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味到趣味的社会分析——从布尔迪厄《区隔》谈起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11:11:53 未知 陆扬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布尔迪厄的趣味判断批判是针对康德美学非功利美学原则而发。在布尔迪厄看来，趣味源于口味，必须回溯到厨房和饭桌上饮食口味形成的阶级因由，从而展开社会空间中等级秩序表达形式的实证分析。如工人阶级宁可实在饱餐、不屑资产阶级餐桌礼仪，一定程度上正好比自然与矫饰、随心所欲与循规蹈矩的鲜明对峙。而权贵阶层独立于感官诱惑的高雅趣味，看似超越，根源上是在维护自身的阶级特权。布尔迪厄这一从口味到趣味来展开社会分析的思路，甚至适用于《红楼梦》的审美趣味批判。直面趣味的阶级区隔特征，或者可以呼吁一种新的平等。 关 键 词：布尔迪厄/趣味/食物/阶级 基金项目：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马克思主义文论与空间理论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15ZDB084)。 作者简介：陆扬，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社会空间与趣味批判 “趣味”(tase)顾名思义，它的本义是“味”，当“趣”后来居上、反客为主时，趣味就成了形而上的判断力批判，这也大抵是康德美学的理路。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名著《区隔》有个副标题：《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我们一目了然就是针对康德而来。按照布尔迪厄的说法，趣味首先就是口味，社会学家和美学家必须走进厨房，把手弄脏，不宜一味抽象、高谈阔论。要之，从饭桌上来谈趣味，也是理所当然。《区隔》1979年面世，198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英译本，1998年被国际社会学学会确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部社会学著作之一。该书的反康德主义趣味批判，其洋洋洒洒的统计和分析素材来自作者1963至1968年间作者本人的社会学经验，这正是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爆发之前，社会和阶级矛盾纵横交错、充分积聚的年代。 《区隔》的第三章《习性与生活方式空间》，集中讨论了不同阶级的生活方式及隐藏其后的阶级属性。相关研究的分析，是从布尔迪厄本人的社会空间描述起步的。社会空间的理论，举其荦荦大端者公认缘起于亨利·列斐伏尔早《区隔》5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列斐伏尔立足“生产”来阐发他的社会空间理论，谁在生产？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什么生产？以及为谁所生产？这一切都涉及社会空间的认知。根据列斐伏尔的解释，社会空间不仅仅是某个事物、某种产品，相反它不但包容了生产的结果即产品，同样也包括了产品的共时态的、有序或无序的并存不悖相互关系： 社会空间本身作为过去行为的结果，它迎接新的行为的到来，同时暗示一些行为，禁止另一些行为。这些行为当中，有一些是为生产服务的，另一些则为消费(即享受生产的成果)服务。社会空间意指知识的极大多元化。① 那么，社会空间对于布尔迪厄又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当它被用于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性的特定空间之时？从总体上看，《区隔》针对康德非功利、无利害的纯粹趣味美学，坚持趣味判断必有两分，要么是工人阶级的低俗趣味，沉溺在声色犬马中不能自拔；要么是权贵阶层独立于感官诱惑的高雅冷静趣味，它看似超脱，根源上却是在维护精英阶级的自身特权。是以社会空间中呈现的趣味分歧，其根底在于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分歧。布尔迪厄就他所提及的社会空间概念，作了如下说明： 本章描述的社会空间可以看作是一个图表，仅仅是这个事实，就足以表明它是一种抽象表征，处心积虑建构起来，就像一张地图，以提供一个鸟瞰，就普通行为者(包括社会学家及其读者，就他们的日常行为而言)看待社会世界的形形色色观点，作一总体把握。② 在布尔迪厄看来，这个总体把握的鸟瞰式视野，意味着于瞬息之间统揽万端，来体现一种启发性价值。这是错综复杂社会关系中，任何一叶障目的个体行为人永远无法达成的。布尔迪厄强调说，此种社会空间来源于空间本身，即是说，行为人对他们的客观空间有所评价，评价取决于他们在其中所处的地位，而评价自身又传达了他们改造或维护此种空间的意愿。 这样来看，作为我们无意识性情系统的“习性”，就不光是高高低低不同阶级之不同客观趣味的策动原理，它同样也是趣味实践的阶级类分系统。布尔迪厄认为生活方式的空间，是被建构在界定着习性两种能力的关系之间，一种是生产不同实践和作品的能力，一种是区分和鉴赏这些实践和作品的能力，即趣味。换言之，生活方式是习性的系统产物。但凡我们的一切实践、一切产品，不必刻意追求、不必有意比附，无不同步于所属阶层的一切成员。用布尔迪厄的说法，同一行为人的所有实践，广而言之同一阶级所有行为人的一切实践，彼此之间都有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亲和性。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所谓的“书法”，虽然尺幅、纸质、书写工具从而肌肉运动各不相同，书写的却是同样的文字，这就是显而易见的家族相似。 我们可以从布尔迪厄对文化消费空间的分析谈起。布尔迪厄将文化消费一分为二，认为一部分是物以稀为贵，专为富人享用，具有充裕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一部分则俗不可耐，是为穷人所有，唾手可得也平庸无奇。有鉴于期望与现实之间总是阻隔重重，两者之间是自命不凡的矫饰风格，当今的艺术作品和美学原则，基本上就属于这一类型，它两相结合了迫不得已的贫困和未及合法的奢侈，自命素朴、节制，而在纵欲和禁欲之间欲罢不能。布尔迪厄这样描述了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的趣味差异： 一方面，主导阶级(“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要求艺术体现否定社会世界的高雅趣味，倾向于一种便易灵巧享乐主义美学，林荫大道歌剧院和印象主义绘画即是代表；一方面，主导性的群体如“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独钟美学的禁欲侧面，倾向于支持一切纯洁和净化名义下的艺术革命，拒绝炫耀卖弄，摒弃资产阶级的装饰趣味。他们的性情原本决定着他们与社会世界的贫乏关系，如今在驱使他们来欢迎社会世界的悲观主义表征。③ 这个评价很难说是一叶障目还是一针见血。按照布尔迪厄的阶级区分模式，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是互为对立的两个极点，两个极点中间是以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级。我们今天的流行标准趣味，就产生在这个介于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精英阶层。以上的趣味差异，足以显示康德传统的正统美学并非天真无邪，反之它丝毫不差的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就生活方式做社会空间的分析，如上所见，在布尔迪厄看来，饮食起居最能体现社会学统计的变量数据。事实上这也是布尔迪厄社会学解构宏大叙事，回到饮食来考究趣味的一以贯之基本方法。《区隔》题为“形式与内容”的一节中，布尔迪厄指出，食物领域的趣味反差虽然普遍是同收入直接相关，但是这个事实掩盖了隐藏在中产阶级和主导阶级内部的第二级反差，即是说，文化资本富足、经济资本稍有不足的群体，同反过来经济资本富足、文化资本有所欠缺的群体，他们的口味正好相反。一个人社会地位上升，他收入中食物开销所占的比例会有减少，在他食物预算内部，花费在油腻多脂肪、价格也便宜的食物，如意面、土豆、豆类、培根、猪肉，以及红酒一类食品上的费用，会有下降。反之易消化、低脂肪食物，例如牛羊肉，特别是新鲜水果和蔬菜上面的开支，会随之上升。 布尔迪厄指出，以上事实给人的印象通常是收入变化使然。因为这里真正的驱动力是趣味，趣味系出生活之必需。问题是，收入固然在我们超越必需的道路上，出演着重要角色，它却不是全部。布尔迪厄说： 它不足以解释何以同样的收入维系着完全不同的消费模式。故此，领班们也还是隶属“大众”趣味，虽然他们的收入要高于白领和商业职员，而后者的趣味或者说口味，同制造业工人大异其趣，比较接近教师们的口味。④ 这意味着趣味一旦同必需结缘，只能是生活方式“本身”的基础所成。换言之这一类趣味着实是贫乏得可怜。一些人身上的荣耀标记，在另一些人身上就是耻辱。正是在生活方式里，被剥夺阶级马上暴露了自身，他们除了技术之外一无所有，而技术在讲究知识和风度的趣味市场里一文不值。 二、休闲与饮食数据分析 那么休闲呢？也许布尔迪厄未及意识到附庸风雅总有一天会在技术面前一文不值，但是在迄至写作《区隔》的年代，布尔迪厄发现工人阶级生活空间所缺乏的，恰恰就是一种休闲意识，即不懂得放松自己，总是要忙些什么方才踏实。他们的精力和财力大都耗在食物上面，面包、土豆、肥肉、高脂肪的油腻食品，喝葡萄酒。他们舍不得在衣着、化妆品和美容上面花钱。假日出游，他们会扎进堵车大军，在高速公路边上野餐，在人满为患的露营地支帐篷，投身文化产业工程师们替他们预先设计好的一应项目之中。一切事出必需，又属必然。 布尔迪厄对工人阶级休闲方式的描述，可以比较英国文化批评家理查德·霍加特的文化研究开山之作，即1957年出版的《识字的用途》一书中对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日常生活追缅。霍加特承认长期以来工人阶级对艺术敬而远之，但是工人阶级的日常生活趣味盎然，本身就是艺术。简言之，工人阶级文化是一种极具有韧性的文化，它不是被动地抵制商业性大众文化的媚俗风习，而是积极适应社会变化，汲取新鲜血液，具有强烈的社群意识，是为大众自生自发的文化。如他这样追记当年海滩上的美好休闲时光： 他们悠闲地逛逛商店，兴许喝点什么，或者躺在折叠椅上，品尝冰激凌，吞食薄荷汉堡。大伙儿笑声不绝，诸如笑约翰生太太衣服塞进宽松裤里，一个劲儿要划船，笑汉德森太太装腔作势，表示她同折叠椅服务生“好上了”，再不笑女厕所门口排长队。然后便是买回家礼物，一顿丰富的晚茶，回家路上再喝上一杯。要是男人也在，当然，假如是男人们出行，肯定还要多歇几站，背上一两箱啤酒，边走边喝……⑤ 这样一种自得其乐的日常消遣，毋宁说就是工人阶级的大众文化，它的底蕴就是大众的日常生活，显得亲切甚至遥远。霍加特指出，工人阶级的趣味趋向于大众娱乐，喜欢凑热闹，每个人争着在同一时间里取乐，即便特殊场合如婚礼，也一定有种格外的壮丽与灿烂。婚礼谁都想沾些上流社会的华彩，大蛋糕是必须的，但是精心制作的白婚纱，只能是可怜的仿制品，谁舍得花100个基尼去买真品呢。很显然，比较布尔迪厄更为冷静的社会学量化分析，霍加特对他少年时代所熟悉的日常生活追忆倾注了更多的个人情感色彩。如他所言，这些故事展现了一个特定的、有其自身信仰的淳朴世界，它幼稚而华美，但是充满丰富情感，决然不是腐败虚伪的世界。 布尔迪厄格外看重饮食习性的分析方法，被认为是工人阶级得以公开挑战主流生活方式的几个屈指可数的领域之一。主流社会流行最上层阶级大多数成员认可的趣味，以苗条为美。但是农民特别是产业工人，针锋相对热衷大吃大喝。乃至一个真正的锦衣玉食家(bon vivant)，不是指某人热爱吃喝，而是说他有能力调集人马，慷慨欢宴，一醉方休。一切矜持节制，在这里一扫而光。对此布尔迪厄提供的数据是，64%的高层行政官员、专业人士和实业家、60%的底层行政官员、职员和商业雇员认为“法国人吃得太多”。农业工人和产业工人对新兴文化范型最是麻木不仁，反之女性比较男性、年轻人比较老年人，更乐意接受新生事物。63%的产业工人、50%的农业工人、48%的行政官员、专业和实业人士说，他们但凡见到某人爱吃爱喝，便好感油然而生。同样是这些人，在饭店里他们宁可点个实打实的菜点，不愿点高级行政官员更要偏爱的华而不实烧烤，或者要了奶酪还要甜点。布尔迪厄指出，考虑到这个事实，那就是51%的农业工人和44%的产业工人几乎毕生没有上过饭店，而这个比例在于上层阶级，只占6%，那么以上数据，便也是情有可原了。此外饮酒的最低法定年龄，同样是工人阶级，最不情愿将之限制在15岁以上。 关于咖啡馆，这个法兰西最典型的休闲地标，据布尔迪厄的分析，它首先是一个社会空间，不仅仅是提供咖啡，更是寻找同类知己，啜饮小酌的地方，而将陌生人之间的隔阂和戒备抛诸脑后。但是工人阶级的咖啡馆和饭店，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们的同类空间风格迥异。后者桌位分隔开来，每个桌位享有自己的空间，比如会跟邻桌借把椅子，借用盐罐。工人阶级的咖啡馆则真正是欢乐大家庭，每个新到客人必向大家大声招呼。柜台是中心，新到的客人同老板握过手，便倚着柜台一路开聊，甚至有时候，客人会同整屋子人逐一握手。桌子只留给陌生人或过来给孩子买饮料、打电话的妇女。逗乐的中心往往是个好脾气的“胖子”，他是恶作剧和被恶作剧的化身，肥胖不是他的缺陷反而是优势，引导大家以一笑了之的方式看待世界。滑稽突兀和嬉笑怒骂之间，各人热情或冷漠的情感指数跃然纸上。 布尔迪厄《区隔》中提供的表格之一，是1972年就教师、专业人士、产业和商业雇员三类人在食物、外观、文化三方面的年度消费开支统计。表格显示，食物开支(包括饭店和食堂用餐)方面，第一类人教师为9 969法郎，占据24.4%总开支比重；第二类人专业人员食物开支为13 956法郎，同样占据总开支24.4%；第三类人产业与商业雇员，食物开支为16 578法郎，占据37.4%总开支比重。外观开支方面(包括衣着、鞋子、维修和清洁、化妆品、理发、保姆)，第一类人教师为4 912法郎；占总开支１2%；第二类人专业人士为12 680法郎，占总开支22.2%；第三类人产业与商业雇员为5 616法郎，占总开支12.7%。文化方面(包括书报杂志、办公用品、音像制品、体育、玩具、音乐、娱乐)第一类人教师为1 753法郎，占总开支4.3%；第二类人职业人士为1 298，占总开支2.3%；第三类人产业与商业雇员，文化开支为574法郎，占总开支1.3%。⑥ 迄至20世纪末叶，法郎对人民币的汇率大致是在１：1.2元。以上数据给我们的印象似乎是，教师阶级不修边幅、雇员阶级不爱读书。布尔迪厄本人对此的补充说明则是，从手工业工人中间经过领班、手艺人、小业主到产业和商业雇员，经济约束愈见宽松，开支模式并无太大变化。反差发生从穷人到新贵之间，食物不但开支一路升高，卡路里也在升高，而且口味愈来愈重，如鹅肝酱。反之专业人士与高层行政官员嫌弃大众口味粗糙高脂肪，倾向于清淡精致的食物，以减肥为其目标。贵族口味则嗜好回归传统，不吝昂贵价格，讲究食材，如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教师，他们的文化资本较经济资本更为丰厚，因此在方方面面都倾向于克己消费，追求以最低经济成本购买新奇，是以多寻找求异国情调，光顾意大利餐、中餐厅、农家菜等，这一点上，他们与无多讲究，放纵吃喝以此为乐的工人阶级，形成对照。 布尔迪厄注意到饮食习性光从消费个案来看，自然不能独立于整个生活方式。故菜篮的开支统计不过是提供了一个最含糊的数据，这当中专门菜肴的准备和烹饪过程也大有说法，而且牵涉到性别差异。比如炖锅煨肉(po-au-feu，blanquette)需要耗费大量时间，一般都是传统家庭主妇的活计。就此而言，工人阶级与主导阶级的多数群体正好相反。工人阶级妇女们没有把她们的昂贵劳动力用来照料孩子或传输文化资本，反之投入传统家务劳动；主导阶级妇女为了省时省力，加以好清淡、低卡路里，所以偏爱串烤鱼肉、生菜色拉、冷冻食品、酸奶和其他奶制品，和大众口味截然相反。大众口味大致也是工人阶级的口味，最典型的便是炖锅焖肉。肉虽然便宜，慢火炖煨却要消耗大量时间精力其上，与一蹴而就的烧烤适成对照。所以不奇怪，布尔迪厄说，这一烹饪形式是代表了女性的存在，以及劳动分工中的性别差异。 三、身体与文化资本 布尔迪厄谈社会空间没有忽略身体，他注意到饮食趣味同每个阶级的身体观念直接相关。他指的是食物对身体影响，如食物如何增强体质、健康以及美容美体，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习惯看法。某个阶级热衷的观念，另一个阶级未必认同。故而工人阶级看重体力胜过身材，这是指男性，故而喜爱便宜又有营养的食品。知识阶级则追求美味，喜欢健康清淡的低脂肪食品。趣味作为一种阶级文化，由此实质性转化回归口味，推波助澜营造了阶级的身体，包括身高体重体态，身材是圆是方、僵硬还是柔软、直挺还是佝偻，这都是可见的身体形式，被认为可以经由食物来维护和加以改造。对于食物的偏好，这样来看，就像口音和行业一样，超越了社会生产条件，加之工作和休闲中身体使用的不同方式，布尔迪厄认为，它们共同决定了身体的阶级属性。 身体实践的性别差异同样见于饮食习性。布尔迪厄举了吃鱼的例子。他指出工人阶级大都认为鱼不适合男人食用，这不光是鱼少热量、清淡口味，一般专供健康之需，如为病人和孩子所备，而且就像水果那样(香蕉除外)，属于男人的手很难应付的“细巧”东西。烧一盘鱼就像给桃子去皮，女人得心应手，男人就显得手忙脚乱。更主要的是，吃鱼须小心谨慎，用牙齿小口咀嚼，以防鱼刺，同男人通常的一口吞豪迈作风完全不同，这被认为是慢吞吞挑挑拣拣的女人做派，同男子气格格不入。所谓男子气，也就是男性的哲学实践，它以高大强壮和权利意志为标志而表现在各方各面，尤其是豪吃豪喝的饮食方式上，同他的另外一半构成对照。对此布尔迪厄举譬说，是以男人会来上两轮开胃酒，而且是大杯。利加(Ricard)和潘诺(Pernod)两种茴香开胃酒的成功，无疑便是因为它们浓烈又丰沛，适宜畅饮。他们会把饼干、花生一类小吃留给孩子和妇女。妇女们则会交换配方，小饮家酿的开胃酒，不至喝醉。同样，餐前点心男性会要猪肉制品，然后奶酪，特别是重口味的奶酪。女人们则更钟爱蔬菜色拉，然后来相帮收拾残局。这不是节约，而是天性使然。男人是天生的肉食动物，但是女人不是。布尔迪厄这样描述了工人阶级内部的饮食习性： 痛快地说、痛快地吃：工人阶级饭局的特点是丰盛，无拘无束、自由自在。“随意”又“充裕”的食物摆上桌来：羹汤、调料、通心粉、土豆，而且几乎总有蔬菜，伴以一把长柄勺或调羹，以免计数的烦恼。这和必得切开分配的烧烤类食物，正相对照。这一丰裕画面是特殊场合的通例，只要可能，它总是适用男人，他们的盘子会两度装满，以应男子汉的体态所需。与此构成平衡的是多有约束的普通场合，通常适用女人，她们会两人分享一份，或者吃掉前一天的剩菜。从女孩到妇女，是以克己舍弃为标志的。⑦ 从姑娘到变身为妇女，标志就是学会将就，这个结论够悲哀的。可见性别差异，在不同阶级的内部，也还是在畅行其道。布尔迪厄进而发现，每逢周日，妇女们会连洗带刷，家务活儿忙碌不休，男人则稳坐不动，照样吃喝。他认为这类社会地位的强烈差异显见其匹，即便资产阶级家庭里，大人在餐厅用餐、仆人以及有时加上孩子在厨房用餐的区隔现象，也望尘莫及。此外上菜的严格顺序多被忽略，所有主食副食一股脑儿端上桌来，这样妇女可以马上品尝甜点，孩子也可以端着饭碗去看电视。这就是工人阶级的餐饮习性，为所欲为、无拘无束，不亦乐乎。 与此相反，布尔迪厄强调说，针对工人阶级饭桌上的无序状态，资产阶级的饮食十分关注形式。形式说到底是个节奏问题，它意味着期待、停顿和节制，须得彬彬有礼，断不可显示饿鬼吃相。上菜的顺序必须严格遵守，鱼、肉、奶酪、甜点须有条不紊逐一上来。在上甜点之前，桌面上所有盘盏，甚至盐钵和散落的面包屑，必须清理干净。这一严格的程序规范也延伸到日常生活，如资产阶级男子清早起来就修面穿上正装，即便不出门也是如此。这一里外不分的每日功课，不光是为了在熟悉的家庭世界里面接客人和仆人，而且表征了资产阶级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秩序、节制和礼仪。是以迅捷与迟缓、方便与复杂，以及内容与形式的张力，不光见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饮食习惯的反差，同样也是一切日常生活实践审美化的基础所在。 趣味由是观之，它不仅是作为口味满足人类最基本的动物性生存需要，更重要的是升华成为社会交际之伦理和美学必须。故而食物陈列和消费的方式、地点的选择和环境布置、上菜顺序和色香味的调配，一如艺术品那样精益求精。此外不同器皿的使用、座位的排列，无不体现无微不至的等级秩序，而将一切狼吞虎咽的身体快感，悉尽排除在外，这一内容向形式的过渡，说到底也是文化资本的习得过程。布尔迪厄这里的意思非常清楚，那就是我们高谈趣味判断无标准、非功利的时候，不要忘了，其实它是来源于生活的必需，是以趣味最终成为文化资本。 文化资本如何获得？在布尔迪厄看来，它应是有赖于从婴儿时代起，在家庭内部不知不觉、早早获得的全部知识。这是我们祖辈留下来的最好遗产，非后天的努力可以达成。这样来看，一个人艺术趣味的形成，更多取决于他的家庭和社会渊源，而不仅仅是天长日久的资本和经验积累。换言之，与生俱来的文化资本，要优于后天习得。这当中良好的家庭背景至为重要。比方说，自幼就能得到各类艺术和古典音乐的熏陶，这样一种天成的品位，远不是各式各样的礼仪补习班里可以刻舟求剑地求得。甚至，家庭背景同教育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布尔迪厄发现，精英阶层的孩子同这个阶层的老师一样，对高雅生活方式心领神会，显得游刃有余。而低层阶级的师生，教起来学起来都就比较吃力。所以，学堂里有钱人的孩子会很快适应行为模式的期待，显得很“乖”，反之穷孩子就“笨”。富孩子的温良乖巧仿佛是自然而然，无须费太多力气来逐一学习。这里就见出了“区隔”的意义：文化优势是得惠于家庭。家庭高雅氛围的潜移默化，不是学校三两年的努力勤奋可以修炼达成。 但是布尔迪厄无疑同样愿意认同今天中产阶级趣味习性在全球畅行其道的背景下，正在加速变形消隐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他这样概括了从注重内容到注重形式两种饮食模式的差异以及世界观意义： 在一方面，食物被认为是物质现实，是维护身体和体力的营养来源(因而喜爱油腻多脂肪的重口味食品，典型是猪肉——够肥够咸，反过来是鱼，清淡、低脂肪、味道平和)。在另一方面，首先注重的是形式如身材形体，以及谨守礼仪的社会形式，而将力量和体力的追求置于背景里，通过自我设定的规则有选择地禁欲，来认同真正的自由。在这个模型里，可以看出是包涵了两种对立的世界观、两个世界、人类优秀经验的两种表征。⑧ 这个概括是意味深长的。资产阶级通过给自己立约节制口腹之欲，由此“认同真正的自由”，但是工人阶级胡吃海喝，一样是“人类优秀经验”的表征。在布尔迪厄看来，工人阶级饭桌上喜欢实实在在饱餐一顿，不屑华而不实的资产阶级礼仪，这好比现实对照模仿、实在对照装饰，高下判然若揭。是以大理石台面的小餐厅提供实实在在的餐点，显得实在又自然。一些华丽餐厅则纯粹是给装修买单，显得虚假和矫饰。这当中见出家常便饭和装模作样、天南地北畅叙衷情和循规蹈矩尊卑分明的鲜明对峙，没有中间立场可以标榜。一些人看来是粗鄙邋遢的习性，在另一些人看来就是率直豪爽。亲近随意、消弭距离、坦诚相对、人人平等，这在一些人眼中是最好的认可，可是在另一些人看来却是不合时宜的纵脱放荡。虽然，布尔迪厄口称两相比较孰优孰劣，没有意义，但我们可以发现，布尔迪厄本人对于工人阶级的饮食习性，其实是多有赏识的。布尔迪厄出生在法国西南部边远小城丹古恩(Denguin)的邮政工人家庭，同理查德德·霍加特相似，对于自幼熟识的工人阶级文化，应是自有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 结语、《红楼梦》的趣味 从口味到趣味来展开社会分析，我们发现布尔迪厄社会学的这个基本思路，甚至适用于中国古典小说的审美趣味批判。《红楼梦》四十回写史太君排宴大观园，时逢刘姥姥二访荣国府，贾府一帮千金主母们拿这个八竿子打不到的穷亲戚狠狠开刷了一把。先是鸳鸯同刘姥姥咬了阵耳朵，却见刘姥姥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读者不知道这句无厘头的开场白是鸳鸯教唆呢、还是老人家的本色演出，但是效果奇佳，史湘云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贾母笑得搂着滚到她怀里的宝玉，直叫“心肝”。刘姥姥其实知道大家是拿她耍着玩，席毕凤姐和鸳鸯过来打圆场，刘姥姥却道，“姑娘们说哪里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可有什么恼的！”思想下来，刘姥姥真是高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巴尔扎克写《人间喜剧》，每个人物都给圈定在自己隶属的等级空间里，但有逾越，不是图谋杀人越货勾当，就是引来杀身之祸，像刘姥姥这般游刃有余在不属于自己的陌生空间里，其实少见。 后一回里，凤姐奉贾母命，夹了些茄鲞送入刘姥姥口中。刘姥姥感觉口味不像茄子，道：“姑奶奶再喂我些，我再仔细嚼嚼”。凤姐再度喂食并道：“这也不难，你把才下来的茄子皮削了，切成碎丁子，用鸡油炸了，再用鸡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腐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用鸡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槽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吃时拿出来，用清炒鸡胸肉一拌便是。”从这个秘方上看，历史上的荣国府不大可能是在无缘新笋的北京。但是毋庸置疑，耗时长久、极尽精细的制作过程是仆役劳动阶级倾注工时和心力其上，凤姐借着它来跟刘姥姥炫耀富贵，不过是重申了趣味的阶级区隔。然后有少女乐团在一边藕香榭开始奏乐，箫管悠扬，笙笛并发，乐声穿林度水，款款而来。宝玉拿起壶来斟了一杯，一口饮尽，以下王夫人开始，薛姨妈、贾母、湘云、宝钗、黛玉一并喝酒。但是刘姥姥闻乐又有不同，带着先时的醉意，喜得手舞足蹈起来，乃有黛玉笑道：“当日圣乐一奏，百兽率舞，如今才一牛耳。” 所以音乐对于刘姥姥就是对牛弹琴。维特根斯坦说，欣赏音乐必首先解其规则，哪里是和声，哪里是变调。若笼统说一声“好”，无异于一条狗听见乐声就摇尾巴。刘姥姥的手舞足蹈，由是观之就属于本能反应的狗摇尾巴一类。可是宝玉也没有逐一细数这音乐到底好在哪呀？事实上假如宝玉假这因头来普及音乐教育，我们会感到很煞风景。宝玉斟一杯酒，一口饮尽，这就够了，一切尽在不言之中。这可见维特根斯坦的科学主义审美理念，在实践中其实行不通。记得多年之前，有报道写一位写冬天童话的作家诉讼离婚，理由之一就是两口子上香山，一方心旷神怡，另一方却在唠叨柴米油盐，趣味不一，何以同寝？这应当并不是笑谈，趣味的阶级区隔特征，一如布尔迪厄所示，即便埋没良久，一有间隙，便蠢蠢欲动显露头角，它其实是值得充分正视的。 但是手舞足蹈何错之有？《毛诗序》说，“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刘姥姥舞蹈也好，公子小姐喝酒也好，我们但逢佳境，像浮士德般说上一句“真美啊”也好，进而风卷残云开怀畅饮也好，细嚼慢咽恪守礼仪也好，这样来看，岂不都是我们触景生情的自然表达。布尔迪厄言不由衷地比较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口味习性，虽然餐桌礼仪的规范不容置疑，然工人阶级的胡吃海喝，同样见出一种人类优秀经验。我们对美的欣赏起源于快乐也好，抑或悲哀也好；起源于功利也好，或者功利的克服也好，天下苍生，独趣味可呼吁平等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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