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苏北乡村的生存史与变迁史，依然激荡着母亲的深切期盼与恢弘担当。现代性以张扬物欲、释放贪婪为能事，肆无忌惮地敲碎古老乡村的温良旧梦，撕裂秦人后裔的邻里亲情，使苏北女人大地般的胸怀都无法留住最后一缕炊烟，一片汉瓦，一声牛哞。生于斯、长于斯的女作家李洁冰，将女性知识分子的批判意识和悲悯情怀深植于《苏北女人》的永恒的四季轮回之中，用或厚重，或泼辣，或怨尤，或放荡，诠释一干苏北女人的命运抗争和母性情怀，在忽远忽近的拉魂腔中演绎前现代的挽歌，在如泣如诉的田园诗行中再现了近六十年的苏北乡村的变迁史与生命力。
在苏北大地上，现代性的霸权并非建构于对众生的物质施舍中，而是奠基于对母性的权益蚕食。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春风，最先吹走的就是苏北女人的性权益。男人闯外打工，让端木村以采莲为代表的女人们顿失日复一日的床第吱呀和芝麻花落身的野地激情。性的缺失剥离的是肌肤之欢，复加的却是男人们留下的另一半养家责任，衍生的是乡村传统伦理的解体。即使是幸得包工头胡老六搭救的从良女子玉镯，也在独守空院中沦为荡妇、怨妇，直至在最终的所谓性福回归中被骗光半世积蓄。尤其是端木家的男人们在工头欠薪的连环套中落败，拼残了心气，也耗空了皮囊，让采莲们的最后一丝性福想往都无处安放。至于端木家的二女儿立秋漂泊于“草台班”，三女儿哑巴冬至远嫁“二奶村”，小媳妇小芝沉沦于“打工棚”，无不表征了现代性所宠幸的物欲对女人性权自主性的肆意剥夺。
现代性的“解构之手”对着传统乡村的女人性权痛下杀手，确实起到一招制敌功效。生命意义里色食各半，而且“色”占有的是决定性地位。没了性，人的半条命也就没了。蚕食性权，也就是蚕食女人生命力、生产力，更是意在消灭乡村的再生产能力。色彩斑斓的市场诱走了丈夫和两个儿子，玉镯的院子迅速由“私人领地”演变为“公共场所”。采莲的湖滩地、黑莓园没有了男人的撑持，带给她的只能是无穷的艰辛和永远还不完的陈债。原本在乡村传统男权之下代代绵延不绝的、宿命般的“农妇之苦”，在现代性狙击下又增生了夫离子散的“农妇之悲”。这种悲不仅体现在端木福生的不忠、颓萎、早逝，把家庭重责全部撂给女主人公采莲身上，更体现在农妇采莲们倾尽母爱换得的却是失地、失村、无家可归。作家写的是现代性语境下苏北乡村女人无力回天的生存之悲，揭露的却是城市化战车碾压下苏北大地上传统乡村的溃败与人性异化之殇。
显然，在这样的诠释中，《苏北女人》无意于乡村性事的渲染，念兹在兹的却是苏北女人们抗争意志的呈现。二十一世纪的曙光虽说无法驱离子贡湖畔端木村渐次浓密的颓败阴霾，却也会极力照亮村妇们生存苦旅。如果说现代性对性权的隔离乃至剥夺尚可让采莲们一忍再忍，那么现代性对他们生存权的挤压则一次次激活了这些女人绝境爆发的抗争意志。这样的爆发存在于人畜孕育新生命的狂暴雨夜，存在于人挑肩扛的耕作剪影，存在于讨债的冬夜死守，存在于对离散亲情的切骨呼唤，存在于面对恶徒抢粮的激愤砸缸，存在于为子女孑然举债的茫茫雪原。而为苏北女人的苦难与抗争大戏伴奏伴舞的是渐次式微的柳琴遗音和两代乡村戏痴的倩魂丽影。这与其说是作家对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孜孜营构，不如说是女性知识分子对苏北大地上传统文化的全面解构的深切忧思。而且，城市化的进程越快，这种忧思的意义愈会凸显。
在《苏北女人》中，作家借把男人们写“萎”彰显女性意识，鞭挞乡村传统男权。端木福生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意识深入骨髓，不惜背叛发妻借地下种，也要给端木家留根。除此之外，几十年对家庭并无建树，妻子采莲的羞辱和苦难多半拜其所赐。作为外姓，胡家老六年轻时在民转公办教师上被端木家族偷梁换柱，发达后用几十年的欠薪对端木村乡邻复仇，尽管在外闯荡广见世面，却难逃传统家族相斗文化的苑囿，最终在机关算尽后妻离子散，成为重婚罪被告。“二婚头”冯二辜负了春分的痴情，嗜赌败家，虽被逼悔改，但在春分从母亲采莲那里传承来的温良恭俭让面前一辈子也别想赢回男人的尊严。下一代养子的不孝与啃老，衬托了作为母亲的采莲们的伟岸，也隐喻了年轻一代从乡村的逃离与生活方向的迷乱。或许，作家对乡村落后文化与现代性霸权的左右开弓，意在呼唤苏北大地上的人们在重构乡村家园生态时能多些传优汰劣的人文情怀？！
作家的成长与成熟往往表征于文本的潜心建构中。从《乡村戏子》到《青花灿烂》，再到眼前的《苏北女人》，李洁冰在坚持女性主义视角观照苏北乡村生态的同时，在建构小说文本时的美学追求也隐约可见。李洁冰的小说频频回望传统而不囿于传统，语言古韵悠长，不时可见如小令，如折子戏词般的句式，明丽多姿，独具一格。尤其是俚语村言在文本中的潜行，不仅没有制造出阅读困惑，反而生成了鲜明的地域语境，强化了文本的带入感和诱惑力。在结构上，《苏北女人》创造性地将四季农谚化入篇章布局，用自然的轮回映射人类生命的轮回，在文学文本、大地文本、四季文本之间建构互文性，使阅读意义的生成呈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苏北女人》在思想性与艺术性上都彰显了李洁冰创作的新高度。为此，我们有理由对作家有更多的期待。
（本文作者系副研究员、省作协会员，现就职于《江苏警视》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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