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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委、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掖平
关键词：赞歌·挽歌
刘醒龙用悲悯之笔，记录了一份逐渐被淡忘的珍贵历史，和一个个远去的模糊背影。
■李掖平
位居本届茅盾文学奖第二名的是湖北作家刘醒龙的《天行者》。作者怀揣悲悯关爱的人文之情，将民办教师这样一个被遗忘的特殊群体推到历史前台。在作者眼中，这些民办教师是国家基层教育重任的承担者，是“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采用“天行者”的书名充分表明了作者对这群乐天苦行、默默担负使命的民间英雄的虔敬之意。
《天行者》由《凤凰琴》、《雪笛》、《天行者》3部分组成，围绕着民办教师转正的三起三落展现几位教师之间的情感纠葛，凸显了人性的复杂和深度。
由于《凤凰琴》被改编并搬上荧幕，刘醒龙的这一系列小说也常被简单、粗率地视为主旋律文学作品，作品中的几位民办教师朴素而动人的人生信条，也被过分夸大为心怀崇高理想、无私献身教育。刘醒龙在接受采访时曾谈到，中国的乡土文学有三大败笔：应景、记录和妖魔化。虽然刘醒龙的小说一向紧贴时代，但都非迎合应景、图解政策之作。我们从《天行者》里能看到思想的深邃和广度，两种叙述话语的纠缠和碰撞，以及人物性格的复杂带来的张力美。
刘醒龙之所以称边地民办教师为“苦行者”，首先是因为这群民办教师承载着呕心沥血、艰难维系山区教育之苦和作为“民办教师”身份带来的物质生活之苦。作品在展现民办教师艰难的生存境遇时，不仅写到了物质上的贫乏，更着重表现了情感上的痛苦和内心的纠结。但《天行者》没有将苦难流于表面化的叙述，而是着重表现了这些民办教师在困难面前如何站稳脚跟，进行坚韧而沉默的抗争。余校长等人身上有着中国底层民众特有的顽强精神，面对物质困境，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自行解决。没钱买课本，余校长带领学生自己油印；寄宿生的伙食不够，余校长把自家种的红薯拿来填补；校舍的维修费用没有来源，孙四海把自己种的茯苓挖出来卖掉……
刘醒龙在作品中并没有人为地拔高民办教师的形象，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有私心有打算，有爱有恨，有错有过。作品中打动人心的是那种朴素的乡村伦理情感。余校长等民办教师对于学生的关心和爱护，不是虚无的空洞的爱，而是发自内心，出于人伦和责任感的关爱。《天行者》中作者以清淡的笔触描写了几段美好的恋情：万站长和蓝小梅之间似有似无的暧昧，孙四海与王小兰之间违反伦常的热恋，叶碧秋对张英才一往情深的暗恋以及最后余校长和蓝小梅之间相互扶持的亲人之爱。作者正是以这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关爱稀释了作品的悲剧性，淡化了矛盾和冲突，调和了整部作品的情感氛围，使作品弥漫着一股温和之气。余校长他们并没有多么崇高的理想和抱负，没有高喊悲壮的口号，也没有救世的圣人面目，他们有的是脚踏实地的生活，真诚朴实的情感，豁达独特的人格魅力。正是在他们的影响下，当初抱着各种各样的目的来到界岭小学的张英才、夏雪、骆雨、蓝飞，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变。在界岭的短短日子，让他们经历了精神的提升和心灵的净化。
刘醒龙的《天行者》似乎一直在体制话语和底层话语之间徘徊游移。一方面，他的叙述和主流的意识形态是比较契合的，讴歌了界岭的民办教师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他的叙述又明显表现出对主流话语的疏离，他小心翼翼地对这个暧昧的时代进行着描写和记录。作为一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和底层关怀意识的作家，刘醒龙曾经说过：“作家的内心是自己的，作品是社会的，要对社会负责，责任感很重要……在这个社会变革时代,我们应承担起责任，通过写作承担责任和表现这种责任。”
正是这种责任感促使他描写了民办教师的命运之苦，真正触及了他们的悲苦灵魂。三部曲一次次记述了民办教师们围绕“转正”的起起落落，但当他们日思夜盼的“转正”政策终于来到时，却发现他们必须掏钱买回以前的工龄才能转正。这些民办教师全部所得加起来也不够这笔“巨款”，何况他们的积蓄早已贴补给了学校，以维持举步维艰、千疮百孔的乡村教育。同时，政策已来得太晚，命运的残酷之手早已伸向这群有情有义之人。哀怨挣扎了半辈子的明爱芬老师早已离世，黑瘦的胡校长在对转正彻底无望后抱憾而去，与孙四海苦恋的王小兰被丈夫残忍杀害，邓有米为帮助另外两位老师筹款而拿工程回扣潜逃，捐款新建的校舍也出现安全事故……一出关于山村教育的正剧，变成悲喜剧，最后又变成了荒诞剧。由此，这些“苦行者”身上所蕴藏的悲剧性得以凸显。
《天行者》不仅是对这些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的赞歌，也是一曲挽歌。问题的真正解决，靠整个国家和民族对于教育和底层知识分子的真正扶持和尊重。民办教师们曾以卑微的身份和高贵的灵魂，挺起了中国乡村教育的脊梁，担负着文化传承和乡村启蒙的重责，这将是永远不会抹去的沉重的历史记忆。刘醒龙用他的悲悯之笔，记录了一份逐渐被淡忘的珍贵历史，和一个个远去的模糊背影，也留给我们深深的反思；同时也使他的文字摆脱了主流话语的限制，获得深度和丰富。
《中国教育报》2011年8月28日第4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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