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江在《水浒传》中的叙事中枢功能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1:11:47 未知 魏崇新 参加讨论
在《水浒传》的研究成果里，关于宋江的论文是最多的，大家研究得已经比较深透了。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大家以往研究比较多的是关于宋江本人的形象、思想、个性、心理，也有稍微涉及人物叙述作用的研究。但是，我们要谈宋江，其实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他在《水浒传》中整体叙事结构里面的作用和功能。宋江是《水浒传》的一个核心人物，他不仅是一个有性格有思想的人物形象，而且还承载着重要的叙事功能，或者说他是《水浒传》叙事艺术的中枢。我们研究宋江的形象，在关注其个性特征与忠义思想之外，还应该从小说的叙事系统着眼，考察其在小说中的叙事功能，揭示《水浒传》作者塑造这一人物的构思用意与艺术思维方式，方能对宋江形象与《水浒传》的整体叙事结构的建构有深入了解。同时，对于宋江叙事的研究也为我们探讨中国古代小说人物与叙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 我讲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宋江在小说中所占的叙事比重问题。如果在《水浒传》里，我们以宋江为中心来看它百回的叙事结构，可以把它分成三个叙事阶段，第一阶段就是1到41回，上梁山之前，宋江和其他《水浒传》的主要人物的江湖叙事。第二阶段，从第42回宋江上梁山开始，一直到招安之前，这82回是在宋江主导下争取朝廷招安的梁山叙事。第三阶段，是83回到100回，写宋江率领梁山好汉受招安之后的悲剧叙事。 如果以这三个阶段来看宋江叙事的比重，我们可以先从章回小说的题目来研究。中国的章回小说，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从每一章每一回的标题，可以看出这章回里面写的人物重心和故事，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宋江名称在《水浒传》回目中出现的频率来看其在小说中的叙事比重。在《水浒传》中，宋江的名字会以“宋江”“及时雨”“宋公明”等名称出现。统计数据显示，第一叙事阶段的41回中宋江名称出现10次，占比25%。第二叙事阶段出现18次，占比44%。第三叙事阶段只有18回，但是宋江的名称出现18回，占比100%。100回的回目中，宋江的名字在题目里面出现了46次，几乎占总回目的半数。当然，宋江在小说中的出现和故事，其实不仅仅在回目里出现，在回目里面没有出现的其他章目也有很多。这就说明，宋江其实在小说中占的叙事比重将超过了半数以上。通过统计可以看出，随着《水浒传》叙事进程的发展，宋江在小说中的叙事地位越来越重要，他的行为方式对小说叙事进程的支配性作用也愈发显著。所以，金圣叹在小说中宋江出场的时候说：“一百八人中，独于宋江用此大书者，盖一百七人皆依列传例，于宋江特依世家例，亦所以成一书之纲纪也。”他用《史记》来比《水浒传》，其他107人都是列传体的，只有宋江是世家体，因此说“宋江所以成一书之纲纪”。这其实就点明了宋江在小说叙述中的作用与他人不同。宋江作为小说的“纲纪”的叙述功能主要体现于“江湖叙事”的聚合功能，上梁山之后的“梁山叙事”的导航功能，招安之后“悲剧叙事”的促动功能。多重叙事功能的叠加，使宋江承担着表达忠义主题、凝聚江湖好汉、推动全伙招安替天行道的天命之任，他的活动轨迹与人生经历成为贯通全书的叙事主线与结构中枢。 第二个问题是探讨宋江在“江湖叙事”的聚合功能。在这部百回小说中，宋江的出场时间比较晚，在18回才出场。按照常规的小说叙述方法，一般主要人物都是在第一回或者前面几回出场，比如《三国演义》，刘关张在第一回就出场了，但在《水浒传》中，作者安排宋江迟迟出场。为什么这样安排？按照金圣叹的评点说法，这种延迟出场的安排是作者“全书在胸”的有意经营。实际上，作者是从全书的结构主题需要来安排的。宋江作为小说“提纲挈领”之人，迟至第18回出场，是作者出于小说整体叙事策略的考量。它主要有这样几个功能：一是主题表达之需要，二是传奇人物塑造之需要，三是叙事逻辑之需要。这个问题就是宋江出场的叙事策略。宋江出场做了两件事，首先是“私放晁盖”。这件事突出了宋江作为“义士”的形象，另外也促使他成为了梁山泊“恩主”的形象。引用王望如的评论，就是“为梁山辟门户”。所谓的“为梁山辟门户”，就是他先让晁盖上山打天下，打前战，然后宋江上山后做梁山之主。其实，宋江是晁盖的恩主，实际上也成了梁山的恩主。如何安排宋江走向江湖？就是要安排他“出事”，比如说杀掉阎婆惜，所以金圣叹先生说“作者之纡笔”。宋江杀阎婆惜所做的纡笔是作者安排宋江出走，必须要“事出有因”，最大的“因”就是杀人。所以作者安排宋江杀掉阎婆惜，是为了宋江走出郓城县，走向江湖，走上梁山铺路。 接下来看第三个问题：宋江上梁山的“江湖叙事”，我们称为“延宕叙事”。为什么要拖延宋江上梁山的时间呢？本来宋江是可以直接上梁山的。在《水浒》前传《大宋宣和遗事》和元代的杂剧里，宋江杀了阎婆惜之后都是直接上梁山，但是《水浒传》延长了宋江上梁山的时间，我们称它为延宕叙事。延宕叙事，其实是作者出于建构长篇小说叙事的需要，为突出宋江的叙事中枢作用，拉长了宋江从杀惜出逃到上梁山之间的叙事距离，延缓了宋江上梁山的时间，增加了宋江历练江湖的经历，同时也为众好汉上梁山提供了合理的契机，使宋江成为众多好汉上梁山的纽带。 宋江上梁山的“江湖叙事”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逃亡叙事，第二是赐配叙事，我们称之为双线叙事的“纪程图”。“纪程”这个概念是借用金圣叹先生的说法，他用“纪程图”概念来评鲁智深，但我觉得用在宋江身上更合适。根据宋江的“逃亡纪程图”来看，他杀了阎婆惜后逃亡，逃亡的北方路线从郓城到柴进庄园，到清风山、清风寨，再到青州，到对影山，然后再回到梁山泊。宋江刚到梁山泊下，来了一封家书，他就回去了。在这些路线，宋江主要收罗了北方一大批的山贼。将上梁山之际，一封家书把他叫回了郓城。因此宋江被官府抓住，刺配江州，我们称之为“刺配纪程图”。“刺配纪程图”的叙事路线走的是南方路线，从郓城到梁山，到揭阳岭、揭阳镇，再到浔阳江，到江州，宋江收罗了一批南方的水盗，这些人成为《水浒传》后来的水军头领。 我们看南北两条路线，最重要的就是宋江收罗了一大批的江湖人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江湖叙事的“模式化”现象，即突发意外—陷入绝境—暴露身份—转危为安。其中，宋江身份的暴露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突转作用。宋江本来是一个逃跑的主体，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一直被追杀、被绑架、被陷害。但是绑架、追杀之人一旦知道他的身份名字，马上便纳头拜奉宋江为“大哥”，足见宋江江湖“义士”的名声之大，影响之广。江湖历险丰富了宋江历练江湖的阅历，磨练了他天降大任的梁山领袖形象。另外，在宋江与晁盖的谈话中提到，宋江说“我这一路，虽然受了很多苦，但是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金圣叹先生也说宋江这两路“收拾许多人去”。也就是说，宋江的江湖叙事在小说的叙事结构中承担着网罗人才的功能。 当然，宋江上梁山延宕叙事是有心理动因的，这源自他内心深处的道德冲突。道德冲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宋江身兼官府小吏与江湖义士的双重身份，比如他私放晁盖，形成了心理上私情（义）与公法的矛盾冲突。其二，宋江既是孝子，又想做忠臣，所以上梁山做强盗违背了他的孝道与忠心。因此，在上梁山的问题上，他的内心始终存在着忠孝与江湖之义的冲突。 第二种功能是“梁山叙事”的导航功能。梁山叙事始于第42回宋江上梁山，止于第80回受招安。为什么说是导航功能？宋江上梁山使得梁山摆脱了“草野山头”的形态，有了严密的组织形式、明确的路线目标。尤其是在晁盖死后，宋江成为梁山泊主，他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明确了宋江为梁山制定的路线就是受招安，所以这一路线始终是梁山的指导路线，表明了梁山的未来方向。因此我们称之为“导航功能”。“梁山叙事”使得《水浒传》从个人故事为主的江湖叙事转入以宋江为核心的群体叙事，那么在这个群体中，宋江的个人行为与主观意志影响乃至主导了叙事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说它起到了导航的功能。 “梁山叙事”的导航功能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征战录叙事”，宋江为什么每次出战都不让晁盖带领作战？金圣叹有一个“诛心之论”，他说宋江是有阴谋的，他想用权术架空晁盖，树立自己的威信，网罗人才。这种说法也有几分道理，但是宋江在战争叙事里面网罗人才，每次俘获军官，他皆以恩结之，甘居下位，纳头便拜。另外他还经常提道，“我们是占据水泊，将来我们要受招安，忠于朝廷”，这就是他路线的导航功能。“征战录叙事”的意图是借战争叙事的形式为宋江收拢各路人马创造条件。在这里，叙事形式其实是服从于叙事目的，因为它的战争叙事其实都是带有模式化的，它比《三国演义》这样去写要差得多，是简单化、模式化的。 另一方面，是“招安策叙事”。实际上，宋江确定了路线之后就一直在积极地准备招安，他的叙事也分为两条，一个是内线，就是从梁山到李师师的青楼，再到皇帝，这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暗线，这个暗线其实写了两次，一是宋江装扮成大富商，带着柴进和李逵到了李师师那里。他和李师师“暗通款曲”，说自己暂据水泊，是想为国家出力，这就表现了宋江扮商人确有的暗喻意义，实际上是传达出宋江“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思想。至于外线，就是指他带领梁山好汉连败官军，以打促招，这也是明线。两条明暗线索交织，实际上主要是为了实现宋江的“招安策”。最后招安成功，他的目的达到了，导航功能也就实现了。 所以我们说宋江是一个集孝、义、忠于一身的人物，上梁山做强盗并非他所愿，而是被迫。上山之后他内心纠结着“义”与“忠”的矛盾，他靠“义”赢得江湖名声与众兄弟的拥戴，但他视梁山为暂栖身的盗穴，他的人生目标是作忠臣青史留名，因此他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阙，一心盼望朝廷招安。这种“义”与“忠”的心理矛盾支配着他上山后的思想行为，成为“梁山叙事”的内驱力。 第三种功能，是宋江在小说承担了悲剧叙事的促动功能。悲剧叙事始于招安，梁山好汉完成了身份转换，小说的叙事风格也随之发生转变，由英雄喜剧走向忠义悲剧。招安之后，好汉们的个性遭到压抑，反抗精神被扼杀。宋江效忠朝廷的思想引导着梁山群体的行为，叙事中增加了忠奸对立的因素，制约着小说的叙事思维与情节发展的方向。这就是造成悲剧叙事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小说在写悲剧叙事的时候，实际上写了两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就是宋江率领的梁山队伍为朝廷而战的“战争叙事”。比如“征大辽”的悲剧氛围的渲染，虽然没有死一个人，但是一直渲染悲剧氛围，譬如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双林渡燕青射雁，罗真人对宋江的警示，五台山的禅师对宋江的警示，都是要告诉他要注意不要仅追求功名，而且要注意身后，但是宋江一直没有醒悟。“征大辽”的悲剧份额渲染得其实很足了。另外，在这中间，其实也产生了宋江和他的梁山好汉之间的矛盾，因为朝廷的压制，好汉大多不满，很多人不断提出要重回梁山的号召，但是宋江一直不同意，用兄弟之义压下这些声音。这就体现了宋江和梁山内部其实也存在矛盾，而这个矛盾也是悲剧造成的重要原因。“打方腊”中大多好汉伤亡，实际上是整个梁山好汉的悲剧正式的开始。他每一次打仗，都要死很多人。袁世硕先生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每一次打仗，后边每一回都要罗列很多死去的人员。到最后宋江回去的时候，实际上108人最后就剩了27个人。后来不断地被奸臣迫害又死了很多人。所以这是第一层的悲剧。 第二层是宋江为首的梁山队伍与高俅、蔡太师为代表的奸臣集团之间冲突的“忠奸叙事”，宋江、卢俊义等得胜立功后“狡兔死、走狗烹”的悲剧，主要体现在奸臣不断在阻挠他们，在胜利成功之后又陷害他们。那么在这个悲剧叙事过程中，宋江的心理也存在着双重张力，这种张力也是悲剧叙事的一种内驱力。这两个张力，一是宋江如何协调梁山队伍内部义与忠的矛盾。大家提议回梁山，宋江选择压制，采取了舍“义”取“忠”的态度，对欲反抗回山的情绪零容忍，是以“义”来挟持“义”。二是如何处理梁山队伍与在朝奸臣的矛盾，面对以蔡京、高俅为首的奸臣集团的迫害，宋江无原则地忍辱求全，步步退让。宋江内心的双重张力与上述两层叙事相呼应，成为《水浒传》悲剧叙事的推动力，宋江的行为客观上起着促动悲剧发展的叙事功能。例如，征辽胜利后，因奸臣离间、天子昏庸，众兄弟有功而不得赏，活动也受到禁制，“亦皆焦躁，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宋江以性命相要挟：“若是有兄弟们但要异心，我当死于九泉，忠心不改”。胁持众兄弟随自己为朝廷效忠，以“义”胁持“义”。小说以宋江被奸臣毒死的悲剧作结，宋江之死实现了自我道德价值的追求——“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从作者的叙事立场看，这样写是对宋江作为“忠臣”形象的完美诠释，用卒章显志的方式歌颂了宋江之忠。 但是从另一方面客观来看，宋江之“忠”是以众多兄弟的生命牺牲与梁山事业的毁灭为代价的，是“忠”对“义”的扼杀。《忠义水浒传》揭示的是“义”与“忠”之间难以兼容的矛盾，最终是以“忠”对“义”的解构而结束。所以最后它出现了不同的叙述声音，袁世硕先生也提到过“终结篇”悲剧叙事的不同叙述声音：灭方腊后，宋江劝说擒方腊有功的鲁智深还俗为官，以求“封妻荫子，光耀祖宗”，遭到鲁智深的拒绝，两人“各不欢喜”；燕青劝卢俊义功成身退，卢俊义拒绝，要“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结果是鲁智深坐化成正果，燕青逍遥隐江湖，而追求功名富贵的忠臣宋江、卢俊义则被奸臣毒杀。人生选择与结局的两相映照，隐含其中的言外之意不难体味。 另外，结尾的诗词传达出复杂的复调之声，称赞宋江与死去的好汉“千古为神皆庙食，万年青史播英雄”，“生当庙食死封侯，男子平生志已酬。”感叹“早知鸩毒埋黄壤，学取鸱夷泛钓船”“千古蓼洼埋玉地，落花啼鸟总关愁。”这些诗词中蕴含的复调之音流露出作者隐含于悲剧叙事中的矛盾心态增加了小说思想的复杂性与深刻性，引发读者对小说悲剧性质的思考。 结语部分，《水浒传》作者以宋江为小说的叙事中枢，赋予其特定的叙事功能，通过其行为联系人物、链接情节，贯通结构，表达“忠义”主题，宋江的人生轨迹与小说叙事进程形成了一种顺向同构关系，构成了小说叙事结构的主轴，展示出从私放晁盖到饮鸩而死，宋江是如何逻辑性地一步步走向人生的悲剧结局，同时推动小说叙事从英雄喜剧向忠臣悲剧转变，由此生发出《水浒传》叙事的规定性与复杂性。以宋江为叙事中枢的功能设计，使以写传奇人物为主的《水浒传》避免了“缀段性”的叙事结构缺陷，具有了长篇小说结构的完整性、叙事线索的连贯性与思想意脉的整一性。 《水浒传》高超的人物叙事艺术，呈现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与叙事之间的密切关系，人物与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两大核心要素，二者不可分割，人与事相互依存，呈现的是一种互动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特色。分析《水浒传》中宋江的叙事功能，可为我们探索中国古代小说人物与叙事之间的关系提供典型个案，丰富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内涵。它启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人物不仅要进行艺术形象分析，还应关注人物在小说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兼顾人物与叙事之间的内在关联，深入阐发古代小说人物叙事的本土性艺术特征，拓展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的空间。这是我们今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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