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落沉浮的题画诗文(2)
http://www.newdu.com 2024/11/24 12:11:52 文汇报 王文欣 参加讨论
周臣、仇英（1494—1552）等不擅题写的画家是怎样看待题画诗文的呢？很遗憾，他们在艺术史中几乎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很难对他们的态度一探究竟。不过可以肯定，在拥护画上题写的潮流背面，也有画家和批评家对诗画题文表示疑虑和拒斥。1603年出版的《顾氏画谱》中，杭州人沈朝焕（1592前后）就很直白地贬低苏州地区爱画上题写的习气，为不擅题的画家鸣不平：“吴中以诗字装点画品,务以清丽媚人,而不臻古妙。至姗笑戴文进诸君为浙气。不知文进于古无所不临摹，而于趣无所不涵蓄，其手笔高出吴人远甚。”沈朝焕这番言论意在为早先的“浙派”领军人物戴进（字文进，1388—1462）摇旗呐喊，贬低苏州（吴中）习气之外，不免有地域意识作祟。但是他也有意无意点中题画诗文“合法性”的一个死穴：题画诗文毕竟只是“装点”图像的，是外在于图像的；过分强调文字，未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由于晚明董其昌（1555—1636）绘画南北宗之论将苏州的沈周、文徵明等推上比北派更崇高的地位，而清初“四王”接续董其昌的画脉继续积极实践题画，画上题文“合法性”的问题在清代基本搁置。到民国初期，随着“西画东渐”和文人精英对中国画传统的批判反思，中国画与鲜有长篇题跋的西画形成鲜明对比，题画诗文的“正统”地位逐渐变得尴尬起来。1920年代，画家汪亚尘（1884—1983）撰文《国画上的题诗问题》，批判时人对画上文字的关切超过图像，但很多题文实乃敷衍塞责之作。画家丰子恺（1898—1975）也在《中国画的特色》一文中，对用题文把画中诗意讲出来的肤浅行为表示不满。中国最早的美术史学家之一滕固（1901—1941）持类似观点。他注意到，“诗与书常常成为装饰画的必要辅助物”的风气，“自明以来，尤为盛行。于是不能书的画家，题款时要请人代笔；不能诗的画家也要勉强抄几首诗”。他痛斥：“这种颓废的风气，已不是上面所示的诗书画的结合，而是积久弊生的坏习惯。”可见，在世纪之交这一代文人精英看来，画上题写是一种老套的艺术传统，是需要革新的对象。在当时对国民性的反思与建构中，中国画被视为陈陈相因、几个世纪没有进步的艺术，是文化革新的对象，题画诗文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一种无比沉闷古板的艺术形式。 1940年代之后，随着“国画”观念的建立，画上题写，特别是诗体题跋，才又再次得到接纳和承认，乃至进一步在观念层面被树立为中国画的特征和典范。至此，题画诗文经历了从萌芽期到明代中晚期的攀升，抵抗住了中间多方阻力，度过清代的平稳期后，至民国初年地位陡然下降，备受质疑，在上世纪中期才逐渐回升，今日被奉为经典。 （作者为荷兰莱顿大学区域研究所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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