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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语言的活力与对民族身份的超越 ——访土家族作家蔡测海


    关键词:蔡测海
    华珉朗:蔡老师好!我在通读您的作品以后,有一个突出的感受是,您特别注重对小说语言的锤炼。其中短句多,富有思想韵味的警句多,诗味也很浓郁。您的语言总体来说非常有特色。您也曾经说过您想结合土家族语言和汉语进行语言实验。土家族语言的特点是什么?您的融合工作是怎样进行的?
    蔡测海:我对土家族语言不是很有研究,因为湘西土家族人的来源很复杂,一些是楚人的后裔,也有土著人,还有巴人。我知道土家族的语言受汉文化的影响不是那么深。有一次,作家王蒙问我能不能搞出那么一种文学语言,就是它本质上是土家族的语言,大家又都看得懂。我说,土家族的语言就是倒装句,比如说吃饭就是饭吃。他说,那和日语有点像。在土家族语言中,有原始的古汉语在里面,但总体比较口语化。把土家族的语言放在整个大西南地区的语言环境中去看,就更加能够看出它的特色来。后来,我写了几本书,就是“三川半三部曲”,包括后期的《父亲简史》等短篇小说,都在思考语言问题。我把西南地区的这些语言烂熟于心,再把它书面化。虽然是书面化,但是不能按照规范汉语来写,既要保持它原有的特色,又要让别人看得懂。这就把书面语言与民间语言结合起来。我的小说在描写时用书面语,在对话的时候用的是西南民间语言。这样写出来的语言就不一样。民间语言当中的那种优美和趣味,是很独特的。一定要写出这种趣味性,带着这种趣味,参与到语言的流动当中。
    华珉朗:您的作品当中出现了很多唱歌的场景,或者说,地方歌谣的元素相当丰富。您认为土家族歌谣具有什么特点?
    蔡测海:汉语可以吟、可以朗诵、可以歌唱,是有音乐感的。汉语的音乐性,决定我们写出来的诗,就叫诗歌。它可以唱,可以听,可以让你产生想象。有一个纳西族的老人叫宣科,有一句话说,“十个宣传科抵不过一个宣科”。他所唱的“纳西古乐”,可以把各种语言都串起来,都可以吟、可以唱。宣科有一个理论,认为音乐产生于恐惧。这个倒不一定都对,但是说明他对音乐是有研究的。虽然土家族语言和汉语、纳西语等用词不一样,但都具有音乐性。可以说,我的小说继承了中国的诗歌传统。也就是我刚才讲的,把书面语言化成民间语言,把中国的诗歌语言变成民谣式的表达。
    华珉朗:您的“三川半三部曲”(《非常良民陈次包》《家园万岁》《地方》)详尽地写出了三川半地区的历史与现实。您最初对这三部曲的创作构想是怎样的?
    蔡测海:我心里想着一个地理概念,就是“大三峡地区”或者叫“泛三峡地区”,主要是指大西南地区几个省的交界地带。这个区域应该出一个对应的大作品,于是就写了“三川半三部曲”。第一部《非常良民陈次包》中,我引用了一个快板书的命名。在快板书里,一个民间艺人唱的是《三川半的岳母娘》。“三川半”这个名字应该归功于这个民间艺人。整个三部曲的构想,开始于不自觉状态。写第一部《非常良民陈次包》的时候,我就想到写民间的一个“好兵帅克”。写第二部书《家园万岁》时,我想要写一种世外桃源的生活愿景。最后写《地方》的时候,我想到,“地方”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地方和中央、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没有具体的所指。但我要写一个在具体空间当中受局限的人。他把所在地当成中心,认为“此地就是罗马”。所以,小说的核心思想就是“此地就是罗马”。因为三部曲都是写泛三峡地区,所以我想有一种统一的语言。在我的小说里,语言不是背景,它是在场的,是比人物更重要的东西。我写过一篇后记叫《语言如此灿烂》,讲了这个问题。
    华珉朗:我在阅读您的小说《非常良民陈次包》的时候,感觉到有点继承《阿Q正传》的写法。陈次包这个形象和阿Q有点像,也凝聚了很多国民性的共性特征。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蔡测海:不一样。阿Q是一种文化概念,强调典型化,是国民性的代表。当然鲁迅他心里怎么想的,和我们后来怎么理解的,可能并不一致。陈次包这个人比阿Q要无所谓一些,阿Q看到吴妈就说“我要和你困觉”,还要跟赵家攀亲戚。陈次包没有一点这样的想法,他就以自己的一种幽默、一种趣味,去对付外面的压迫,无论是精神压迫、文化压迫,还是经济压迫。他有点类似于“好兵帅克”,是中国民间的一个“好兵帅克”式的人物。他跟阿Q是不一样的。阿Q是有要求的,陈次包是没有要求的。那些普通人看来有所谓的东西对陈次包来说是无所谓的。他家里原来是地主家,他本来是个有产者,后来变成了无产者。他不像阿Q那样沉溺于过去,他无所谓、不在乎。比如说他捡到一个金戒指,他也不是特别高兴。他这种生活不是安于现状,而是对一切都无所谓。你让他再重新成为一个地主,他也是无所谓。
    华珉朗:您的长篇小说《家园万岁》后记中写到要找回我们丢失的责任心、善意和思考能力,这是否是在寓示这部小说的主旨?
    蔡测海:那倒不是。人总是不断地失去,不断地寻找,失去的东西是找不回来的。找到失去的东西不是目的。如果后记里说的就是我想写的,那就没必要写这部小说了。我所有的小说包括短篇,都是一个未完成的东西。它是一个残缺的东西,说不完、说不满,没有前提,也没有答案。
    华珉朗:您如何评价当代土家族文学的成就,以及您个人在其中的作用?
    蔡测海:当代土家族作家当中有很多杰出的,比如孙健忠、汪承栋,还有一大批优秀的写作者。我觉得当代土家族文学的奠基人和开创者是孙健忠。我们这一辈的作家沿着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进,有继承,也有创新。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应该是把土家族文学提高到与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现场相平行的水准。
    华珉朗:您如何看待少数民族作家身份与创作之间的关系?
    蔡测海:1980年代,我在光明日报社主办的的《文摘报》上有个发言,就是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流变的过程。比如说汉族的形成,就是很多人统一语言后,按照汉族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语言建构形成的。对于少数民族而言,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朝鲜族等,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会相对稳固一些;更多的少数民族是没有文字的,都是用汉语书写,今后都会走向汉语写作的大融合。在我看来,民族身份当然重要,但语言身份可能更加重要。当然,你是哪一个民族,这个民族对你肯定有一种文化的影响。这就是你最开始的文化身份。后来,随着自然环境、文化环境、饮食习惯、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你的文化身份会不断叠加、变化,也就是马克思讲的“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民族身份肯定也是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各个民族的文化也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但是它有界限。对于作家来说,一定不要给自己设限。同一种文字,在使用的过程中,使用者有身份的界限,但是这种身份界限我觉得不重要。不能要求土家族文学有个单独的审美标准,不要强调这个身份和界限,恰好是要超越这个界限,超越这个身份。
    华珉朗:您如何看待当下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长处和不足?
    蔡测海:当代文学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的总体写作水平、文学水平有极大的提高。新出道的作家们起点很高,包括文学理论的水平都很高,文学批评家、学者们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这是一个大背景。但是最怕的就是流失一些应该有的东西,比如本民族最核心的东西。你要让它得到深化、发扬、光大,不可丢失它。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你生长的生活环境、你的语言环境,还有本民族文化中最可贵的东西、最有味道的东西要留下来,然后让别人了解。这和我刚才讲的超越民族身份不冲突。因为你需要从更加广阔的视野来看待民族元素。正是文化的多元,构成生态的丰富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制度研究》[项目编号:18ZDA271]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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