时空中的“我”，渐渐长大，长成了《麻雀》中的另一个“我”。在现实主义的表现中，“我”身上有很多矛盾的侧面，让“我”成为一个“圆形”人物。尽管侧面不少，但“我”终归只有一个。而在文学形式创新的路程上，多种可能、多种结局、多重身份的并列，渐渐成为成年读者乃至儿童读者可以接受、理解的文学魅力。但在《麻雀》中，活下来的“我”，并不想解构、否定、抹去那个死去的“我”。恰恰相反，活着的“我”多么希望那些跌落的、跌倒的、被历史齿轮绞碎的那么多的“我”们，也能像自己一样，像两只麻雀一样，幸运地活下来，能够有人想着你，念叨你，也有机会去想着别人，念叨别人。
所以，“我”不能忘记那个死去的“我”，不能忘记那些死去的“我”们，不能忘记曾经历的事情，想着，想着，将记忆复活在了作品里。于是，“我”的外祖母、“我”的里弄、“我”的邻居、我曾经的生命痕迹都复现了。或许，站在黑暗死亡里的“我”，曾经觉得这一切都已经被永远地遗忘了，就像历史书中毫无踪迹的无数普通人一样。但是曾经在里弄里生活过，看着“我”的背影，见证他离去的小孩儿却长大了，他希望像罗密欧一样，像莎翁一样，用文学、用爱去对抗死亡，对抗蛆虫，去找回逝去的“我”，找回许许多多的“我”们。他说，“那个年代的故事……不要非等到很多年很多年以后再来阅读和聆听”，因此多年来，越来越多的关于“那个年代”的民族记忆、生命体验的文字，出现在了他的笔下。我们可以说，这是积极、热烈而高贵的精神反刍。
同时，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与宏大、深沉的民族历史叙事形成了合奏，而这一切在人类的意义上，是可以不朽的。我们的民族情感就是在童年时代从所听到的对民族生命历史的述说中，逐渐坚固、强烈、丰厚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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