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迁私人记忆里的李约瑟
http://www.newdu.com 2024/06/30 09:06:21 东方早报 佚名 参加讨论
最近大半年，《纽约书评》上与中国相关的文字，数量明显增加，质量却一直不高。像JonathanMirsky这类对中国明显心存偏见的就不必说了，一些毫无意识形态色彩的主题，也写得拙劣，就未免让人感到诧异。去年，史景迁谈张岱的新著《回到龙山》（R.e/t%u0rnt%oD1ra$g2onM3ou0nt%a$in）出版，SimonLeys写的评论（刊2007年12月20日号），信马由缰，不着边际，是严肃刊物上少见的敷衍文章。近期有PankajMishra的《上海的情感教育》（刊2008年6月12日号），评茅国权等译《围城》，写得也很粗疏，东拉西扯，加了不少貌似学术性的注释，其实不过为了文其浅陋而已。最新的一期《纽约书评》有两篇评论与中国相关，OrvilleSchel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院院长）写的是政治性的，此处不去谈它，另外一篇则是史景迁评西蒙·温切斯特写的李约瑟别传。 温切斯特这本书，林行止先生于2008年7月6日号的《上海书评》上已评论过，题目叫《李约瑟的中国情缘》。史景迁的文章发表于《纽约书评》2008年8月14日号，尽管《纽约书评》封面上印的这个出刊时间不是真正的出版日期，而是零售截止日期，也就是说刊物是在8月14日之前就面世了，但考虑到其前一期为7月14日号，那么刊载史景迁文章的这期《纽约书评》无论如何也只会在7月14日之后才上市。温切斯特的著作是在美国出版的，而《上海书评》的评论却比《纽约书评》的评论至少早刊发一个星期。 客观地讲，史景迁这篇文章还算是保持了《纽约书评》的水准，无疑比SimonLeys、PankajMishra写得好。不过，史景迁是名家，我们的要求自然也高一些。常读《纽约书评》、《纽约时报书评》之类书评刊物的读者都知道，美国非专业性的长篇书评大部分停留在介绍相关书籍的主要内容的层次上，介绍多，评价少，不够深入，比较平淡。史景迁的文章也是如此。按理说，史景迁谈李约瑟，那是汉学家谈汉学家，应该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可以挖掘，可惜史景迁只是按温切斯特原书的线索按部就班地讲述，没有什么发挥。 与林行止先生的文字相比，史景迁的书评有一个缺点:开篇即以西方人对学中文的热情为引子，可是说了半天，反而没介绍李约瑟是怎么爱上中文的。林行止先生则写道:“1938年2月一个潮湿的晚上，李、鲁（指鲁桂珍，引者注）在前者那间研究室兼寝室缠绵，‘精疲力竭’，双双赤条条在床上休息；约瑟如常点燃两支香烟———李是手不离烟的烟虫、鲁亦是资深烟民———递一支给桂珍的同时，突然请教她:‘请告诉我cigarett的中文怎么写？’桂珍当然写给他看，cigarett变成fragrantsmoke，撩起好奇心。从这一刻起，约瑟便爱屋及乌，迷上中文，自此在其情妇指导下，经常通宵达旦苦学中文！”不仅富于戏剧性，还特别香艳。 林行止先生不止一次对温切斯特的叙述提出辩驳，比如说:“鲁桂珍晚年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她预期会见一位须发皆白的老人，哪知出现在她面前的是一位长发英俊、充满活力、身材修长、四肢发达且态度温文尔雅的学者。笔者认为鲁桂珍的描述并不真实，因为她在南京时熟读他们夫妇的论文，对英国报刊的有关消息亦不放过，断然不会不知道李约瑟不是白发衰翁的……”相较而言，史景迁仅在一处提出了异议。关于李约瑟的合作者王铃，他写道:“温切斯特说李约瑟跟王铃‘成了好友，在其后的人生中密不可分’，这可能是一种太理想化的描述，事实要复杂得多。”史景迁在脚注中特意提到，自己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念研究生期间，曾听房兆楹等中国学者谈及王铃与李约瑟的合作颇为不易。顺便一提，林行止先生的文章里出现的“王玲”当为笔误。 实际上，要说史景迁这篇书评多少有点什么特色的话，那就是他利用了一些私人的经验。他说，从学生时代起，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系列出一册，他就买一册。“检点寒斋插架，发现自己已买了十五册，一字排开，有29英寸那么宽。”这十五册是1954年到1988年间出版的，1988年之后，李约瑟认为接力棒必须传给新的作者了，史景迁也就停止了购买。像这种私人的经验，尽管与主题没有直接的关系，却能拉近书评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让人感觉亲切。谈中国的事情，美国人并没有优势，美国知名汉学家也不例外。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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