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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沉浮的题画诗文


    提到中国古代绘画,文艺批评中多用“诗文合璧”、“诗书画三绝”等褒义词形容,认为中国画内在地需要诗和书,以形成“有机的结合”。然而,题画诗文并非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画”的组成部分,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艺术实践与形式探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题画诗文本身存在的合理性也经过多次论证。本文将要简要介绍的是明代及以后题画诗文参与“塑造”文人画传统的进程与其间的起伏波折。
    题画诗文在有明一代大兴,可以说,明代是题画诗文普及和多样化的关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以沈周(1427—1509)、文徵明(1470—1559)为首的江南文人画家群体尤为活跃,过往的研究也多聚焦在他们身上。这些文人精英画家普遍受过良好的教育,在书画创作、鉴藏等方面有比较高的成就。不过他们大量的题画诗文创作,并非“为艺术而艺术”那般简单,而是已经跳出自娱自乐的范畴,为满足画债或特定社会需求而作。柯律格通过对文徵明的研究发现,文氏巧妙地利用题画来进行人际交往,特别是与众多索画者斡旋。一个例子是他在《仿李营丘寒林图》上的题跋。此画是在文氏在妻子过世之际,某李生“不远数百里过慰吴门,因谈李营丘寒林之妙,遂为作此”。这位李生似乎与文家并无深交,他恐怕是利用丧礼的机会来访,期待可与画家缔结关系。但文徵明迅速的回礼和直白的题跋有效清偿了这笔人情债,并且关上了与李生人情往来的大门。文人画家们或隐蔽或直露地利用题跋完成社会交际,一方面大大加速吸纳画上题文进入文人画的进程,另一方面也帮助文人结成人际网络,进行自我身份的构建。这方面的实际功用,恐怕是题画诗文在明代地位上升的一个主要推力。
    尽管“诗书画三绝”是古代文人长期以来的理想,但兼善三种技艺的,毕竟少之又少。苏州文人画家大大发展了多人合作的模式,在一幅画卷上各自负责擅长的部分。这种合作有时是在雅集等聚会场合即兴完成,但有时候,合作并不在同一个空间内开展,而是画家和题画人依据同一个主题分头行动,他们的作品最后将会通过装裱组合在一起。唐寅(1470—1524)的《对竹图》就留下了这方面的蛛丝马迹。在第二、第三和第四、第五则题跋中间有相当大的空隙,恐怕是唐寅比较急迫,将画纸分寄不同友人请求题跋,回收装裱后留下了痕迹。由此也可看出,对明人而言,题画诗文实则可以脱离图像,只要知道画作的主题或用途,即使没有亲眼见到图像也不妨创作。可见,题画诗文的创作,是富于灵活性和机动性的。
    到明代后期,画上题款已经非常普遍,以至于画家不具备题跋能力会招致艺术批评界对画作品质的质疑。晚明汪珂玉(1587—1643?)的画学著录《珊瑚网》就评价职业画家周臣(1460—1535)绘画技法高超,“殆入宋人之室”,但由于周氏画“俱乏题语”,在时人眼中,与解元出身的唐寅相比,有“雅俗之别”。更有甚者,干脆将题画视为文人画的默认组成部分,明末沈颢(1586—1680?)就云:“一幅画中有天然候款处,失之则伤局。”即是说,一幅画中,有题款应该被写上去的地方,画家的责任是找出这个地方,否则就会损伤整幅画的构图。对题画的重视可见一斑。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