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这一年中华书局相继整理出版了《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引起了读书界的强烈反响，催生了一篇篇高质量、可读性强的文章。
今天我们隆重向读者朋友们推荐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原《近代史研究》主编徐秀丽老师的大作《万里孤征心许国——读〈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文章选取 “联大之联合不易”、“北大向来最大”、“君子固穷”、“倾情梅花”等典型事件讲述了郑天挺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的实心任事和真诚为人（本篇推送为上篇，选取“联大之联合不易”和“北大向来最大”两部分内容）。
正如徐老师在文章中所指出的：“从日记可见，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刚毅坚卓，刻苦耐劳，对联大鞠躬尽瘁，为北大深谋远虑，与朋友坦诚相待，于学术认真努力，待家人温情缱绻，临财不苟，安贫乐道，完美地体现了士君子的高尚人格。”郑天挺先生高尚的品格值得我们学习和效仿。
1939年12月，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辞职，推荐郑天挺继任，被郑一口回绝。郑天挺长期担任北京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在昆明建校后参与负责蒙自分校工作，直到1938年7月底蒙自分校结束、文学院和法商学院搬到昆明之后，他终于开始了一段最接近学者生活本真的难得时光：授课，读书，写作，与师友畅谈，偶尔远足，不但学问精进，精神也颇为愉快。这一段时光，到1939年底只有一年多，期间又因其表兄张耀曾病逝往返上海两个多月。可见这段时间在郑一生中之宝贵。他的好友也不赞成他出任总务长。罗常培让他考虑一个问题：“君欲为事务专家乎？为明清史专家乎？”郑承认“此语最诱人”。傅斯年“反对余任总务长尤力”，陈雪屏则转达了北大理学院同仁饶毓泰、江泽涵、吴大猷等人的意见，“均不愿余以此为代价之牺牲”。不过，经过一个多月的拉锯，郑天挺终于接下联大总务长一职，并一直任职到1946年三校复员。
郑天挺
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梅贻琦等人之所以反复敦劝，首先因为郑天挺是难得的行政干才。黄钰生、查良钊、杨振声、施嘉炀、冯友兰五位兼任行政职务的同事在劝驾时曾给郑留条曰：“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事实上，郑对自己的行政能力也颇为自负。格于情势终于接任总务长后，因注重调和弥合，曾有人批评他“无魄力”，郑在日记中说，对此项批评“非所心服也”。他回忆七七事变后独力处理北大善后的经过：“当二十六年，敌陷北平，全校负责人均逃，余一人绾校长、教务长、文理法三学院院长、注册主任、会计主任、仪器委员长之印。临离北平，解雇全校职员、兼任教员及工友，不知所谓有魄力者，亦能如此否也？”除了行政长才，郑天挺的君子人格显然也是众望所归的重要原因。一向交往并不多的清华教授吴宓，在蒙自文学院共事一学期后，给郑一个“贤而才”的评语（吴宓记曰：“此间分校各务，暂由郑天挺君（毅生，福建）主持（其人贤而才）。”《吴宓日记》第6册，1938年4月2日至8日，生活·读书·知新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27页）。北大同仁汤用彤甚至认为郑的“公正”是当时北大的仅存的一点维系力。从日记可见，西南联大时期的郑天挺，刚毅坚卓，刻苦耐劳，对联大鞠躬尽瘁，为北大深谋远虑，与朋友坦诚相待，于学术认真努力，待家人温情缱绻，临财不苟，安贫乐道，完美地体现了士君子的高尚人格。西南联大虽然取消了北大、清华、南开合并初期（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临时”二字，但三校各自保留原行政架构，各有各的办事处，各有各的校长，各有各的校庆，各有各的研究所，各有各的宿舍区——即使不住宿舍，原各校同事往往住处相邻，交往也更密切。恐怕谁都不认为三校合并的状态会永久存在，而它的结束，将与抗日战争的胜利同时。正因为这样，顾全大局、通力合作成为西南联大成功的关键。正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所述：“三校具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西南联大为国难之下的中国高等教育谱写了最光辉的篇章，也为后世各种类型的合作树立了一座几乎无法逾越的高峰。
《蜀道难（附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
无论当事者还是后世，常从“通家之好”的角度解读合作的成功：清华校长梅贻琦出身南开，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从清华毕业，清华文学院院长冯友兰又毕业于北大，等等，有三校或两校经历的教授很多。不过，除了这“通家之好”的基因，还有两个同样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三校精神上的相通。抗战胜利联大尚未结束之际，政治纷争骤烈，同仁面临分裂，梅贻琦校长在日记中少见地发表了一段对时局和未来的看法，从中可见北清两校精神上的共鸣：“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梅贻琦著，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1945年11月5日，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16页）二是当事人尤其是主事者的胸怀、格局、诚意以及处事才能。1947年4月27日，北平（今北京），清华大学三十六年校庆，原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左三）与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左二）、原西南联大训导长兼昆明师范学院院长查良钊（左一）、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合影。毋庸讳言，在临时合作的局面下，三校一定会有各自的打算。事实上，除个人学术前途这个主因之外，郑天挺对联大总务长职位的辞谢和接受，都有从北大角度的考虑。西南联大的校务由常务委员会主持，常务委员会的成员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三位校长加秘书主任（北大教授杨振声）。校级行政机构有总务处、教务处、训导处，此时的教务长是北大的樊际昌，训导长是战前无三校任职经历的查良钊。五个学院中，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均为清华教授，法商学院院长陈序经、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出自南开。若郑天挺接任清华教授沈履的总务长职务，则北大“强行政弱学术”的形象就更抢眼了。一向为北大深谋远虑的汤用彤在表示他不赞同郑接任时说：“今日校中学术首长皆属之他人，而行政首长北大均任之，外人将以北大不足以谈学术也。”郑深服此论，认为“此语确有远见，佩服之至。此老，余向钦其德其学，今日始识其才。”郑天挺向他的老师、北大校长蒋梦麟陈述了“北大不宜再长总务之意”，“师深谅余意，亦不以总务教务全归北大担任为然”。但是，当郑的固拒使梅校长为难，并可能影响北大、清华两校感情和联大合作局面的时候，无论蒋梦麟校长，还是傅斯年、杨振声、周炳琳等师友，均劝他以大局为重，“不妨先就”。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总务处位列联大行政机构之首，负“经费人事”之责，在战争环境和三校合并的情况下，经费和人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接长总务之后，郑经常上下午均“到校治事”。他继续担任课程，并在北大文科研究所指导研究生，读书写作只能见缝插针，这常使他心焦。在郑天挺和他的北大同事心中，不是没有自己，也把北大看得很重，但是，联大的重要性显然在个人和北大之上。北大人也颇以胸襟宽阔自豪。1942年7月13日，北大校务会议有一番关于“团结”的话题，虽讲的是北大内部的团结，但用之于联大同样贴切。郑日记中说：“自昭（贺麟）之言最善，以为北大向来最大，不必效法他校，斤斤较量小事。”果然，蒋梦麟校长很自然地谈到了“联大之联合不易，必有一二方面退让容忍始能不破裂。”进而说到他自己之所以对联大事只管外不管内，以及教育部数度拟任命其为校长不就的理由。“并言在教育史上联合大学确属成功，而成功原因由于北大之容忍退让，世人皆已知之，胜利为期不远，联合之局面亦不能久，惟有继续容忍。最后述及今后北大之使命、努力之方向，为词甚长甚动人，在场莫不满意。”蒋对联大成功原因的归纳容有偏颇，但说北大包容大度则可信，清华、南开无疑亦以团结合作为重，不然，西南联大不可能独步天下。北大之所以成为今日的北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北大人（尤其是其中坚人物）对学校前途萦绕于心，近忧远虑，不时谋篇布局。郑天挺日记中留下了许多与师友“长谈”“畅谈”“详谈”北大前途的记录，核心圈成员包括蒋梦麟、汤用彤、杨振声、罗常培、周炳琳、樊际昌、钱端升、傅斯年、陈雪屏、姚从吾、章廷谦等人。1937年11月沈兼士、张庭济、郑天挺、魏建功、罗常培、罗庸、陈雪屏合影 北大人似乎总是怀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从郑天挺日记看，西南联大时期最富忧患意识的当数汤用彤教授。1940年5月24日，汤用彤与郑天挺“作深谈”，“对于北大之前途、同人之趋向、维系之中枢，此老均有深切明快之论，不胜佩慰，不胜忧虑”。汤谓，北大南迁前数年间，因有胡适为中心，“校誉、校力为之增进”，但蒋梦麟校长“于学术方面关切较疏”，留下隐患。抗战时期环境特殊，问题尚未显露，只怕“长此以往，恐人人引去，将有瓦解之虞矣”。汤认为郑的“公正”可能是北大仅存的一点维系力。郑“闻之不胜惶愧，同人以此而维系不去，实不敢望，且不愿也”，并“深盼其言之不验也”。1943年，乐观者认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将会很快结束，中国抗战也将随之胜利，开始考虑战后计划和发展方向。3月14日晚，汤用彤和郑天挺二人“谈研究所事及北大前途事甚久”，汤担心“外间忌北大者多，既胜之后未必令复校”。1945年4月19日，郑再次与汤用彤“谈甚久”，深以北大前途为虑。两人感到，“北大同人多洁身笃学，不求誉，亦不誉人”，与外间多有隔膜。如前段时间牛津大学的休斯教授到访昆明，先住在龙头村的北大研究所，“他校之人日日包围之、谀誉之，而北大之人无人重视之，且诋毁之”，后来牛津大学邀请四位联大教授往访，其中无北大一人。郑感叹：“呜呼！上有高瞻远瞩之校长，下无笼照全局之辅佐。奈何！奈何！”以为这是自己的过失，希望胡适回任北大加以弥补。北大人对学校的关心和爱护，还体现于他们对以下两个问题的执着：一、什么人有资格出任北大校长；二、北大校长如果离任，什么样的职位是其合适的出处。郑天挺等北大同仁对蒋梦麟、胡适两位师长的进退出处多有建言和讨论，从中可见他们对上述两个问题的答案。蒋梦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任教育部长，也是北大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30—1945）。作为文化界的领袖人物，当一些教育学术机构的相应职位出现空缺时，有关方面选择继任人选时就很容易想到他。1940年3月5日，北大老校长蔡元培在香港逝世，郑天挺、傅斯年等人猜测，蒋可能获选中央研究院新院长，因其他几位合适人选胡适、翁文灏、朱家骅、王世杰均正担任政府要职。郑“恐师去而北大校长亦成问题，甚且影响于学校之存废”。但如果当局将中研院职务视为闲曹，派某位元老充位，又恐“树倒胡孙散”，“学术前途不堪问矣”。此事后来未波及北大。显然，从职位本身看，郑、傅等人认为与北大校长是相称的。
蒋梦麟
同年12月，傅斯年从重庆来信，转达王世杰想邀蒋梦麟出任国民参政会秘书长之意。傅、郑均认为此一职位“其事繁琐而易开罪于人”，主张不去，蒋本人更坚决，表示抗战期内不离联大，抗战后不离北大。1942年后，数度传出将由蒋梦麟接任教育部长的消息。郑天挺认为不应接任。“余意北大更重于部，若适之师不归，交之何人？”一年后，由蒋出长教部风声又起，郑仍认为“师之出尚非其时”。1944年5月，教长人选又多传言，郑天挺认同“若政府为事择人，自以师最相宜”，但从蒋、校两方面考虑，“则深恐孟邻师更坐此席”。郑天挺没有想到的是，蒋梦麟在抗战即将胜利之际接受了行政院秘书长一职。刚听到这一消息时，他难以置信，认为“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个人之耻，抑亦学校之耻。师果允之，则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丧失无遗矣”。行政院秘书长为幕僚角色，与蒋的资历和声望不相匹配，而且，邀请他的是时誉欠佳的宋子文。蒋梦麟到任后，蒋介石某次说有事可问张部长（张厉生，行政院前秘书长，时任内政部长）。这被北大同仁视为奇耻大辱。蒋梦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事“人多不谅”，傅斯年、周炳琳等长期竭力支持蒋梦麟的“北大英俊”甚至发起“倒蒋迎胡”风潮，反对他再兼任联大职务，呼吁由胡适回国继任北大校长。这一事件对于北大内部的团结大有损伤。
胡适
除蔡元培外，胡适是北大最亮眼的标识。1940年12月，汤用彤提议以祝贺胡适五十寿诞之名，请在美诸友向国外募捐五万至十万美金，为北大文科研究所设专任导师，延揽不愿到校任课的名学者如陈寅恪、钱穆、向达等来校指导研究生。经数人商议后，这一计划有所变化和扩充，用途变为举办文化事业，如古籍校订辑佚、敦煌文物复查、南明史料收集、藏汉语调查等。1942年，胡适卸任驻美大使职务。消息传出，北大师友即对其出处多有讨论，主体意见是促其返校。但胡适本人因种种考虑一时不拟回国，他接受了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半年之约，滞留美国。蒋梦麟接任行政院秘书长后，按规章不能兼任北大校长，各人多方推动以胡适继任，认为他是北大校长的不二人选，“北大若胡先生不归，换一不相干之人来长校，将不堪设想”。众人一方面分头向胡适劝驾，并提出在胡归国前先不正式公布校长，只由部令发表代理人；另一方面，他们托朱家骅等人向蒋介石说项，使他终于接受胡适为北大校长人选。1945年9月，教育部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在他回国之前，由傅斯年代理一年。1946年7月，胡适回到北平，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从中可见，在北大同人的心目中，北大校长这个职位是何等的贵重。（原文发表于作者文集《也错过 也相遇——过渡时代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四川人民出版社2022年5月出版）
俞国林：“北大舵手”的西南联大岁月
常建华：《郑天挺清史讲义》中的清修《明史》与清代考据学
郑天挺日记中的家人
及时学人郑天挺1939年12月31日的朋友圈
郑天挺先生与中华书局 | 徐俊
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西南联大史 | 俞国林谈《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西南联大教授的业余生活：桌游、扑克、诗谜、二十一点……
西南联大教授如何解决吃饭问题：包饭、蹭饭、下馆子……
半部联大校史，一代学人心路。
比《无问西东》剧情更生动、更详尽的西南联大往事。
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亲笔记录和梅贻琦、陈寅恪、冯友兰、汤用彤、傅斯年、钱穆、林徽因、金岳霖、罗常培、闻一多等人的交往。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
郑天挺 著
9787101128369
156.00元
西南联合大学1938年正式建校，1946年7月31日停办，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研究不辍，保存了重要的学术资源，培养了大批未来的学术骨干。对这一过程，郑天挺先生参与始终，始以教授膺聘，自1940年起担任总务长，主持教务、校务等工作。此期间郑先生坚持记日记习惯，其日记起1938年1月1日，讫1946年7月14日，中阙1941年5月至12月、1943年3月22日至4月10日、1945年11月4日至12月31日。其起讫时间，几与西南联合大学相始终。其中1941年5月至12月是记了不慎遗失了，其馀缺失的是未曾记的。
郑先生关心民生疾苦，对当时的社会有深入观察，在日记中记载了许多体现当时生活的信息。关于物价、薪资、补贴等的记载，变化的情况，细密详明，直是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手材料；又如日机空袭，教授、学生“跑警报”等记载，包含时间、地点、方式、人物等诸多要素，更是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珍贵素材。作为西南联大八年的生活记录，其中对当时学者的清贫与坚守，叙说至真，令人读之，赞叹不已。
《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跨度大，涉及广，记载周详，行文严谨，是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集中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顽强治学的精神风貌。
书末附《人名索引》与《人名字号别称对照表》，便于检索查阅。
清华大学终身校长的西南联大记忆
西南联大维持、发展的真实背景记录
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考活动、经历见闻。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三是要和军界打交道，四是进行国际联系，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
可以说《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蜀道难（附梅贻琦日记、郑天挺账单）》
1941年5月，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总务长郑天挺、中文系及师院国文系主任罗常培三人，先后从昆明飞重庆，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入蜀学术文化考察，“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地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中途“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罗常培将这一路的经历写成了具有日记性质的游记——《蜀道难》，是对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真实记录。
梅贻琦、郑天挺、罗常培三人此行，本来都写有日记，今唯有梅贻琦的日记保存下来；而作为此行财务总管的郑天挺，也留下来一份账目清单，详细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交通、住宿、餐饮、听戏等物价。现将梅贻琦这部分日记及郑天挺账单附入《蜀道难》相关章节之后，三人资料对读，展现出一幅鲜活的画卷，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杨树达先生1948—1954年间学习、生活、交游全纪录、杨树达 著 杨柳岸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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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精装
978-7-101-15415-3
48.00元
杨树达（1885—1956），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毕生从事汉语语法和文字学的研究和教学，长于甲骨、金文等文字和训诂、音韵、语法及修辞研究。新中国成立后，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长。杨树达自1920年8月到1956年2月初所写的日记，共51册。这是其中的第46册（1948年11月1日—1949年9月30日）和第50册（1952年11月21日—1954年5月18日），所以定名为《杨树达日记（一九四八—一九五四）》。日记内容非常丰富，保留了杨树达研究古文字、古文献的记录，以及和陈寅恪、郭沫若等学者书信往返的内容要点，尤其是对当时著名人物的看法评价，都写在了日记中，毒舌辣评，放言无忌，是研究近现代学术史、教育史的第一手资料。此次整理出版，为方便读者阅读使用，除施加标点外，还做了以下工作：一是对其中的人物、地名、长沙方言做了简单的注释，二是编制了人名索引，三是书前附了杨树达及家人照片合影、友朋往来书信、日记原稿书影，四是绘制了杨树达先生家族谱系表。
文献学家、古文字学家顾廷龙先生一生学习、生活、交游全纪录顾廷龙 撰 李军 师元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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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精装
978-7-101-15380-4
198.00元 顾廷龙（1904—1998）是当代最著名的文献学家、目录版本学家，先后任职于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其遗留日记手稿，现存1937年1月至1984年间记录，略有缺载，但1938—1951年部分相对保存完整，记录了顾廷龙经办上海私立合众图书馆的详细经过，并涉及他与民国学者、私人藏书家、书商等交往的记录，内容丰富，是了解、研究近代文化史、学术史、书籍史的重要参考资料。日记后附录1953—1958年上海市合众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工作计划、简报、年度总结等全宗材料，是研究民国时期北平、上海等地的学术史、经济史、生活史，以及中国图书馆史重要的文献资料。
一代文物收藏大家、金石文字研究大家容庚在1925—1946年文化古城北平的成长、生活、交游全记录
容庚日记手稿共16本，1925—1946年记于北平（今北京），先生南归后一直保存在身边，历数次浩劫而完好无损。1983年3月6日，先生去世后，日记手稿由其女公子容珊等保存，2015年8月后转由先生长孙容国濂保存。容庚日记，本为私人纪事，所记多为生活、读书、学术研究、交往及购藏书籍、书画、铜器等行状。但作为现代学术大家，容庚日记同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及史料价值（城市史、社会生活史）。
《陈乃乾日记》
陈乃乾 著 虞坤林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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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开 精装
978-7-101-12703-4
58.00元
陈乃乾在出版、学术两界地位尊崇，组织过多种重要文献的出版，且交往极为广泛，从业一生，所经所见，殆非同时之人能及。其日记上起1922年，下至1966年，跨度长达四十余年，内容丰富，可想而知。近人感时伤事，借笔墨抒胸臆，往往形诸日记，连篇累牍，不能自休；陈乃乾日记与此颇异，言简意赅，每日多不过数百字，而富有价值：如访书经历、掌故见闻、版本考订、编纂工作、人物交往……乃至一时物价，甚或偶闻验方，一一形诸笔墨，直截明快，便于学者读用。鉴于陈乃乾日记的重要史料价值，今予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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