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
http://www.newdu.com 2024/10/21 02:10:09 《当代作家评论》 杨丹丹 参加讨论
关键词：东北文艺复兴 “东北文化复兴”的口号或概念是2003年国家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衍生品，本质上是深化东北经济改革的产物。张福贵、邴正、逄增玉等学者也是从东北经济与东北文化互为依存、相互联动的宏观视角，阐述东北文化的特质、正负价值及其复兴路径。（1）田毅鹏、王星等学者则关注东北计划经济模式和重工业产业结构形成的独特社会文化，破解阻碍东北经济振兴的文化症结。（2）谷曼、吉国秀等学者则主张把东北抗联精神等优良文化遗产作为重振东北经济的文化资源。（3）或者说，“东北文化复兴”不是一个单向度的命题，必须从东北社会现代转型与东北文化关系的角度做整体考量。“东北文化复兴”是整个东北复兴的综合呈现。正如李象群所指出的：“我们向来是就工业谈工业、就经济谈经济，但始终走不出困境。如何走出？那就需要文化的介入。历史证明，文化的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文化是一个地域的灵魂，当年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意大利，它复兴了整个欧洲，因此文化的复兴可以使东北真正走出低迷。”（4） 众多学者在21世纪初已深入阐述了“东北文化复兴”的重要价值和具体路径，但作为“东北文化复兴”重要组成部分的“东北文艺复兴”引发集体关注则是近几年的事情。2019年11月30日，东北网络歌手董宝石在《吐槽大会》上，以调侃的方式提出“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后经媒体发酵，接连炮制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东北文学复兴四杰”“东北野生文艺”“东北民间哲学家”等众多概念。乐队“二手玫瑰”、脱口秀演员李雪琴、短视频博主“老四”等一时间成为“东北文艺复兴”的代表。尤其是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的崛起，以及由此产生的“新东北作家群”（5）的命名，更是让“东北文艺复兴”成为社会公共事件。诸多群体纷纷加入讨论“东北文艺复兴”的行列。一时间东北文艺似乎加持了“还魂大法”，瞬间激情四射、光芒万丈。但当我们理性审视这一现象时，难免会产生诸多疑问：东北文艺衰落了吗？东北文艺要复兴什么？怎样复兴？事实上，百年东北新文艺虽有低潮但始终在场，也从未衰落。从此角度看，“东北文艺复兴”是个伪命题。但其中又涉及一些真问题：东北新文艺为何能持续保持生命力？有哪些内外因素在起作用？如何延续这些因素及其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力？解释清楚这些真问题，也就阐明了“东北文艺复兴”的背景、内容、路径和价值。 因此，本文把“东北文艺复兴”放在百年东北新文艺史中勘察，认为东北新文艺与中国和东北现代历史同生共存，尤其是每一次东北社会的现代转折都伴随着东北新文艺的崛起，且形成独特的文艺经验。自1949年以来，这种文艺经验呈现出更为显著的社会问题意识，以此构筑起东北新文艺的特质。这体现在横跨百年的“东北作家群”和“新东北作家群”写作的内在连续性上。当然，不能否认其中发生的“新变”，但“新变”并不意味着断裂和再造。在此意义上，以“复兴”“新变”“再崛起”等口号和概念来指称当下东北新文艺就难免陷入唯“新”主义的窠臼。或者说，“东北文艺复兴”指向的是现实，面对的是历史，落脚的是未来。 一、 东北的三次现代转型与东北新文艺的四次崛起 1919年11月至1920年4月，《盛京时报》连载了东北现代作家穆儒丐的长篇小说《香粉夜叉》。小说在叙事主题和表述形式上呈现出明显的现代小说特征，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6）姑且不论这一观点是否准确，从对小说的定位中可以得知，东北新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休戚相关。从此时期白杨社、启明学会、中华青年会等大量东北新文学社团的涌现，《新文化》《关外》《北国》《冰花》等新文学期刊的创立，以及穆儒丐、于成泽、杨晦等青年作家在五四文坛崭露头角中可见一斑。（7）此时期的东北新文学仍处于蓄势阶段，没有引发轰动效应，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东北新文学与中国现代历史发展同步同质，紧贴着启蒙话语，以想象现代中国为己任。例如，朱灵修的《娘啊，错疼了我了》讲述了青年冲破封建家庭，反抗包办婚姻的故事。虽然小说艺术水准不高，但无疑呼应了建构现代中国的集体诉求，必然产生相应的社会效用。与此类似，赵鲜文的《金钱世界》、刘静遥的《大地主》（8）等小说都将反传统文化、建构现代人生作为叙事主题，围绕着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的现代话题展开。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东北新文学就是中国和东北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侧影。 东北新文艺的第一次崛起是在20世纪30年代，与中国反殖民的抗争历史相生相伴，显现出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审美特征。萧红、萧军等东北青年作家正是在此时期凭借强烈的国家民族观念、坚定的抗争精神和充满地域风情的苦难书写，得到文学家和批评家的全力推介。学术界认为他们的作品以“全新的场景、新的人物、新的背景”，（9）“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10）提供了新的写作经验。端木蕻良甚至被誉为“第一位中国现代小说家”，（11）《科尔沁旗草原》被称为“当时最具实验性的中国小说”。（12）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也在“艺术的成就上和反映时代的浓度和阔度上，都逾越了我们一般的文学水准”。（13）骆宾基则被贴上“怪”和“出奇制胜”（14）的标签。这些东北青年作家的集体崛起和共同的审美倾向让他们呈现出作家群的面相，经由蓝海（田仲济）、高兰等人的不断阐述，最终进入文学史视野。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中以“东北作家群”对其进行专章论述，且这一标准在多种中国新文学史中得以延续。可以说，30年代“东北作家群”是在与东北现代反殖民历史的对话中崛起的。除此之外，“东北作家群”文学对东北文化传统的美学转换，也使东北社会、东北人和东北精神得以示人。例如，对东北土匪、淘金客、垦荒者、挖参人形象的塑造，主张继承东北历史文化中的野性精神，重塑东北民间伦理，以及充分利用东北方言和口语，凸显东北地方意识等。时至今日，人们在谈论东北新文艺时，首先提及的仍然是“东北作家群”，因为他们首次将东北新文艺推向顶峰。 东北新文艺的第二次崛起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一直持续到60年代，与中国现代经济建设休戚相关。东北新文艺的叙事中心也由抗日救亡转向对现代新中国的想象。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国家统一，中国共产党决定在东北建立解放区，并为此抽调大量干部进驻东北，其中就包括众多文艺工作者，“东北文艺工作团”就是由当时延安鲁迅艺术学院转移到沈阳的部分教师组成的，（15）对东北新文艺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及其成熟的文艺生产机制引入东北新文艺创作中。“而这样的工作，实质上为1949年以后新中国文学制度的建立，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和预制，是后来的文学制度的雏形。”（16）由此，东北新文艺再次进入繁荣期。《东北文学》《东北文艺》等数十种文艺期刊纷纷创立，并成立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东北总分会”“东北文艺工作团”“鲁艺文学院”等文艺团体。同时，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马加的《江山村十日》等小说成为同期表述土地改革和现代工业建设的经典范本。这是东北文艺“继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轰动效应之后，又一次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17）例如，草明的《原动力》讲述了东北解放后工人阶级保卫和重建镜泊湖发电厂的故事，在“怎样写”上也充分汲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向人民群众学习的精神。“草明首创性地把工厂、企业、生产等工业物象比较大规模地引入工业小说，这些事物作为工人阶级的活动场域和展现工人形象性格新的空间和舞台，是工人阶级生活、劳动和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18）而且，小说的表述语言吸收了工人阶级的日常口语，“我们学习工人的语言，主要的是学习他们说话时拿什么角度，什么立场去看问题，他们喜爱什么，憎恨什么，他们盼什么，想什么”。（19）可以说，草明的《原动力》是中国工业小说真正的肇始之作，它设置的叙事模式对中国工业小说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出现了文学史上的“草明现象”。（20）小说出版后，在工人、群众、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了强烈反响。郭沫若在写给草明的信中庆祝中国第一部工人作品获得成功。茅盾更是明确指出小说具有的教育价值和美学意义。除此之外，小说还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东欧、东亚等地区广泛传播，产生了世界影响。（21）整体而言，40—60年代东北工业小说的强势崛起表明东北新文艺与东北现代经济建设历史休戚相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东北新文艺虽没有发生大规模引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思潮，但梁晓声等人的知青小说，马原、洪峰的先锋小说，张笑天的历史小说，迟子建的乡土小说都成为中国新文学思潮的扛鼎之作。此时期的东北新文艺虽然不具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充足的文化资本，但依旧是中国新文学重要文学事件和思潮的重要参与者。这至少可以表明东北新文艺没有消隐，依旧在场，且显现出坚韧的生命力。 东北新文艺的第三次崛起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与东北国企改革和大众文化兴起直接相关。关于这场改革正负价值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止。李铁、鬼子、黑金等人将小说视角聚焦于此，但他们的作品没有引起太大反响，只留下东北衰败的模糊轮廓。他们既跟随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写作潮流，又被其淹没，难以形成独立的写作观念和审美特质。90年代东北文艺真正崛起的标志是东北二人转、小品、电视剧的全国流行。尤其是赵本山及其小品成为东北文艺的代名词，甚至成为东北社会和东北人的一种表征。人们对此褒贬不一，而且，这些争议主要发生在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之间，意见相左的根源在于文化领导权的归属。90年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大众文化的勃兴，加之电视媒介拓宽了大众文化传播渠道，因此“称之为‘大众文化’的通俗、流行文化以愈加有力而有效的方式参与着对转型期的当代中国文化的构造过程”。（22）这种状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精英的文化领导权被严重削弱。他们秉持的启蒙思想、大众代言人身份被“娱乐至死”观念、大众流行文化等削弱。大众文化及其媒介的本质决定了它们“是致力于表演水平的提高而不是表达他们的思想”。（23）而东北二人转、小品和电视剧正是凭借自身的大众文化特性和电视媒介的推广而得到社会认同。学者刘岩曾对赵本山小品的大众文化特性、重建社会主义记忆的功能，以及迎合大众对东北前现代社会的想象，进行过详细阐述，（24）此处不再赘言。本文需要指出的是，赵本山的小品和电视剧在大众文化与东北社会现实之间建立了一个平衡点，既借用了大众文化的多种元素，又直指东北国企改革后东北人的生存境遇。这些特征典型地体现在电视剧《马大帅》中的人物范德彪身上。范德彪是由乡入城的底层小人物，却被赋予了诸多大众娱乐元素。其外表装束就充满了喜剧风格：美式复古绿色花皮夹克搭配红色圆领卫衣，外加大金链子、大金表。这种夸张的东北土野美学风格极具视觉冲击力。加之幽默的东北语言、外厉内荏的性格、装腔作势的行为，这个独特的人物形象迅速吸引了大众目光。大众在范德彪身上不断挖掘笑料，“彪哥”也逐渐演变为一个大众娱乐符号，甚至出现了“彪学”，但这背后却弥漫着浓厚的悲剧色彩。无论范德彪如何挣扎，仍然无法摆脱其身处底层的命运。范德彪在冬日寒冷的开原街头，脚蹬破旧的三轮车送煤气罐的苍凉背影有着深刻的影射意味。一声饱含辛酸的“送煤气罐了”击碎了一切曾经美好的印象。90年代的东北新文艺就在快乐并痛苦中崛起了。 东北新文艺的第四次崛起发生在21世纪初且持续至今，是第三次崛起的延续和拓展。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尤其是短视频的流行，活跃其中的一众东北人被大众所熟知。商业资本更是将他们打造成流量明星。东北社会和东北人再次引发关注。与此同步，东北国企改革进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成为影视剧乐于书写的题材。衰落的东北瞬间成为文艺朝圣地，不在叙事中加入东北元素似乎是落伍的。《铁西区》《钢的琴》《白日烈焰》等电影揭开了东北的伤疤。人们看着它流血，体会着一代人难以愈合的精神创痛。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也以“新东北作家群”的名义聚焦于此。 从上述简要的梳理中可以得知，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东北新文艺从未离场且出现多次崛起，“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或概念是个伪命题。既然如此，我们谈论“东北文艺复兴”的价值和意义又在哪里呢？从百年东北新文艺多次崛起的历史中可以发现，它之所以保持强劲的生命力是因为时刻与中国和东北现代历史紧密贴合在一起，始终突出社会问题意识，并形成坚固的现代写作传统。如果想“复兴”东北文艺，就要坚持这一写作传统。这体现在“东北作家群”和“新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内在连续性和相似性上。 二、 两代东北作家群的“类似再现”和东北新文艺的现代写作传统 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的崛起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们以“堪称惊艳”（25）的文学实绩不断引发学术讨论。虽然阐释的角度和重心存在差异，但在其呈现出的“新的美学原则”（26）方面大家是达成共识的，并最终在“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中完成了一次阶段性总结：“‘新东北作家群’，概指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一批近年来出现的东北青年作家，称之为‘群’，在于他们分享着近似的主题与风格。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抗战’，那么当下‘新东北作家群’回应的主题是‘下岗’。”“‘新东北作家群’有效地超越现代主义文学，创造出一种共同体内部的写作，一种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口语化的短句、依赖对话与描写、丰富的日常生活细节、几乎不使用心理描写、强烈的故事性，这大致是‘新东北作家群’的现实主义风格。”（27）黄平在建构“新东北作家群”概念时已经意识到“东北作家群”的参照意义，但更强调他们之间的差异和新变，忽略了历史关联和不变。事实上，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在发生语境、叙事场景、叙述语言等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这种“类似再现”说明在东北新文学内部始终存在一种恒定的现代写作传统。以“新变”来指认“新东北作家群”有一定程度的偏颇。 学术界普遍认为“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直接源于九一八事变，“假如没有‘九·一八’事变发生，哪里会有东北作家”。（28）“新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与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直接相关，“如果没有东北老工业基地1990年代的艰辛转型，就不会有今天的‘新东北作家群’”。（29）从表象上看，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起因明显不同。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和九一八事变毫无关联，但二者却为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发生提供了相似的社会危机语境。一般意义上，社会危机是指在战争、自然灾害、暴乱等重大事件冲击下，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秩序被迫重组。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破坏力量被释放出来”，（30）社会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价值观念、道德伦理、社会精神导向模糊而混乱。这些连锁反应使社会危机本身变得高度不确定、不可预测。具体而言，“从伪满洲国出笼的第一天起，日本帝国主义便把它置于毫无自主权利的傀儡地位上”，（31）东北完全丧失自主性，一系列殖民经济政策使东北经济“已濒于瓦解边缘”，（32）殖民者还通过设立文化殖民机构来培育他们需要的“‘满洲人’国家情感”。（33）东北社会整体陷入危机状态。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艰辛转型对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很多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国家内部区域经济发展角度看，共和国成立之初，由于自然资源丰富和工业基础雄厚，东北承担了国家重工业建设的重任。同时，东北也长期为国内其他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生产资料和专业技术。这种经济关系增加了东北的负担，也固化了东北的经济功能。但其他区域在实现市场转轨后，并没有对东北进行经济反哺，而是对东北计划经济时代的后遗症横加指责和嘲讽。东北难以在短时间内适应市场化改革。东北经济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一蹶不振。社会阶层出现明显分化，尤其是产业工人的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发生了颠覆式转变，其传统价值观也面临着被市场逻辑重新塑造的可能。 既然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都是在东北社会危机语境中发生的，那么他们在讲述东北社会危机的具体内容和逻辑上是否存在相似性？基于小说文本对比，笔者发现他们文学的最大公约数是描述东北的废墟场景。例如，萧红的小说全方位呈现了东北的衰败，从乡村到都市、从家族到家庭都笼罩着浓重的阴影，“整个中国社会的崩溃，溃败成了她构画的历史图景中最触目的整体氛围”。（34）《呼兰河传》直接以破败的景象开篇：在萧瑟的冬季，清冷的街道空寂无人，死兽般的大泥坑、阴晦的棺材店构成了故乡的图景。这种废墟场景背后是家族的败落和人的困苦。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则直接以暴毙街头的尸体、被侮辱的女性等惨烈场景来表述东北的衰败。端木蕻良的《紫鹭湖的忧郁》始终充满一种阴郁气质和死亡气息。与此类似，“新东北作家群”文学中也出现大量“压抑、逼仄、腐烂着的废墟意向”（35）和场景。双雪涛小说中的艳粉街遍布呕吐物和颓废的人。可以说，双雪涛“将故事空间严格设定为东北‘艳粉街’，将故事时间严格设定为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制及工人下岗潮出现的历史时刻”（36）的初衷，就是让艳粉街成为东北衰败的重要器官和象征。班宇小说中的工人村不再是“社会主义文化最主要的当代叙事空间”，（37）而是东北衰落的代言物。 虽然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叙事空间从呼兰、科尔沁草原、江山村置换为艳粉街、工人村、大西菜行，叙事时间也从30年代转变为90年代，叙事目的也从殖民抗争转向“现实主义地理解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瓦解”，（38）但依然保留了对废墟场景的描述。这种“类似再现”在微观细节对比中展现得更为清晰。例如，萧红的《破落之街》和双雪涛的《走出格勒》就存在高度相似的废墟场景，甚至可以看作一次简单的移植： 泥泞的街道，沿路的屋顶和蜂巢样密挤着，平房屋顶，又生出一层平屋来……可是生在楼房里的不像人，是些猪猡……现在街道是泥泞了，肚子是叫唤了！一心要奔到苍蝇堆里，要吃馒头。桌子的对边那个老头……他用有颜料的手吃东西……他的粥碗里面睡着个苍蝇。（39） 那时候艳粉街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准确地说，不是一条街，而是一片被遗弃的旧城……这里密布着廉价的矮房和胡同，到处都是垃圾和脏水，即使在大白天，也会在路上看见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每到秋天的时候，就有人在地上烧起枯叶，刺鼻的味道会弥漫几条街道。（40） 两部作品都描述杂乱无序的棚户区、肮脏冷寂的街道、狭小脏乱的居所、精神萎靡的人群、污浊刺鼻的空气等细节。而且，在叙述目的和逻辑上又呈现出一致性：通过废墟场景的不断叠加呈现东北的衰败，进而探寻背后的原因。萧红通过描述废墟场景，直接将日本殖民统治对东北造成的巨大破坏展现出来。双雪涛将废墟场景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残留物，象征着东北的衰败。在横跨近百年的两代东北作家文学中出现如此高度相似的废墟场景及其叙述目的和历史逻辑，不禁令人感到惊奇。 既然两代东北作家群文学都是在东北社会危机语境中发生的，且都描述了大量东北废墟场景，那么他们是否运用了相似的叙述方法？整体而言，两代东北作家群都强调文学叙述方法创新。例如，萧军的《羊》从表面看似乎“一切都像不经意，可是艺术就活在里面”。（41）萧红的《呼兰河传》是“叙事诗”“风土画”和“歌谣”。（42）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展现出来的“音乐的调子，彩色的丰姿，充满了每一篇幅”。（43）“新东北作家群”文学也突出叙述方法创新，并被誉为“一种新的美学正在悄然出现”。（44）例如，双雪涛的《飞行家》采用了“多线程叙事”“嵌套结构”“碎片叙事”等新奇方法。班宇的《山脉》“以评论、日记和访谈”的形式来结构小说，呈现出明显的先锋色彩。更为重要的是，两代东北作家群在整体追求叙述方法创新基础上，又呈现出“类似再现”现象：都采用回忆性叙述视角、虚实结合的叙述情节、蒙太奇式的叙述节奏、乡愁化的叙述情感、地方化叙述语言等。尤其在东北地方语言的运用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叙述语言和人物对话以东北口语为主，简洁明了，极少出现晦涩难懂的欧化语言。例如，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回荡着东北农村特有的乡情与里音”。（45）马加的《北国风云录》能够把“乡土气味浓厚的方言土语，巧妙地镶嵌到文学语言之中”。（46）“新东北作家群”文学的叙述语言与“东北作家群”高度相似：以东北口语为主，排斥冗长繁复的长句，大量使用简短精练的短句，简单直白，毫无拖沓之感。 横跨百年的两代东北作家群在文学发生语境、叙事场景和叙述语言方面呈现出来的“类似再现”现象绝非巧合，而是东北新文学始终根植于东北现代历史，时刻关注东北重大事件的结果，并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坚固的写作传统。在此意义上，百年东北新文学的“守正”大于“新变”。 三、 东北新文艺的经典化与文学研究中的唯“新”主义 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漫长的经典化过程。读者认同、批评家推介和文学史叙述在此过程中都起到了关键作用。（47）以此为参照，“新东北作家群”概念能否成立仍有待商榷。2011年，林嵒在《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开设“当代辽宁作家研究”专栏，把当代辽宁作家与“东北作家群”进行比较，发现他们之间的连续性和相似性，并首次提出“新东北作家群”概念。但在具体实践中仍停留在作家个体文本解读上，没能有效缝合“新”与“旧”之间的历史关联。2015年，林嵒重申这种研究理念，认为80年代以来的东北作家在文学审美建构、文学精神取向和文学叙述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趋同倾向，可以从文学群体的角度来阐释，“所以‘新东北作家群’的命名是成立的”。（48）为此，林嵒与诸多当代辽宁作家展开对话，（49）但仍没有修正此前存在的实践偏差。学术界对“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也没有形成共识。 直至2019年，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的崛起，“新东北作家群”的概念被再次提及。但在此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不是文学批评家，而是娱乐明星。例如，班宇的《冬泳》引起读者广泛关注是由于影视明星易烊千玺的推介。易烊千玺认为《冬泳》“很奇妙”“里面的人很不一样”“反正他拿砖头打那个男人的时候，我是没想到”。（50）易烊千玺对《冬泳》的理解仍停留在故事的陌生和新奇层面，东北的大转折、大变动并没有激发他的情感共振。但读者的关注点也不是易烊千玺是否读懂了《冬泳》，而是他读《冬泳》这一行为本身产生的示范效应。此后，班宇作品的网络宣传都恪守明星带货的方式。这从“易烊千玺推荐的这位沈阳作家究竟是谁？”“在铁西寻找班宇：易烊千玺和李健都是他的粉丝”“班宇《逍遥游》：那个被易烊千玺PO图分享的小说家，又上新了”等推荐语中可见一斑。作家作品成了明星经济的附属产品和粉丝追星的中介。班宇在长沙和南京书店做活动时，易烊千玺的粉丝要求班宇在书上注明“to易烊千玺”。这些新现象彻底将文学批评和文学史叙述排除在外，文学经典生产的传统机制已然失效。再者，班宇的影响力提升与第二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评奖争议相关。《冬泳》的落选引发了班宇、贾樟柯、曹元勇、路内等人关于评奖黑幕的论争。班宇和贾樟柯在微博上的互动成为网友们的网络狂欢。这种娱乐化炒作使“‘宝珀理想国文学奖’、两届获奖作家和获奖作品，以及由‘理想国’出版的《冬泳》，都更加为人所知”。（51）在此论争中引领方向和节奏的是电影导演贾樟柯，而不是文学批评家。论争关注的也不是作品本身，而是评奖背后的人事纷争。论争目的也绕开文学价值，直指评奖黑幕。这些东北青年作家与娱乐圈的亲密关系，使作为文学史概念的“新东北作家群”变得面目可疑。 “新东北作家群”概念的产生也与网络流行的“东北文艺复兴”口号相关。双雪涛、班宇、郑执被网友称为“铁西三剑客”，并赋予他们“东北文艺复兴”代表的身份。普遍意义上，“文艺复兴”是指在文艺中发现重塑历史和自我的精神资源。这种精神资源是古典与现代的相互融合。但董宝石等人的作品仍停留在对20世纪90年代东北社会表象的再现上，如“大背头、BP机、舞池里的007”等话语除了呈现一些日常生活记忆外，没能深入探查其中的历史逻辑和人文精神。怀旧和伤感是这些文艺作品的全部内容和精神气质。因此，只能以“蒸汽波”“朋克”“美妆”等怪异方式激发观众的猎奇心理。这场“东北文艺复兴”没能完成对东北社会和东北人的再造，只是成了漂浮在网络空间的一个浮夸的口号。“没有多少新东西。一个在地的创作者如果不能持续反映当时当地‘人’的境遇，或者还用家长里短、口音这些绵延多年的刻板印象去完成文艺创作，那这种文艺复兴口号先行的创作方式就很像是营销上的抱团取暖。”（52）“东北文艺复兴”的虚假性使与之密切相关的“新东北作家群”概念变得空洞而虚弱。把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东北青年作家与“二手玫瑰”“老四”等网络流量明星并置在一起，本身就表明这一文学群体的不稳定。他们会随着网络热点的转向而销声匿迹。这种事实似乎正在发生。 “新东北作家群”概念的提出、阐释和确认过程表征着当下文学批评的某些症候。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形成一种唯“新”主义思维，总是强调文学的断裂和区隔，把目光放在“新”事物的挖掘上，强行制造新概念和新话题。因此，文学批评总是停留在“此刻”，有意忽略文学背后的历史逻辑。但文学新变是发生在文学历史内部的转向，在变量中包含着恒定的常量，而非文学历史脉络的断裂。正如陈晓明所言：“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53）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东北反殖民文学、40—60年代的东北工业文学、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的底层文学之间就有内在连续性。整体而言，“新东北作家群”是百年东北新文学的延伸和拓展，而非断裂和更替。例如，“新东北作家群”提出的底层生存危机、主体重建的文化资源、个体与历史的关系等问题是对五四新文学的接续。这些问题被五四新文学反复阐释但悬而未决，只是在“新东北作家群”文学中换了新的面相，但本质并未改变。 或者说，“新东北作家群”文学仍缺乏产生颠覆性文学革命的异质性要素。比如班宇、双雪涛、郑执等人在处理东北老工业基地转型及其带来的东北衰落问题时，准确抓住了创伤情感。但这种情感是不断向后退的，企图将东北推回到国企改革之前的历史，缺乏自我反思和重建的能力，也丧失了重塑东北社会的希望。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他们讲述的故事总是显现出相同的面相。因为，他们始终停留在个体的伤感记忆中，无法将其转换成公共记忆，失去共情能力，致使创伤情感变得孱弱。破败的东北成为他们讲述的起点，也是他们讲述的终点。或者说，“新东北作家群”在恢复工人群体的尊严过程中，没能对其存在的封闭、固化、排他等局限进行反思和重建。事实上，工人群体既是推动现代化的动力，也为现代化的延伸和拓展设置了障碍。共和国成立初期，为了推动中国工业化发展，建设现代中国，工人群体享受单位制带来的高收入和高福利，知识分子和商人经常成为工人群体批判和嘲讽的对象。工人群体的视域始终停留在工业、工厂、车间上。在他们的意识中单位就是社会和国家，甚至是生活的全部。师徒传统、子女接班等制度更是使工人群体不断地内部繁殖。如此，工人群体逐渐自我固化，拒绝一切不利于维持现状的革新。但当市场经济、信息技术革命主导的现代化来临时，他们必然为自己的固执付出代价。时代的巨变无情地撕扯着他们的尊严和骄傲。当他们想追赶时代时，虽已步履蹒跚，还不忘回顾属于他们的辉煌。这种一步一回头的姿态，正是东北现实的写照。也许，他们还是不敢、不想面对21世纪的新变。但文学批评却有意放弃对此症结的思考，执迷于新概念的制造，将东北青年作家代入“新”的幻象中，忽略了在文学史脉络中重审自我写作的历史关联性。这种唯“新”主义批评“是对文学的不尊重，也是对这些作家的不尊重”。（54）文学批评应该从文学史中寻找“新”的历史源流，在此基础上确认“新”的可能性。如果文学批评和东北青年作家仍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的名字将不会再引起激烈的讨论，人们也不会再关心东北新文学的未来。东北文学也许就真的需要“复兴”了。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鲁迅的文化选择对百年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研究”（19ZDA267）研究成果〕 注释： （1）见邴正：《振兴东北与振兴东北文化》，《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5期；张福贵：《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与东北现代文化人格的缺失》，《社会科学辑刊》2004年第6期；逄增玉：《文化大发展与东北振兴中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建设》，《社会科学辑刊》2012年第1期。 （2）见田毅鹏：《“典型单位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社区发展的制约》，《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王星：《师徒关系合同化与劳动政治：东北某国有制造企业的个案研究》，《社会》2009年第4期。 （3）见谷曼：《论东北抗联精神的实践价值》，《长白学刊》2015年第3期；吉国秀：《东北民俗文化：区域社会转型的精神动力》，《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4）杨庭曦：《更新一个观念 埋下一颗种子——全国政协委员、鲁迅美术学院院长李象群谈东北文化振兴》，《中国艺术报》2017年3月10日。 （5）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6）高翔：《现代东北的文学世界》，第65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7。 （7）见《东北现代文学史》编写组：《东北现代文学史》，第28-41页，沈阳，沈阳出版社，1989。 （8）见张毓茂主编、白长青选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短篇小说卷》（上），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9）乔木：《时事新报》1936年2月25日。转引自郑广豫：《萧军与〈八月的乡村〉》，《河北科技图苑》1995年第4期。 （10）许广平：《追忆萧红》，王观泉编：《怀念萧红》，第1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11）巴人：《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巴人文艺论集》，第1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第394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3）周立波：《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丰饶的一年》，《周立波三十年代文学评论集》，第16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4）赵园：《骆宾基在四十年代小说坛》，《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 （15）见肖振宇：《论“东北文艺工作团”与东北解放区的戏剧运动》，《戏剧文学》2007年第10期。 （16）逄增玉：《东北解放区文学制度生成及其对当代文学制度的预制》，《文学评论》2017年第4期。 （17）张毓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总序》，张毓茂主编：《东北现代文学大系》，第8页，沈阳，沈阳出版社，1996。 （18）逄增玉：《文学史视阈中草明东北工业小说的得失及其成因》，《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 （19）草明：《工人给我的启示》，余仁凯编：《草明研究资料》，第130页，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20）逄增玉：《工业题材小说中的“草明现象”》，《文学评论》2012年第5期。 （21）见田海蓝、张思一：《新中国的工业文学与〈原动力〉》，《文艺报》2021年7月2日。 （22）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第1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3）〔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第96页，章艳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24）见刘岩：《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25）木叶：《我们总是比生活既多些又少些——读双雪涛》，《上海文化》2016年第11期。 （26）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27）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28）张双庆：《李辉英先生谈生活与创作》，马蹄疾编：《李辉英研究资料》，第203页，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29）黄平：《从东北回到宇宙，最后回到情感》，《南方文坛》2020年第3期。 （30）〔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第17页，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31）王希亮：《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政治统治（1931-1945）》，第312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 （32）于继之：《日本帝国主义与东北殖民地经济》，《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 （33）〔英〕琼斯：《1931年以后的中国东北》，第39页，胡继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34）季红真：《溃败：现代性劫掠中的历史图景——论萧红叙事的基本视角》，《文艺争鸣》2011年第5期。 （35）马芳芳：《寻梦者的铁西老城故事——班宇小说的溃败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5期。 （36）杨立青：《双雪涛小说中的“东北”及其他》，《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1期。 （37）刘岩：《历史·记忆·生产——东北老工业基地文化研究》，第2页，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6。 （38）黄平：《寓言与忧郁——论作为悲剧的班宇小说》，《小说评论》2020年第3期。 （39）萧红：《破落之街》，肖凤编：《萧红散文选集》，第1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 （40）双雪涛：《走出格勒》，《平原上的摩西》，第187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41）李健吾：《八月的乡村——萧军先生作》，《李健吾文集·文论卷》，第10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6。 （42）见茅盾：《〈呼兰河传〉序》，萧红：《萧红全集》（下），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 （43）黄伯昂：《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钟耀群、曹革成主编：《大地诗篇：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第218页，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 （44）黄平：《“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以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为例》，《扬子江评论》2017年第3期。 （45）李文焕、徐波：《试论萧军小说的创作风格》，辽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8辑，第184页，沈阳，沈阳印刷厂，1984。 （46）陈屿：《异彩生辉，自成一家——长篇小说〈北国风云录〉读后》，《鸭绿江》1983年第7期。 （47）笔者曾详尽论述过“东北作家群”概念的形成和经典化过程。见杨丹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概念与“新文学”的经典化》，《粤海风》2020年第6期。 （48）林喦：《“新东北作家群”的提出及“新东北作家群”研究的可能性》，《芒种》2015年第23期。 （49）林嵒、韩春燕、陈昌平等：《“新东北作家群”之文学辽军——对林嵒与省内作家系列对话的评述》，引自 http：//www.xdbzjw.com/index.php?act=newsdetail&id=27035。 （50）班宇：《易烊千玺喜欢看我的书，这小孩挺好，我挺高兴》，引自 https：//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351002454411070981 734723。 （51）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52）梁文道、贾行家：《东北“文艺复兴”了吗？》，引自 http：//www.ii77.com/bagua/332128.html。 （53）陈晓明：《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第11页，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 （54）张定浩、黄平：《“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