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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乙:寻觅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2)


    在舒乙眼中,雍和宫皇帝御笔的匾额,精致的佛像、唐卡、经卷、佛教文物,六世班禅大师和七世、十三世达赖喇嘛来京时的遗物,密宗造像,佛教节庆等都很鲜活,珍贵。但真正引起他探究兴趣的还是那些长眠在外、并不引人注目的石碑。他清楚记得,那块名叫《喇嘛说》的石碑立在第一座大殿之前。殿前,有一座大碑亭,立在甬道中间,这块被称《喇嘛说》的大型石碑有4个面,分别用4种文字刻着乾隆皇帝写的一篇论文《喇嘛说》,该文对喇嘛教的来源、教制、教规作了详细论述。在对这4种不同文字解读后,舒乙作出独自的定论:“这可是一块泄露天机的石碑,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价值。”于是舒乙再度驻足,在不能抄写全文的情况下,用随身携带的照相机将其文字拍摄下来,拿回家放在电脑中处理后一次又一次地解读,在经过大量的查找资料、走访专家、反复研究论证后,他认为这块石碑内容披露的是执政者安邦治国的心得,它道出了喇嘛教安定蒙古各部的重要性,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早就有了行之有效的制度和措施。也许正是这一潜心研究所悟,决定他在寻觅石碑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车步结合,足迹踏遍了京城的所有景点、大街小巷以及窄小的胡同,目的是寻找更多的有关民族团结的历史证言。
    从历代石碑的碑文中获得创作源泉从而赋予作品更强大的生命力、更广泛的影响力,进而在艺术创作中复原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深化对历史的体认,是舒乙的精神信仰,也是他近年在文学创作上的追求。
    每一块石碑,都曾经历过不同的磨难,都见证过国家民族的兴衰,它是民族团结的旗帜。
    每一块石碑,都是智慧的化身,是凝聚力的象征,是魄力的体现,它光芒四射,永垂青史。
    每一块石碑,都刻有一段灵性的文字,文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完美的故事,在岁月的长河中演变成偌大的文化符号,凝结在中华历史与传统文明的骨髓里,流动在东方文明的血脉中,永恒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
    继在雍和宫发现皇帝御笔《喇嘛说》之后,舒乙又把探寻的视角伸到了安定门外的西黄寺、北海、香山。位于北京市区东北部安定门外黄寺路中段的西黄寺,与东黄寺并称黄寺或双黄寺。乾隆四十三年,六世班禅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大业,也为了感激中央政府对西藏领导人的信任,主动决定进京参加乾隆皇帝的七十大寿庆典,并于公元1779年6月17日率3000人启程,历经一年又一个多月,到达承德避暑山庄。乾隆皇帝为六世班禅的到来做了精心准备和周密的布置,特地在承德仿效扎什伦布寺建了须弥福寿寺,作为六世班禅的驻锡之地。“弥福寿”是藏文“扎什伦布”的汉译词,六世班禅大师在承德向皇帝致颂词、念无量经、献珍宝书画,并给皇帝施无量佛大灌顶后启程来到北京。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