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现实主义论文系列之二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27 爱思想 小鹰 参加讨论
 二、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 典型环境的把握和典型性格的创造 和历史学、经济学一样，现实主义的文学也是要揭示社会的真实关系，所不同的是，前者可以通过对事件与资料的科学描述和分析，以数字和公式来显示，而后者的这种真实关系则必须是通过具体的人物性格来表现。所谓文艺批评从政治标准来考察一部作品，就是要看它是否揭示了社会的真实关系，而从艺术上，则要看这种真实关系的揭示是否是成功地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和性格来表现的，"……所以性格化是艺术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所谓艺术标准也是在这一点上和政治标准取得统一 。"[1] 在同一篇文章中，荃麟在解释恩格斯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那句名言时，援引了恩格斯给拉萨尔的信："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一定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汲取来的。"[1] 荃麟这样写道： 在给拉萨尔的信中，恩格斯在性格化一点上，并且特别指出："人和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的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这就是说，性格的描写不仅是为了表现这个人的个性，而且是写出"围绕着他的典型环境"是怎样在驱使他行动。只有这样的描写，才能使我们不仅知道什么样的生活，而且知道生活的背后是什么，使我们从人物性格中去认识社会的本质和其发展。哈克纳斯的《城市姑娘》只是写出工人的生活状况，拉萨尔的《西金根》却是把人物写得近乎理想化而因此和现实关系脱离，所以马恩特别在这里跟他们指出了性格化正确的解释。[1] 恩格斯说过："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这即是典型个性化的说明。总括起来说，即是典型的特征必须通过人物的个性表现出来；反之，人物的个性又必须是能表现典型的特征的。用更简单一句话说，就是"被个性化了的典型与被典型化了的个性"。[2] 这里所说的"性格化"的问题，实质上就是如何在艺术上把握和体现现实主义的精神，"马恩对巴尔扎克和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上评价最高的，是这一点。他对于哈克纳斯与明娜·考茨基所规劝的，也就是这一点。"[1] 1942年荃麟曾以比较两个剧作──曹禺的《北京人》和高尔基的《布雷曹夫》──为例，来具体诠释"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关系、来说明如何理解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荃麟写道："……典型环境乃是造成典型性格、决定人物行动的一个重要条件。……注意典型环境的描写与其说是为了历史的观点去描写这故事的时代背景，毋宁说这是为了艺术，使作品的人物性格能够获得更完整的典型性。"，"但是在《北京人》中间，这些矛盾──就是这剧本主题内容的表现──只是孤立地局限在一个家庭之中，这个家庭和当时整个封建社会的势力以及当时典型的政治与社会斗争的形势之间的关系，并不曾被表现出来。"正是基于这一点，荃麟完全同意胡风的批评："……《北京人》主要的缺憾，就是主题孤立化与人物性格单纯化，……"[3] 接着，荃麟又指出： 如果我们承认这些是《北京人》美中不足的缺憾，那末，在高尔基的《布雷曹夫》中，恰看到一个相反的特色。…… 在《布雷曹夫》中间，我们首先非常强烈地感到，在舞台场面背后，一个巨大的时代变动在怎样进行着。这是俄国二月革命的局势，非常确定而可感觉的。(对于《北京人》就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写"五四"时代的，有的说是写抗战以前的。)然而作者却不是像一些庸俗的艺术家那样，只是把这革命机械地作为一个剧本的背景(好象我们的一些剧作家写抗战剧本那样)，他是把握着这时代变动冲击着剧中人物的生活所起的种种反应，从他们的心理和言语行动中，有机地显示出时代与环境对人物与其阶层的关系。种种冲击和他们自己中间的矛盾是互相交错而发展着的。……高尔基在这剧本中间所提示的，不仅是革命与战争对于这个家庭(这个社会)的打击，而且还显示出这制度本身的本质矛盾──就是使他们灭亡的历史根源。…… ……它的情节，不象《北京人》那样曲折动人；它的场面，抛得很开，动得非常快；它的拍子，是迅速跳动的，──那完全抛弃了古典戏剧传统的结构，而完全适合于表现现代社会斗争的题材。在这里，我们很少感觉到艺术家人工设计的意味。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复杂的、鲜明的史图。它给予观众的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如果说《北京人》是叫人感叹和悲泣的，则《布雷曹夫》是叫人眩晕和战栗的。[3] 这便是成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效果。 1944年荃麟也高度评价了路翎的处女作小说《饥饿的郭素娥》。他于开篇便提出： ……所谓艺术上的现实主义并不仅仅是对于客观现象的描写和分析，或者单纯地用科学的方法去剖解和指示社会的现实发展，而必须从社会的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底内心的矛盾和灵魂的搏斗过程中间，去掘发和展露社会的矛盾和具体关系，而从这种具体的社会环境里来确证这真实人物的存在，并且因为这样，这些人物的一切必须融合在作家的自身底感觉和思想情感里，才能赋予它们以真实的生命，……[4] 荃麟认为，路翎的这本书可以说是达到了现实主义的这种艺术境界。 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在于对环境和人物的典型化。典型化是个过程，即是对生活的概括、集中、抽象和提高的过程，由此得以深入揭示现实的真实关系。 荃麟以法国作家莫泊桑的小说《项链》为例，谈到他对人类"虚荣心"的讽刺时，说"他能够从极平淡的生活中间，极细琐的故事中间，单刀直入地抉发出人类灵魂中可笑的弱点，显露出人生的悲剧。……艺术家从社会生活中间捕捉了本质的因素，而把它压缩或凝结在一个极简单的形象中间，从这个形象里给我们显示出真实，使我们看到自己的丑陋和可笑，使我们自己来嘲笑自己，艺术的效果，在这里是表达出来了。"[5] 荃麟又引用高尔基的话来更一般地说明这一点： 文学上的'典型'，是依照抽象和具体化的法则创造出来的。把许多主人公的特点'抽象'了，'分离'了，然后再把那些特征'具体化'，概括在一个主人公的身上，……分离了各个商人、贵族、农f民身上的最自然的特征，概括在一个商人、贵族、农民的身上。这样就产生了'文学的典型'。浮士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等等典型，便是如此创造的。[6] 而另一方面，艺术的表达又讲究写意和神似，讲究内涵和升华，甚至通过得当的渲染和夸张来表现事物内在的美。这些艺术形象的塑造本身也是一种典型化的过程，也是对肤浅的自然主义的否定。 1953年12月18日荃麟给诗人李季回了一封信[7]，就他新发表的长诗《菊花石》与他作了认真的讨论。荃麟在信中不但对诗的内容和结构作了具体的分析，以其人物性格雷同的不足为例来说明"典型的个性化"这一概念之重要，并且更一般地谈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荃麟这样写道： 浪漫主义就是现实主义的组成部分，它是立足於现实基础之上的。现实主义也不是仅仅局限於描写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凡是现实生活中本质的东西，经过艺术家加以夸张渲染，或通过幻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仍然是现实的。传说中间自然也描写社会生活中实际存在的事物，但它更多的采取幻想的形式，把读者带入到幻想的世界，即使读者明知这是实际生活中不可能有的事物，但仍然被它所说服所感动，觉得合情合理，觉得很自然，很真实，它之所以具有这种艺术的说服力量，首先还是由於它抓住了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东西。优美的民间传说经口头流传愈久，愈增加了其渲染和幻想的东西，同时也愈加集中地凸出其反映现实本质的东西，因而艺术的真实性也愈强烈。运用传说这类形式来写诗，首先要抓住现实生活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然后大胆地，不受拘束地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渲染和夸张。 那么，经过这样渲染和夸张的"典型化"而创作的作品为什么是真实的呢？荃麟的回答是： 我想，所谓艺术的真实，应该是通过艺术的概括与形象而表现出来的现实本质底真实。……而所谓艺术的美，也即是通过艺术创造而显露出来的事物的本质或本性。有人把真和美解释为Nature，我想如果这Nature是解释为事物的本性或现实的本质，这样说法是未始不可的。[8] 作为对比，荃麟后来又谈到，有些作者写真人真事，照现实一模一样抄写，"……但写出来却索然无味。……其原因我想就是并没有真正熟悉，并没有经过酝酿，研究，抓住内容的本质，这就会造成真中见假。反之有些虚构的人物故事，甚至是幻想的东西，由于是从现实生活的观察体验中凝聚而成，却使读者感到极其可信。所谓艺术的真实，就是指这个意思。"[9]这也就是为什么荃麟会这样评价莫泊桑的《项链》，说"这篇小说题材惊人的真实性，是使这作品获得成功的主要地方，在小说的描写技术上，也获得极大的成功。"[5]尽管它可能完全是个虚构的故事。 文艺，或更一般地说，艺术，是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和行为，也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回应。不可否认，这种反映和回应具有强烈的个体性质和主观色彩。本来，由于个体经验的局限性，人的观察、记忆、印象和判断都有一定的角度和选择性，也有各自的深度和广度，但它能否与客观真实同一？能否被他人广泛接受和欣赏？则是要由社会实践和长期历史来检验。然而，从现实主义的文艺观来看，对于作品现时的评价还是有着一定的法则。对此，荃麟的看法是： 一篇作品的完整与否，是决定于它艺术创造上真善美所达到的程度。真善美的一致是艺术的美底最高评价。 一篇作品在真善美的要求上达到更高的境界，它的艺术价值也就越高。所谓"真"，就是指作品的现实性；所谓"善"，就是指作品思想与主题的正确性与真实性；所谓"美"，就是指艺术创造上的形象性。现实性，真实性，形象性，这三者是文学创作也是文学欣赏的最基本条件。[10] 在总结上述关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一讨论时，荃麟归纳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马恩对于性格化的见解，首先是和把个性溶解于原则中的公式主义方法，其次和理想主义的性格描写底方法，最后和自然主义的性格描写方法区别开来，而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现实主义的正确方法。[1] 本文录自《邵荃麟和现实主义》，http://www.azcolabs.com/bd_realism.html 文献 [1]荃麟，《论马恩的文艺批评》，原载1948年9月香港《大众文艺丛刊》第4辑，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175 - 206页。 [2]荃麟，《谈戏剧上的典型问题》，原载1949年3月28日香港《文汇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252 - 266页。 [3]荃麟，《<北京人>与<布雷曹夫>》，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2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444 - 455页。 [4]荃麟，《饥饿的郭素娥》，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496 - 501页。 [5]荃麟，《<项链>注解》，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2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456 - 459页。 [6]荃麟，《谈戏剧上的典型问题》，原载1949年3月28日香港《文汇报》，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252 - 266页。 [7]荃麟，《关于长诗<菊花石>给李季同志的信》，原载《作家通讯》第七，第22页，1954年1月，http://www.azcolabs.com/Letter_QLtoLJ.html [8]荃麟，《文艺的真实性与阶级性》，1948年7月7日，原载《文艺生活》(海外版)第5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277 - 284页。 [9]荃麟，《谈短篇小说》，原载1959年《解放军文艺》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 版，346 - 360页。 [10]荃麟，《<创作小说选>序》，1942年1月13日，原载荃麟选注《创作小说选》，香港文化供应社，1947年9月港1版，后收入《邵荃麟评论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81年4月第1版，460 - 463 页。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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