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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石刻对儒学的传扬


    广西地处祖国南端,古称粤西。早期因地处僻远、交通不便以及瘴气易致人病等原因,经济与社会发展较为落后,百姓文明教化水平亦与中原等地存在较大差距。为管控好粤西,历代对此地文教日渐重视,采取多种方式传扬儒学思想,促进中原文化泽被粤西。在此过程中,刻石传扬儒学发挥了很大作用,值得我们探究。
    简而言之,历代朝廷在粤西刻石传扬儒学,主要是通过如下四种方式进行。
    一是刊刻孔子画像及其赞词传扬儒学。据统计,全国现存关于孔子画像及赞词的石刻粤西最多。在古代粤西,各地几乎都刻有孔子像与颂扬之词,现粤西尚存10余处此类宝贵文化遗产。如现存宋代淳熙年间,粤西融水真仙岩内刊刻的孔子像和赞词,其中赞词为:“伟哉!魏魏堂堂,人中之龙,盖千万世,凛然如生。……于戏!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厚,父子不得不亲,君臣不得不尊。人物鬼神各由其道,无是焉将化禽兽贼乱者,匪夫人之功也耶?”(附图1)之后附言道:“先圣先师像,……谨临刻于西融真仙峒(洞),使并边之民皆得瞻仰圣德形容,而忠信笃敦之教行远远域,然则是石之设,于郡宣明教化,岂无助云?”赞词与附言直截了当,点明刊刻孔子石像与赞词的意旨便是教化粤西边民。
    
    附图1
     
    也是在宋代,粤西宜州摩崖刻有《龙溪书堂图记》,其中有云:“像周公、孔子、孟子于其内。……弦诵声洋洋如在邹鲁矣!”(李楚荣:《宜州碑刻集》第33—34页,广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阐明孔子等人画像供于殿堂内,使粤西百姓受其感染,文学教化方面似乎已与中原相当。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户部尚书张玉书,更是奉敕在粤西恭城县刊刻孔子画像以及赞词(附图2),将孔子的儒学精要与巨大贡献作诗予以倾力颂赞,对孔子之道学和孔子之德性等方面进行极力褒扬。此外,还刊刻了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对孔子的赞词,这是粤西仅见的特殊现象。以上诸子对孔子的赞词,内容更加具体化,表达孔门弟子和后辈对孔子教诲的感悟心得与由衷钦赞。这不仅是对孔子的颂扬,也是向社会展现了后人对儒学的理解与承续发展,孔门弟子及后学逐代对儒学的传扬,使孔子之道德和儒学要义得到更好传布,并日渐风行粤西,泽被深广。
      
     
     
      
     
      
     
      
     
    附图2
     
    值得注意的是,同是康熙年间,在恭城县的“至圣先师孔子赞并序”,被复制刊刻于祖国最南端的太平府即现今的崇左市。乾隆年间,贺州市则存孔子画像(石刻为“宣圣遗像”)。可见清代之于孔子与儒学重视程度。如今虽无更多现存文物为证,我们却从各地志书中获悉,当时粤西多地均刊刻有孔子画像及类似赞词,只是后来许多均被破坏,殊为可惜。
    从石刻中还可知,各地官员已将刻制孔子像当作一项神圣使命。例如大元至正年间,石刻《靖江王城独秀峰读书岩》有云:“大元至正五年,畏兀氏塔海帖木儿、喜童,同安马奴、答密失海牙、李京、孙章道,静江闾唐兀氏祖师保,各侍亲官桂林宪帅司来学于颜公书岩,刻孔子像,朝夕瞻敬,永保无荒。”(附图3)可见不少官员之于刻像瞻敬一事,是乐此不疲的。还有官员为孔子真颜费尽心力。如明代正德年间刊刻的宣圣遗像有云:“旭调守桂林,会庆远守蕲易陈君大中,因谈天下文庙圣像得真者鲜。……遂命工重刻,立于桂庠大成殿中。数百年后,脱遇此石复蠹,吾党君子再一新之,继继绳绳,俾圣像与天地同于悠久,亦学者尊崇报本之万一也。”(《桂林石刻》中册,第169—170页,桂林文物管理所1977年内部资料)诸如此类官员,为孔子形象、儒学精神在百姓中的树立、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另外,一些地方如粤西横县还存有绍兴年间刊刻的《夫子杏坛图》等遗产,亦对孔子以及儒学的传扬发挥了积极作用。
    
    附图3
     
    二是刊刻经典名句名篇传扬儒学。例如宋人唐德正在桂林刊刻诗句“但知行好事,不用问前程”于石上,就是孔子“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是对儒学思想的阐扬。宋代大儒张栻更是将《论语·问政章》书厅堂上,而后同时代人则将此文刊刻石上并附跋文。从《论语·问政章》中孔子回答子张的问题可知,刊刻者欲将孔子“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的思想予以传扬。该跋文云:“右《论语》问政一章,广汉张公栻尝大书于桂林郡之治事厅,桐庐詹公仪之欲其传之广也,命镵诸岩石,俾凡临民者皆得目击心存,力行无倦,庶不负圣人之训。”(附图4)从刊刻论语从政要义及其跋的旨义可悉,作者欲将儒学传播粤西,以让该地百姓能够受到教化而不负圣人旨义的虔诚思想。
    
    附图4
     
    另外,在粤西多地石刻诗文中,还散布着孔子的名言以及儒家《四书》《五经》等名句,例如孔子曰:“仁者寿”;《诗》云:“其德不爽,寿考不忘”;《中庸》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易》系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等等。诸如此类儒家石刻诗文,逐渐成为了粤西百姓的重要精神食粮。
    三是通过其他儒者甚至帝王传扬儒学。在明代石刻文《修复敷文书院记》中有云:“乃今圣天子神明伏断,……持旨称王守仁是有用道学,诏下天郡国,得从祀孔子庙庭,如先臣薛公瑄故事,倚与□与。……此所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考诸三王而不谬,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黄钰:《瑶族石刻录》第452—456页,云南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王阳明的心学,实际源头即为孔孟学说的精要,即孔子的仁学和孟子的性善论。在古代,受贬至粤西的儒者,如柳宗元、刘蕡、顾璘等人,均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石刻诗文等方式对儒学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阐扬。
    而帝王之于孔子的推崇,更让儒学登上至尊地位。如至顺二年刊刻的《至顺帝圣旨碑》云:“朕惟孔子之道,曾氏独得其宗。……朕仰慕休风,景行先哲,爰因旧爵,崇以新称。于戏!圣神继天,立极以来,道统之传远矣。国家化民成俗之效,大学之书具焉。”(《桂林石刻》上册,第355—359页,桂林文物管理所1977年内部资料)其他朝代的许多帝王,亦通过石刻诗文或图画书法等方式,传扬着孔子与儒学。王者之号令和宣传,使得孔子及其儒学得以大行其道,百姓更趋尊拜。
    四是通过学校、书院、祠庙等传扬儒学。元武宗至大二年,柳州刻有《重建灵文庙记》,其中有云:“侯之道,本《易》、《书》、《诗》、《春秋》、《礼》,求所谓且质、且恒、且宜、且断、且动者为原。侯之文,参《孟》、《荀》、《庄》、《老》、《国语》、《离骚》、《谷梁》、《太□》,□通为航,道源于古,俛默窥奥,体立用行,极羽翼之功;文流于道,制述侔经,辞严义正,烺深博之妙,雄深雅健,□□悉有度。……矜奋于忠孝仁义,道尧舜孔子如取左右。”(柳州柳宗元研究会编:《柳侯祠石刻注释》第56—58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指出了柳宗元儒学功底之深厚以及对于儒学发扬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正统十三年,粤西重镇南宁刻有《重修南宁郡儒学记》,中有云:“正统癸亥秋,□□□□建太学,厥功告成。甲子春举视学之典,释奠先师孔子。御□命□□光日华照临辟雍,于戏!盛矣哉!”(附图5)同样体现了地方百姓对儒学与孔子在僻远粤西最南端传播之迎合意旨与高度景仰之情。
    
    附图5
     
    明代所刻《郁林州重修儒学记》则有云:“越三日,丙寅诣学宫,释菜于先师孔子,再拜礼毕,登殿圜视,出至明伦堂中。坐揖诸官属生徒,以次立于左右,鸣鼔讲书。”(附图6)可见玉林州此时已是儒声渐浓,孔名入耳了。
    
    附图6
     
    康熙年间刊刻的《重建桂林府儒学记》中有云:“今天子日御经筵,非圣贤之书,不以进读。又崇奉孔子之祀,比于郊社。修阙里庙庭,而加礼其宗子颜、曾、思、孟仲氏,及程朱诸贤之裔,皆官为博士。其隆儒重道有如此者。”(《桂林石刻》下册,第29—31页,桂林文物管理所1977年内部资料)由此可见儒学在粤西首府桂林之赓续兴盛。另外,还有均于康熙年间刊刻的《重修桂林府学大成殿记》《重修桂林府儒学碑记》等碑刻文,都表达了相似意旨,对孔子之道德、儒学之精义进行了更具体的阐发,令百姓更加诚服。
    乾隆十三年刊刻的《龙城书院碑》有云:“自柳侯刺郡,文殆始开,教以礼法,民兴于学。……学者道尧舜孔子……。其后,时代变迁,盛衰不壹,而流风余韵,□□犹存。侯之敎泽,日长可知矣。”(附图7)正是受贬至粤西的柳宗元,将儒学在柳州进行了广泛传播,使地方文教渐至丕振。
    
    附图7
     
    乾隆年间刊刻的《新建三峰书院记》有云:“诗不云乎‘高山仰止’,志向往也,鲁颂思乐泮水,而继之詹泰山。”(《陆川县志》第922页,古济勋,1935年,成文出版社)此石刻文表达了人们对孔子无限追仰之情。
    清代刊刻《重修虞帝庙碑》指出:“降及汉兴,佛老浸盛,邪说蜂起,而民彝物则,犹能存天壤而不敝者,赖孔子云明道实。孔子之赖,有祖述也。迩者邪辞詖行,浸淫边鄙,污染所至,害有十百于四凶、有苗、洪水、猛兽者。天子怙念万国,涵育无外。时惟昌明圣学,敷文德以正人心。今遍祀孔子于学宫,美富份份,群相宗仰,复祗修帝祀,警淫敖而肃观之兴。俾辰水癸山间,忾乎相陟降,以式临之,拒邪养正之功,其世世传未有艾。”(附图8)此碑刻文则将儒学与其他学问相较,并强调了儒学之正统和兴盛态势,使儒学的地位更加尊显。
    
    附图8
     
    正是通过石刻等重要途径对孔子及其儒学进行大力宣扬,使得粤西文教日渐呈现出崭新面貌。降及清代,粤西文学教化已令人关注。如清代粤西著名作家龙启瑞曾指出:“方是时,海宇承平既久,粤西僻在岭峤,独文章著作之士未克,与中州才俊争鹜而驰逐。逮子穆与伯韩、少鹤、仲实先后集京师,凡诸公文酒之宴,吾党数子者必与。语海内能文者,屈指必及之。梅先生尝曰:‘天下之文章,其萃于岭西乎!’”(龙启瑞:《彭子穆遗稿序》,《经德堂文集》卷四)显然,这些都是儒学在粤西得到较好传扬后所产生的显著效果。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石刻诗歌集成与研究”(19BZW085)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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