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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即兴是秩序里的游击”


    本期作者
    青年作家,著有《离魂记》《俄罗斯套娃》。
    特邀嘉宾:杨晓帆
    华中师范大学青年教师
    读完小说,阅读才真正开始。为什么不呢?结尾吴猛的创作谈只是延迟馈赠给读者一个可疑的上帝视角。猛然站在迷宫出口,记忆全无,但毛发间还残存着每一次置身转角时的惶恐、亢奋与怅然若失。
    那就重新开始阅读吧,来一场即兴的“剧本杀”?我要从中间读起,认领吴猛的角色,和师姐继续那场关于如何向小说深处跋涉的角力。“我”会保持住“防卫意识过剩”的人设,在师姐道出对母亲缺席的恐惧时表现得豁然开朗,以便假写作之名继续与生活迂回。或者从头开始?让我扮演师姐的角色,这是一段目的地可有可无的徒步旅行,要与庸常乏味的命运捉迷藏,必须以一个有性命之虞的故事做底子。或者就从结尾开始,我还是师姐,我没有从山上坠亡,我拿着这期《十月》杂志找到那个笔名“吴猴儿”的家伙,我说,我们来讨论一下,小说可以杀人吗?我分明记得,当我们在即兴戏剧中相识时,这个家伙扮演的正是“死神”的角色——还没出戏呢?
    不是套盒式的叙事结构,是三三疏懒间机智的语调、那些看似漫不经心脱离人物掌控的枝节,像“兔子洞”把读者引进一个满是镜子的房间。极易沉溺于自我镜像,却也可能在眩晕中猛然瞥见镜框纹理、屋中摆设或人影憧憧。就像小说中“我”看到保安脚边散落的Gucci钱包、废弃房屋中旧报纸上一个叫贾永龄的人的诗……个人感性经验向未知世界敞开,寻找意义的狂热在无数个岔路口被忽然中断,创造才真正开始。
    哪有绝对的即兴呢?即兴是秩序里的游击。当敏感神经在漫长的等待中被削平,“此刻”无限膨胀压缩掉对未来多重时空的想象,连“真实”也会在急躁中显得虚假。
    小说结尾吴猛邮箱的名字是octopus garden。我想起披头士的歌。儿歌般欢快,童话般梦幻。章鱼在海滩上收集闪闪发光之物放回巢穴中。三三轻盈地讲述着一个卡夫卡式的故事。她递过一把斧头,砍向我们内心冰封的大海;她又牵起我们的手说,一起去深深的海底,寻找章鱼花园。
    赵天成
    中央民族大学青年教师
    《即兴戏剧》有一种奇异的,解释世界、解释一切词与物的欲望。关于“二”,关于“时间”,关于“分手”,关于“伤害”,关于“才华”,关于“水穿石”,关于小说是什么,小说中的女叙事者“我”(师姐),都尝试在终极的词源学层面作出解释。这些解说舌灿莲花——比如“水穿石”是“人对时间幻想而溅起的一种立场”,以至于让人相信,通过语言可以理解世间全部的分手和伤害。
    然而游戏的笔法,又让所有的言之凿凿,转瞬化作空谷足音。或者说,理性和语言交织而成的话语,不过是旋生旋灭的金色泡沫。在小说的意义上,《即兴戏剧》以人民大学和潭柘寺为场景,惊人地混合了最极端的“实”和最极端的“虚”。实处清澈见底,人物、地点、对话历历可触,令人不免对号入座的冲动;虚处直冲云霄,来路去处,一片茫茫,如同我们永远无法抵及的“真实”。
    小说内外皆是一样。最有戏剧性的戏剧,从来都是即兴的。话语是一切,但话语又什么都不是。我们最终都将被架出自己所在的话语场。语言可以解释分手与伤害,但是爱与死——文学终极的主题——的解释,需要肉身和鲜血。这是即兴的戏剧,也是所有人的戏剧。
    刘启民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即兴戏剧》不是一篇容易读的小说,但却是一篇引人玄思、妙悟的小说。它并非以人物、故事取胜,甚至连主题也不甚清晰——就像小说中小说家吴猛自言的那样,而夺目的是小说呈现出的一种怪诞深远的气氛,清寂参古的朝寺远游、幽不见底的小说修改,二条叙述线索交织、碰撞、参差、映照,最后谜底引向了一个离奇的死亡反转,凛凛鬼气,兀兀兆言,幽冥顿生。而压服在这些晦涩的叙述圈下的,则指向了一个亘古的命题,虚构写作的奥义。
    虚构与“真实”到底有什么关系?小说在两条线索里都通过具体的情节给出了答案,所谓的“真实”——如同潭柘寺之旅最终无法入寺的结局一般,也如同催动吴猛写作的内核究竟是其母亲病重还是病逝还是别的什么都不好说一般,不可探、不宜探、不必探,虚构,不过是那个“真实”之核启动的一系列心灵躁动,也即,对“真实”的执着凝视。对于真实的有效探讨,最终让小说走向了“真实”哲学,用小说里自己的话来说,整个作品既用具体的情节展现了一种普鲁斯特的个体经验式的“真实”,更用对情节的反复琢磨展现了历史、现代、人类进化层面里,那种有关“真实”的概念形态。这样的小说,大概就是元小说。
    韩欣桐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三三拥有自己的表达风格。精巧的语言装饰点缀在词句间,音韵交错,古味与现代气息杂糅。曲折的情节隐藏在语句的重峦叠嶂里,可品之处又多加了一重。《即兴戏剧》中,“因人对时间幻想而溅起的一种立场”“在镜子里看见红绒面沙发椅垒出我形体的轮廓”等句式不时出现,在媒体化僵死的语言世界里,召唤出词语的灵气,于是,她的小说不能跳读,须得读者寻宝一样找到这些日常叙事中的诗行。表达是一种权力,当语言趋同且凝固时,意味着规则的僵化单一,小说和诗歌正是打破平庸的法器,去寻回多元而缠绕的思维,以及思维背后的世界。
    《即兴戏剧》探讨的主题为“真实”,其主题恰如其语言效果,两者抵达的是同一目的地:拆除认知惯性,以多重虚构还原世界之“真”。在《即兴戏剧》中,真实的世界恰恰是没有“真实”的,正文“我”的讲述与结尾吴猛的“创作谈”形成了嵌合与龃龉并存的文本,两者互为真相又互为虚构,师姐“恐有性命之虞”的谜团究竟为何,甚至她是生是死的表述,都融化在千丝万缕错纵交织的信息中,找不到确凿证据。到底什么是真实?这已经不再是普鲁斯特等作家所关心的创作问题,而是一个充满现实关切的提醒,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在进行一场“即兴戏剧”,旁观者可进行万千解读,在迫近而冷峻的凝视里,无数“真实”终会将生活离析为原子并复归虚空,而一切烦恼虚妄也将在这片虚空里荡然无存。
    李玉新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三三似乎很喜欢“表演”。在《俄罗斯套娃》的后记里,三三向读者致意:“谢谢你们来看这场表演——”。而所谓“即兴戏剧”,既指向小说中“我”和吴猛相遇的那场戏剧,又指向吴猛的小说建构,我们还可以在最终意义上将这篇小说理解为三三的即兴“表演”。先说表演,小说的机巧无需多言,任何读者都将在阅读完成后收获震颤。在吴猴儿的文本内,他最终似乎采取了另一种方式接受“师姐”的建议:“我”、前男友、吴猛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作为底边”,前男友和吴猛“各行其是,但相互通感”,当然,二者更可能是同一人物的不同分身——吴猴儿的故事“虚实交杂”,三三的故事虚实相生。在吴猴儿的文本外,整篇小说延续三三近期常见的哥特主题,尤其是扭曲的精神依恋和提前宣示又迟迟未来的恶行,使人想起雪莉·杰克逊。再说即兴,因为即兴,所以有所袒露。三三曾自称早期的《离魂记》更加“自由、戏谑”,几乎是她本人的模样,并为其后来小说的“戏谑”成分明显降低而遗憾。借助吴猴儿这个马甲,三三即兴出演,“戏谑”天性大幅回弹。所以,究竟是什么使三三改头换面,在日常表演中降低了“戏谑”成分?我们不得而知,只是看到,在《即兴戏剧》中,哥特的惊恐并未被调皮的戏谑冲淡,人性的发掘也并未因其受到损害。“被折叠的海绵”,可以找到机会回弹,也可以永远舒展。
    翟慕航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小说共有四条线索:“我”和三个朋友打算去潭柘寺却错过了开门时间,最终转去塔林;“我”和校友吴猛因一场即兴戏剧结识,吴猛多次向“我”请教小说写法,两人在频繁交往中逐渐产生冲突,之后彼此疏远;“我”和前男友在电话中总有纠缠与争执。还有一个“戏中戏”——吴猛不断修改的小说情节。在纷繁的线索之中,到处都充满着关于死亡的暗示,字里行间萦绕着一层神秘而模糊的氛围。吴猛以即兴戏剧中“死神”的角色出现在“我”的世界;吴猛表演时念了一段关于自己梦境的独白:停止的火车在昨晚突然开动了——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视野中,梦中火车的开动象征着死亡;前男友打来电话提醒“我”最近有血光之灾;“我”在思索吴猛的近况时竟感到他的母亲已经离世;三个朋友在路上对死亡话题进行调侃;一行人费尽周折终于赶到潭柘寺(寺庙可象征救赎),却还是没能进去,而是去了收纳死亡高僧的塔林。
    再者,“我”对别人向来无所要求,却往往陷入紧张的关系之中。“我”和前男友之间、和吴猛之间的关系火药味十足。“我”与他人如同刺猬,一旦试图靠近,总是会把彼此刺伤。主人公在社会关系中频繁受挫,游离于周围人之外,时刻有和世界发生断裂的可能。
    因此,主人公走向死亡的过程就像一场即兴戏剧,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并且表面偶然的结局潜藏着某种必然性。或许,她的生命终结的原因,恰如她生前向人解释自己和男友分开的那句话:“真实的原因是一串连贯、不可叙述的过程,你只能凝视它,感受它如何无奈又决绝地指向某个尽头。”
    卢钿希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人大惊魂小故事一则,三三灵异的后设把我这位创造性写作的师弟也拉进了迷幻的“真实”涡旋中。即兴戏剧,早已寓示戏中人往往不过一架空主体,随时可以被幕后人物/书写者置换,被扮演,作对位的涂改,一如小说中吴猛行使着书写者的特权,占据了“我”这一小说中“小说”人物的发声与主体位置,进而实现了一种镜子或前语言阶段的自我与大他者/母亲裂痕的弥合。另外藉由这种“窃取”声音的方式,吴猛把“我”塑造为一个在寺庙之旅后顿悟佛家普度众生之道的“准圣贤”,其内在乃是一种自我的投射和认同代偿机制,吴猛即“我”,“我”即吴猛,“我”的超脱也成了吴猛的忏悔和超脱。而一如三三的“俄罗斯套娃”体式,剥开吴猛《即兴戏剧》,小说尚有第二层书写,即是吴猛在他那篇略显拙劣的小说《小翠》里如何重构“真实”,重塑自己与母亲、小翠的等边三角形关系,当然,更重要的是把“我”,戏外的那一角,也拖进他粘附的“能指”链条和“真实”的秩序中。然而,再多叙述的“布置”,仍然露出来马脚,那便是师姐的所谓“意外”死亡,死亡作为大他者的湮灭,正终止、截断了语言、能指与叙述的链条,也暴露了小说在各式“真实”名目掩盖下,那一点真正的真实,而且恰恰又是最残忍,最暴力的真实,也唯有在这一时刻,小说不再停留于语言叙事的戏谑,而指向了对书写和叙事伦理的观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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