峻青：痴情恋故土 壮志写乡贤
http://www.newdu.com 2024/11/23 04:11:32 光明日报 舒心 参加讨论
峻青，一位一手拿枪一手握笔，集文武于一身的战士。20世纪50年代，他以《黎明的河边》《党员登记表》《老水牛爷爷》《最后的报告》《交通站的故事》等一大批中短篇小说力作登上中国当代文坛；20世纪60年代，他回到故乡，写下了一批以胶东大地和胶东人民为描写对象的散文佳作。 粉碎“四人帮”后，峻青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丰收期，长篇小说《海啸》把他的“英雄文学”推向了极致，而20世纪80年代的《雄关赋》《沧海赋》等作品，标志着其散文创作的新高峰。 峻青所写的作品，可概括为“红色经典”。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在他的笔下得到了艺术的反映，他的作品成为人们认识那段历史生活的一面镜子。 许临星、安家正评价峻青，不光小说写得好，散文也写得美。这些散文，以其深沉的思想，高昂的调子，充沛的诗情，流畅的文笔，显示出独特的艺术风格。它的意义决不仅仅限于对故乡人民的赞颂，而是讴歌一种时代精神。 而在有的人看来，峻青作品的意义算不得“与时俱进”，但其中洋溢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却值得永久保存。他的作品，有的被译成多种文字在海内外出版发行，有的被选入大学、中学语文课本。他的作品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读者，还将启迪新一代的年轻人，领略革命军事文学的真谛。 营 养 1923年，峻青出生在山东胶东半岛一个偏僻贫穷的乡村——西楼子村，家境穷困。在他的印象中，自记事起这一带就有了共产党，斗争非常激烈。 当时，大革命风起云涌，村子里成立了地下党组织。峻青五六岁时，正值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城乡。 在峻青的记忆中，永远都清晰地保存着一幕：大革命失败后不久，一队“官兵”开到离村子一里路外的公路边上，二三百农民手持大刀长矛，呼喊着冲上前阻击这队“官兵”，双方进行血肉搏斗，弱势的农民遭到很大损失。 当时，峻青就趴在一座山头上，目睹了这场农民抗暴。官兵残酷地镇压了反抗的农民，血淋淋的人头挂在公路两旁的树上，惨不忍睹。这件事使他幼小的心灵中对压迫与反抗、邪恶与正义有了鲜明的爱憎。 峻青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祖父、外祖父以及父亲都是饱学之士。母亲也读过书，峻青幼儿时最早读的书就是母亲教他的《女儿经》和《弟子规》。六岁时的私塾老师都身着长袍马褂，古色古香，且功底深厚又严厉刻板。 从6岁到15岁的九年间，峻青渐渐从《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广事类赋》攻读到四书五经和诗词文赋。而他特别喜欢诗词文赋，也学习摹仿写作这类文体。 15岁时，因生活所迫，峻青到邻村一个地主兼资本家开的花边厂当童工。小东家是烟台八中的学生，经常带回来很多新文学作品，其中有《鲁迅选集》《茅盾选集》《郭沫若选集》以及《茶花女》《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翻译作品。还有一些八中校刊，这些校刊思想很活跃。 其中有一篇名为《鬼话》的小说给峻青留下了深刻印象。文章是写一个农民被地主残害至死以后说的话，控诉了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文章用第一人称的口吻，显得亲切、真实、生动。 这直接导致峻青后来写文学作品，也常常喜欢用第一人称来表述。 晚上一有空闲，峻青总是挤到长工屋里听故事，这里是穷苦人的“俱乐部”，村子里种地的，扛活的，晚上都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他们讲三国、水浒、三侠五义，也讲鬼神、邻里传闻。他们虽然大多目不识丁，却都是讲故事的能手，讲起来绘声绘色，生动极了。 而这些民间的口头文学，对峻青后来的创作生活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的读书，一个是童年时期的国学经典，再一个是到部队以后，各种门类的阅读。这些阅读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峻青说，如果说前一阶段在农村听的、讲的口头文学给了他后来文学创作以丰富的营养，那么，直接投身革命队伍参加战争，则更丰富充实了这一营养。 洗 礼 抗日战争爆发后，峻青直接参加了战斗，目睹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革命英雄事迹。 1941年，日军对胶东半岛进行拉网大扫荡，峻青与数千群众被围在马石山上。晚上，他们站在山头，只见山下四周围都是一堆堆篝火，每堆火边都架着机枪，鬼子兵和伪军足足有两万余人。如果当天晚上不能冲出包围圈，天一亮，山上的人就要惨遭杀害。 这时，山上有八路军一个班的战士，他们毅然决定率领群众突围。当他们掩护着一批群众杀出了重围后，看到山上还有许多群众，于是重返山上继续营救。此时，天已大亮，他们身陷重围，打得只剩下四个人和最后一颗手榴弹。最后，大家抱在一起拉响手榴弹，英勇就义。 英雄的壮举深深烙在峻青脑海中，他在冲出重围的当天就含泪写出了《马石山上》。可惜，我们已看不到当初的第一稿了，现在能阅读到的《马石山上》是峻青“一九五一年八月修改于汉口”的第二稿。 峻青将这篇修改稿与另两篇抗战题材作品合为《马石山上》，成为他的第一本专著，也是他涉足革命战争题材的最初作品。此书分别于1952年11月、1953年3月由中南人民文学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第二版和第三版，三个版本均署名“孙峻菁”。 此后，他就以“峻青”的笔名驰骋文坛。 革命队伍的陶冶，使峻青的视野更加开阔了，他从多方面吸收营养，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像马克思、恩格斯、黑格尔等人的哲学、政治、经济以及文学著作，都有所涉及。 战争年代中，峻青一直生活在斗争最激烈艰苦的前线、敌后，部队提出“人人都是战斗员，人人都是宣传员”的口号，促使他不但用枪参加战斗，还写文章、画画，用笔来进行战斗。 这一段战斗生活，对峻青后来的创作，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 抗战期间，峻青先后在海莱边区做过教育工作、民运工作，在主力和地方部队当过前线记者，还在敌人占领区的武工队干过。那时候，他所写的大多数是一些通讯报道、散文等为战争服务的文章，也写过戏剧。 1941年，峻青的第一个戏剧作品《风雪之夜》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一些农村剧团流传演出。他还写过鼓词《鸭儿沟》，用胶东大鼓的韵调在农村演唱。可惜，这些作品都散失了。 1945年5月，日寇为阻止盟军登陆，对海阳盆子山区进行了105天的清剿扫荡。作为战地记者，峻青自始至终参加了海阳前线的反清剿斗争，并于1946年春，趁在莱阳城休整的机会，开始了以反映这场反清剿为内容的长篇小说《海阳前线》的创作。 刚写了十万多字，自卫战争爆发了，峻青来到了胶济前线。9月的一天夜里，他在李家埠遭到敌人的突袭包围，和他一起的武装部长李成万不幸牺牲。 峻青在村民的掩护下突围脱险，但是那部尚未完成的《海阳前线》手稿连同他的衣物却被敌人劫走。 1948年3月，峻青奉命随军南下，离开了胶东，涉海滩、上太行、渡黄河、跨陇海、入中原，1949年5月进入了刚解放的武汉，待了三年，又到了湘桂边境参加土改。他在武汉写出了《烽火山上的故事》《大王岭下》，重新改写和出版了《马石山上》和《女英雄孙玉敏》。 怀 乡 “时序刚刚过了秋分，就觉得突然增加了一些凉意。早晨到海边去散步，仿佛觉得那蔚蓝的大海，比前更加蓝了一些；天，也比前更加高远了一些。 回头向古陌岭上望去，哦，秋色更浓了。多么可爱的秋色啊！ 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欧阳修作《秋声赋》时，把秋天描写得那么肃杀可怕，凄凉阴沉？在我看来，花木灿烂的春天固然可爱，然而，瓜果遍地的秋色却更加使人欣喜。” 这段语文课本里耳熟能详的文字，选自峻青的《秋色赋》。 《秋色赋》《海滨仲夏夜》等是峻青在1962年秋冬之际写的一组文章，大多创作于胶东半岛。 那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很多人悲观失望。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困难？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峻青想到了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他们在战争年代经受了考验，从未动摇过对革命的坚定信念，那么又会以什么态度对待眼前的暂时困难呢？ 那年春天，峻青回到了故乡。他看到的是，老革命根据地人民在困难面前，以一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艰苦奋斗。那里青黄不接，没有粮食，农民们勒紧了裤带，饿着肚子进行春耕。他们对“大锅饭”等“左”的东西同样不满，可是他们没有怨言。 “人民的精神感动了我，《秋色赋》中的那个老头是虚构的，但他的精神与思想感情在当时有代表性，是人民中所普遍存在的。”峻青说，在这篇文章里，他是以主题为线索，把一些人物和事连了在一起。 《傲霜篇》是峻青第一次用散文的手法写出来的小说，主要人物老薛勤是虚构的。 把现实生活和过去的革命斗争生活连起来写，是峻青创作上的一个特点。他希望表明现在人物的英雄气概、英雄行为是同过去战争年代长期磨炼分不开的，而这一点，正是胶东人民的特点。 “我的作品都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我亲眼看到革命根据地人民怎样奋斗。不能设想，离开这一切，我能写出什么作品来！”在《傲霜篇》中，老薛勤有一个爱好，喜欢花，尤其喜欢菊花，文章也正是从描写菊花的性格开始的。 峻青的散文也常常是这样开头，而这些景物往往带有隐喻，有象征的意义。 任何一篇作品都脱离不开当时的时代背景。峻青说，《秋声赋》暗含着当时某些人在困难面前悲观消极的思想，而《秋色赋》则是鼓舞人民振奋斗志。《傲霜篇》更是表现人民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理想情操。他认为，课文节选了《秋色赋》，大概是编选者对写景的部分比较欣赏。但是因为原文较长，从节选的部分，是看不出文章的主题思想的。“节选往往有这样的局限，单是照顾了文字技巧，而忽视了文章内容。” 熟悉峻青的读者都会注意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写到了故乡，《黎明的河边》《海啸》等均以胶东为背景。 故乡，是峻青生命的根基，创作的源泉。 “云山北望雪漫漫，齐烟九点路三千。一片痴情恋故土，半生壮志写乡贤。梦里频驰烽火道，望中尽是不夜天。几度沉浮人已老，犹有豪兴再着鞭。”《丁丑怀乡偶成》只是峻青诸多关于故乡怀思诗作中的一首。 “如果有一种病叫做‘怀乡病’的话，那么，我是这个怀乡病的严重患者。”峻青说。 “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对家乡的感情。我提倡民族要有一种情操。我写的作品，大多是反映我的胶东故乡战争年代中的生活，这和我个人经历有关。” “我在写的时候，如同身临其境，读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总有一种责任感，不写出来对不起我所看到的英雄们，对不起我亲爱的故乡父老们。”峻青认为，自己的创作最重要的一点是和人民始终保持紧密联系。人民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离开了人民，离开了生活，是决不会写出好作品来的。“我的作品写得不算好，我对它并不满意。但有一点，它是来自生活的。我之所以能写出这些作品，主要是因为战争年代，我生活在人民之中，与人民共呼吸，同命运，受到了人民创造的事业的鼓舞。” 思 索 有人说，过去的战争文学作品，英雄人物都头戴光圈，峻青说，这不符合事实！ “《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铜墙铁壁》《党费》等等，不就是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和生活，成功地塑造了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吗？今天的文学创作成绩，不也是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吗？革命战争文学，应该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不是反映得多了，而是远远不够，远远没有过时。我们不能割断历史，当然也面临着提高和突破的问题。一是主题思想要挖掘得更深刻，对革命战争的揭示，应该更深刻地去表现它的历史意义，表现它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二是表现技巧要创新。这里有个原则，第一位是要善于继续自己民族的东西，但是不能墨守成规，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也要学习外来的东西。而且，熟悉革命战争的老作家应该写，不大熟悉或不熟悉革命战争的中青年作家，也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熟悉当时的生活和人物，写出优秀的作品。” 峻青认为，革命战争文学应着力去表现战争中的人，表现人的思想感情以及人在战争中的行为。对人来讲，最可贵的莫过于生命，但为了革命，无数先烈都可以慷慨地献出宝贵的生命，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尚、更美好？ “我们有些同类作品看过后没给人们留下什么印象，究其原因，主要就是没有写人，写人物的高尚情操。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正是有了这种献身精神，我们的社会才能发展，才有创造。革命如此，科学也如此，像哥白尼、达尔文不都是有这样的献身精神吗？”峻青说，这也是他创作的总主题。 后来，峻青行政工作繁忙，可是一想到过去的烈士前赴后继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他怎么也搁不下这支笔。 在年轻时代，峻青就非常喜欢《静静的顿河》。但是在“四人帮”肆虐之时，他却被说成是“宣扬战争恐怖”“瓦解革命斗志”的“中国的肖洛霍夫”，甚至被秘密绑架，用专机押送至北京，关进秘密监狱长达五年半。“文革”中，峻青的全部长篇初稿以及他长期搜集保存的珍贵资料均被抄走。 监狱中，没有纸张笔墨，峻青就打腹稿，构思长篇。《海啸》正是这样酝酿出来的。没有纸笔，他就用手指蘸着水在囚室的水泥地上画劲松、画秋菊，狱警发现制止后，他就在自己身上画。 粉碎“四人帮”后，峻青希望能把损失的时间抢回来，实际上，很多东西是抢不回来的。 对于军事题材作品，无论涉及影视或是文学，近几年来都是红红火火，但也一直存在争议。作为亲历战争的作家，峻青一直坚持军事题材的写作，也喜欢看这方面的作品。他认为，不论写什么题材，重要的是要忠实于生活，也就是正确地、忠实地反映生活，而不能随心所欲地胡编滥造，更不能以荒诞怪僻和低级恶俗来歪曲生活，毒害读者。 是否和平年代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就写不出优秀的战争题材作品？峻青说，没有经过战争的人和经过战争的人在体会上肯定有差距，但如果能够详细深入地研究那一段战争生活，并从前人的作品中好好体会，同样可以写出好的战争题材作品。比如美国、苏联有一些反映二战时期的作品：《太平洋战争》《战争风云》《偷袭珍珠港》《这里黎明静悄悄》等，都非常优秀。 遗 憾 早在20世纪50年代，峻青的作品就被翻译成英、法、俄等多种文字介绍到海外。但到了晚年，深受疾病折磨的他渐渐淡出文坛，以旧体诗和书画寄托情感。 由于祖父孙竹坡、父亲孙桐庭都是驰誉乡里的丹青名手，能诗善文，峻青五六岁时就在父亲的指导下临摹《芥子园画谱》。当战地记者时，他包里总是带着写生本。他曾经在油灯下为部队刻钢板油印画，在农村墙壁上画八路军打鬼子的宣传画，还在《胶东前线画报》上发表过连环画《铁西瓜》。 后来从事写作，峻青也没有间断过绘画，只是很少发表。“文革”后，他才开始在国内外一些城市举办联展和个人画展。 峻青的旧体诗包括思乡、征战、怀人、忆旧、杂感、咏史、题画等多方面内容，尤其是题画诗。峻青说，题画诗之于画，不是无关紧要的点缀品，而是有机结合的艺术整体；不是只在画面上随便凑几行诗句，只求形式上的美观，更重要的是诗的内涵是否贴切，是否精当。如果不是这样，而只徒具形式或流于平庸，就免不了成为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是画蛇添足的赘疣。 旧体诗相当需要古文功底。峻青的古文功底，在幼年时就已打下。在私塾中，写诗作文是必修课，是基础，也可以说是起码的功底。但是他认为，对于写旧体诗来说，还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学养、阅历和才情。 “我对自己的旧体诗，只是把它作为抒发我个人情感的一种自娱自遣，因而在写作时，常常是随着情之所至而不拘形式，不计工拙，不事雕饰。纵情挥洒，直抒胸臆。”峻青的诗作很少示人和发表，常常在时过境迁之后随手抛弃，不注重保存，加上战争的散失和“文革”的抄没，至今已所剩无几。 由于患心脏病多年，特别是中风后手抖加剧，峻青已封笔多年，只是偶尔写字画画，吟点旧体诗以抒发情怀。而他的诗集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书画集和8卷本文集由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截至目前，峻青已写了400多万字的作品，但他却说，没有一部自己感到满意，已经写出的作品都没达到他想要达到的水平，而且远远没有达到。 “一个是健康的原因，一个是环境的原因。‘文革’完全空白的十年，还有各种运动，能写多少东西？我记得1956年3月在北京开会期间，有一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同志在紫光阁接见我们，同去的有陈其通、刘白羽、章靳以、吴组缃、曹禺、臧克家等，座谈中大家都提到没有时间写东西，周总理说，有些会议你们可以不参加嘛。” 说是这样说，可事实上做不到。峻青说，他最想写东西，是在1951年冬中国文协组织第二批作家下乡下厂的时候，《文艺报》对此有过报道。 峻青和艾青、周立波、路翎、鲁煤、邵子南、李季等一起在北京学习后，《文艺报》公布了他们的写作计划。当时，峻青计划写两个多部级长篇，一是《半岛风云录》，一是《决战》。前一部写胶东抗日战争，计划写4卷，后一部写解放战争，计划写3卷。《决战》第一部写了50多万字。 “文革”中，峻青的这部分文稿连同他搜集的很多资料——敌人的作战计划、敌人的日记等，抄家时全被抄走了。 回头想想，峻青心里很难过。但是，遭遇这种情况的不是他一个人。直到现在，他还是常常有一种创作的冲动，而且有时很强烈，可是衰朽暮年，痼疾羁身，实在是有心无力了。 峻青，原名孙儒杰，字俊卿，1923年生于山东省海阳县。当代作家，画家。历任胶东《大众报》记者，新华社前线分社随军记者，中南人民广播电台编委兼宣传科长，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代理党组书记，《文学报》主编，上海市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炎黄书画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第二、三、四届理事。20世纪4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黎明的河边》《海啸》《秋色赋》等作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