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若干基础问题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23 未知 胡友峰 参加讨论
摘 要：在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建构中，我们需要厘清若干基本问题。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问题涉及到生态美学的学理基础，生态美学是以生态世界观为哲学基础而建构起来的；生态美学的渊源问题涉及到生态美学的起源和学科归属，通过对生态美学渊源的追溯我们可以看到生态美学在学科基础方面在于处理生态学和美学的关系；生态学作为科学，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两者结合如何形成合法性问题也是生态美学理论建构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生态整体作为一个大的生态圈，无法通过认知加以把握，通过审美的方式则可以把握这种生态整体性，生态整体性的审美思维模式与中国的古典的“空无”思维形成一种会通。 关键词：生态世界观；生态美学渊源；生态美学合法性；生态整体论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形态研究”（18ZDA02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胡友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 从1987年鲍昌主编的《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将“文艺生态学”作为新的术语纳入到他所编撰的这部词典算起，我国学术界萌生的与“生态美学”相关的研究已经超过了三十年的历史。凑巧的是，在1988年，美国韩裔学者科欧·贾科苏（Jusuck Kou）就发表了以“生态美学”为标题的论文。由之，生态美学作为一种崭新的美学形态，已经成为世界美学话语形态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生态美学在中国的发展也经历了引进介绍期，理论建设期和生态美学中国话语体系初建三个时期[1]。2007年，国家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列入基本国策，并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构想，生态美学作为生态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成为我们正在进行中的事业。学界认为：“生态美学研究迎来新机遇”[2]。生态美学的蓬勃发展已经成为当今美学研究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时机已经成熟。要建设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我们就需要对中西生态美学的理论资源进行梳理，我们要以西方生态美学的发展为参照，弄清楚西方生态美学生成的理论语境、理论资源和内在困境，在此基础上对生态美学的核心概念、范畴和命题进行清理，从中获得启示，为建构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体系服务。 通过对西方生态美学理论资源及其问题的清理，我们发现，在当前的生态美学研究中，有以下四个核心问题值得认真的研究，这四个问题是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基础性问题。它们是：一、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问题；二，生态美学的渊源问题；三、生态美学的合法性问题；四、生态整体论问题。 一、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问题 生态美学的产生与西方生态世界观的形成密切相关。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整体的一种看法，“对世界整体的看法构成了对这个世界中具体事物看法的基础”，世界观直接影响到对这个世界中具体事物的看法，具体事物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还是分割断裂的，都与世界观问题密不可分，世界观是一整套严整的逻辑体系，“世界整体性质具体精致化为一套严整的理论”[3]生态美学是在生态世界观影响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以来，由于地球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西方的一些学者把生态问题提升到世界观的角度来思考，从而建构了一种生态型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系统的整体，这个系统具有有机性和系统性特点，单个生命只有在这个系统中才能够获得有效性。在生态世界观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德国学者恩斯特?海克尔生态学概念的提出、欧美国家的浅层生态运动、挪威学者阿伦.奈斯深层生态学理论、美国学者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黑暗生态学观点的提出对生态美学理论建构影响较大。 德国的博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首先提出了“生态学”这一术语，1869年1月海克尔在耶拿大学哲学系所做的演讲中对“生态学”进行了界定：“我们通过‘生态学’一词来指涉这样一种学问：它涉及自然经济学的全部知识体系，包括动物及其有机环境之间的全部关联，即整个自然经济系统中动植物之间友好的与敌对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关联。一言以蔽之，生态学是一种研究达尔文进化论中作为生命体生存条件的复杂关联的学问。”[4]这句话就已经说明生态学是对生命有机体的研究，是一种对系统的整体性的有机生命体的研究，海克尔所提出的“生态学”概念，为生态美学的发展做了理论上和术语上的准备。它意味着西方世界观从之前的物质本体转向生命本体，西方哲学从之前关注物质实体转向关注生命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控制也越来越严重。能源消费、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公害”。美国作家莱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德内拉·梅多斯《增张的极限》对工业文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所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描述和批判，特别是《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使得美国颁布了一部环境保护的法律。针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来保护生态环境，它们的目标是“反对污染和资源消耗，其中心目标是保护发达国家人民的健康和财富”[5]。这是一种浅层的生态运动，它将人类的利益放在首位，在不侵害人类利益的情况下改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 1967年，怀特（Lynn White Jr）发表了《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将西方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西方历史及其文化的原因，古希腊哲学的科学理性精神极其中世纪基督教哲学是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从此开启了生态研究的人文向度。阿伦·奈斯于1973年在《探索》杂志上发表《浅生态学运动和深层长远的生态运动：一个概要》一文，提出“深生态学”的重要概念。所谓“深生态学”，相对应的则是“浅生态学”，阿伦·奈斯在文中明确区分了浅生态学运动和深生态学运动。浅层生态学是一种环境保护政策，而深层生态学则在于提升人类的“生态智慧”，人类“生态智慧”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要求，因而深生态学运动则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奈斯分析后认为“深层生态学”具有以下七个主要特点：一，反对人处在环境中心，支持人与环境的和谐共生。二，生物圈平等原则。生态圈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平等的。三，多样性和共生原则。多样性增强了生存的潜力，增加了新生活方式的机会，使生命形式丰富多彩。四，反等级态度。等级制度约束了自我实现的潜力。五，反对污染和资源消耗。深生态运动要担负起伦理责任，旗帜鲜明的反对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六，复杂却不混乱。生物圈中的有机体，其生活方式和相互作用，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因此要把它看作一个庞大的系统来考虑。七，区域自治和分散化。区域自治的加强有助于减少能源消耗，而减少决策层级链的环节则有助于加强区域自治。深生态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区域自我管理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自我满足。 阿伦·奈斯强调深层生态学运动的规范和趋势不是通过逻辑推演或归纳法从生态学中派生出来的，而是要确定一套生态原则的行为规范。他认为生态运动应该是生态哲学的，而不是生态学的，生态学是一种科学，而生态哲学则是一种人文学科，生态的危机科学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付诸于“生态智慧”的生态哲学方法。阿伦·奈斯认为在生态主义（浅层生态运动）的名义下，很多偏离深层运动的做法都得到了支持，一个是片面强调污染和资源消耗，另一个是忽略了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倾向于一种模糊的全球策略，但实际上地区差异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年的政策。[6] 深层生态学是对浅层生态学人类中心主义的反驳，特别是对生态知识的超越。这里的“深”，指的是对人类意识中的深层“生态智慧”发掘出来，培养出具有生态意识的生态公民，从而达成人的自我实现的价值。奈斯认为，自我须经历“本我——社会自我——生态自我”三个阶段，在生态自我阶段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和谐共生的关系。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自然的“人化”，它不是通过物质实践——劳动来追求自然的人化，而是通过对人类意识的生态改造来追求人对自然的干预，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这是一种现象学-存在主义阐释路径。这种阐释路径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层面走向了精神生态层面的把握。要解决当今日益突出的生态危机，深层生态学给出的答案是塑造具有“生态意识”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人文主义的阐释方式，相对于浅层生态学的“人类利益”，深层生态学突出了“人的生态精神”的培养和陶冶，但是两者之间的共同之处就在于把“人”作为生态世界观的核心，两者的基本思路还是将自然“人化”。 美国学者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认为，真正的深层生态学应该是他所称为的“黑暗生态学”。在《祛魅自然生态学——重思环境美学》一书组成的三篇文章中，莫顿认为，环境思维的主要障碍是自然本身的形象。生态作家提出了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但他们对保护自然世界的热情使他们远离了崇敬的“自然”，这个问题是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态灾难的征兆。他提出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要有一个恰当的生态观，我们必须彻底放弃对自然的看法，恢复自然的本真样态。全书最重要的部分是第三章《祛魅自然生态学的假想》，莫顿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生态批评形式：“黑暗生态学”（Dark Ecology）[7]。在黑暗生态学看来，生态学要祛除人类加载在自然身上的无穷意义，要恢复自然的本真样态，自然不应该是作为人的一种审美幻想存在，而应该有自己的本真存在，黑暗生态学采用的祛魅自然的方法，将人类加载在自然身上的各种“魅”去掉，恢复自然本真，这在一定程度延续了环境美学家齐藤百合子、加德罗维奇和巴德的“以自然的方式欣赏自然”的自然欣赏模式，但是“黑暗生态学”肯定“怪诞”作为自然的本真样态，认为“自然的秽物”是自然世界的真实存有，自然并不是人类审视自身的“镜子”，不是“他者”，而具有自己的本性。莫顿批判“深层生态学”作为“生态智慧”（ecosophy）具有人本化的倾向，提倡“无自然的生态学”（ecology without nature）和“无环境主义的生态学”（ecology without environmentalism）。黑暗生态学（“Dark Ecology”）彻底的反思了环境美学的“人”对自然的介入，强调保持自然的本真和神秘性，要保持自然的本真样态，就必须消除人类加载给自然的意义和对自然本身的人工改造，强调要使自然“去中心化”和背景化，让自然远离人类的想象，如此自然才能成为“真正生态的”。 从生态学概念的提出，到浅层生态学，再到深层生态学，最后到黑暗生态学，生态世界观发生了巨大的转移，这种转移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人的因素逐渐退却，而自然的因素在逐步上升，在浅层生态学中，人类利益居于中心地位，在深层生态学中，培养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成为其思考的重心，这两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就是将“人”放在生态学的核心位置，而在黑暗生态学看来，要以“自然”为中心，承认自然的“污秽”，要使自然去“人”化，自然才能是真正“生态”的。西方生态世界观从“人”转移到“物”，意味着承认人不再是万物的中心，而是万物平等，自然与人一样具有生命的价值与权力。生态世界观的转变对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意义重大，生态美学的建构的理论依据从科学的生态学转向人文的“生态智慧”，再走向按照自然的方式建构生态美学，这是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内在逻辑理路。在不同生态世界观的指引下会形成不同的生态美学建构方式。以生态学为基础，建构了科学型的生态美学（比如卡尔松的科学认知主义的生态美学）；以“人化”的深层生态学为基础，建立了生态存在论的生态美学（比如曾繁仁教授的生态美学自觉追求生态观、人文观和审美观的统一），蒂莫西·莫顿的黑暗生态学肯定自然的“怪诞”因素，保持自然的神秘性，这与西方当代环境美学中“以自然的方式欣赏自然”是一脉相承的。 二、生态美学溯源 上面分析了生态世界观的形成与发展，它是生态美学得以产生的哲学基础，那么，生态美学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国内从事生态美学理论研究的学者认为，生态美学是中国的首创，国外没有相关生态美学的理论著述。汝信和曾繁仁先生就认为生态美学是我国学术界的首创，生态美学研究在国际上是一个空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构无论是从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来说都是巨大的[8]。这其实是由于语言的隔阂而造成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从国际范围内来看，在标题中首次出现“生态美学”（ecological aesthetics）的文献是美国学者米克发表于1972年的《走向生态美学》一文[9]。这篇论文是米克出版的著作《生存的喜剧——文学生态学研究》中的第六章，题目就是“走向生态美学”。在文章中米克首先回顾了理论美学的历史，认为“艺术和自然”的论争一直主导着这段历史，美学理论在传统上就强调艺术创作和自然创造的分离。艺术被看作是人类灵魂“更高级的”或“精神化的”产品，不能和生物学中“低等的”或“动物”的世界相混同。无论把艺术看作非自然的，还是声称在艺术中看到人类精神对自然的超越，这两种观点都扭曲了自然和艺术的关系。米克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使人们对生物进程有了进一步审视，并意识到人类中心论高估了人类精神性的同时了低估了生物复杂性，动植物和人类的关系比之前想象得更紧密。因此有哲学家们尝试从生物学知识的角度重新评估美学理论并产生美学概念的修正，生态美学的概念就呼之欲出。这一切表明，当艺术形式具有类似生物有机体的结构完整性时，才会表现出色，艺术作品也有自己的骨骼和生理机能，也有决定相应良好状态的内部平衡。米克认为这一思路是卓有成效的，有助于消除一直以来自然和艺术的错误对立。文中米克引用了古希腊神话中神创造人和动物生命的故事去论证在人类看来，野生动物比人类自身更具审美愉悦性，人类对美丑的概念是建立在自省的基础上的。面对美学中一些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怎样区分美丑，标准又是从何而来等，米克认为美学理论如果在“美”的定义中融入自然的概念，以及借鉴部分当代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已经形成的自然和自然过程的概念则会使美学更加有效。米克还提倡打破人文和科学的界限，跨越科学和人文的鸿沟，因为无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的研究，都在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去力证人类对视觉形式的审美愉悦取决于对形式生物完整性的感知，有机体的形象在自然或艺术中都是具有视觉美感的。在该文中米克也探讨了生态学和艺术的平衡，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和生态系统很相似，之所以给人以满足感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综合体验，把高度多样化的元素融入了一个平衡的整体。对生态系统来说高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是维持生态系统整体的必要条件。而从美学价值上说，人类对美的感觉也是日益满足于每一个前进阶段的演进多样性的。米克认为美学和自然的生态概念之间的相似性能使二者互补，且能共同改变一直以来由于过分简单化地看待自然而造成自然美学不被重视的历史。米克从全新的角度把生态学看作是调和人文和科学研究成果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是一种全新而强大的现实模式，它阐释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相互渗透性——人类和自己的作品都是世界生态圈的元素，而自然过程为人类思想和创造提供基本的形式[10]。米克这篇论文信息量极大，他一方面引入了生态学的概念改造美学的传统，将美学从艺术哲学中解救出来，另外通过自然与艺术的对比，将生态美学的研究的核心概念——生物多样性问题提了出来，并将生态美学看作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手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于1972年，与赫伯恩开启环境美学开端的名文《当代美学及其对自然美的忽视》相隔了六年，表面上看米克的文章似乎是一篇有别于环境美学的“生态美学”论文，但是文章中称一些哲学家“试图根据生物学知识重新评审审美理论”，并重构审美理论，通过艺术美与自然美的比较来建构其“生态美学”形态，因此，他并没有超出赫伯恩、卡尔松等环境美学的理论框架，，因此，加拿大学者卡尔森认为，真正担当“生态美学之父”殊荣的应该是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利奥波德在1949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沙乡年鉴》，如果利奥波德是生态美学之父，那么，生态美学的诞生年份需要推演到1949年《沙乡年鉴》的出版[11]。利奥波德倡导的生态整体思想为生态美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利奥波德特别强调“荒野”价值和大地伦理问题。首先，利奥波德认为荒野不仅具有娱乐价值，还具有生态学价值、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荒野是一种只会减少而不能增加的资源，人类要承担起保护荒野原样存在的义务并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中探讨了审美与伦理学的关系。他认为人类在对待生态环境时要做“有助于维持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的事情，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美”成为生命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特征，人类有伦理责任维护大地之“美”。再次，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扩大了审美对象的范围，认为一切自然环境都可以成为审美对象并提倡审美活动时多种感官的综合参与。最后，利奥波德探讨了审美与生态学、生物学知识的关系，他认为科学知识可以改变和强化人们的感知，但也并不能保证正确地欣赏大地之美，因为人对大地的热爱才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利奥波德还提出了生态观教育，即教育应该培养公民的生态意识，树立他们的生态整体观念，在欣赏自然的同时，获得生态审美的愉悦感。利奥波德的生态美学在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被评价为“一种新的自然美学，是第一个建立在生态和自然演化史知识上的自然美学”[12]。这种新型的自然美学其实就是生态美学，利奥波德在书中论述了美学与生态学的关系、生态审美问题，以及生态审美教育问题，但他本人却将自己的美学称为“保护美学”（conservation esthetic）而不是生态美学。但是从精神实质来看，利奥波德的美学具有了生态美学的精髓。利奥波德与米克的共同倾向都是将生态学观念和知识运用到美学之中，其关键问题都是在处理生态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可以视为西方生态美学的渊源。 如果说西方生态美学在建构的初期始终强调生态学知识在美学理论建构中的作用，并没有将环境美学与生态美学严格的区分开来，那么，中国生态美学的理论建设者并没有将生态知识作为一个严格的要素加入到生态美学的理论架构之中，中国生态美学家习惯从生态哲学的思维范式出发，从生态哲学直接推演出生态美学，这可能与中国美学的学科归属有很大的关系，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二级学科，从哲学到美学是一个言之成理的演进过程，德国学者汉斯.萨克斯的《生态哲学》（汉斯.萨克塞：《生态哲学》，文韬、佩云译，东方出版社1991年，该著提出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一直是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核心观念）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设者首要的理论资源，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念等成为中国生态美学理论建构的核心命题，这与中国生态美学建设者所面临的学术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即面对实践美学的“人化自然”的理论难题，从实践的层面上难以解决自然美的难题，而生态美学理论建设者则依从生态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奈斯的深层生态学观点）“反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出发，阐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学理念，这是一种哲学反思层面的生态美学建构范式，与西方从生态知识学出发的建构方式迥然不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