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化与大众化的合一——瞿秋白的高尔基崇拜*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8:11:21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 刘中望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瞿秋白推崇高尔基为无产阶级普罗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实践者、革命者，原因是高尔基自身的主体因素、苏联打造“样板”的影响、建设新文艺的现实需要。瞿秋白的高尔基崇拜，遵循样板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进步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文本指涉意义丰富。 关键词：瞿秋白/高尔基/样板化/大众化 作者简介：刘中望(1980-)，男，湖南新化人，湘潭大学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与传播学。 1920年10月，《新青年》8卷2号发表高尔基著、郑振铎译《文学与现在的俄罗斯》，该文是世界文学丛书社第一次出版目录序言，论述了文学的思想实质和社会作用，译者称它是“高尔基的思想的结晶”，开启了高尔基文艺思想汉译、向中国传播的大幕。以1927年为分水岭，高尔基文艺思想在中国陡然升温，译介数量多，传播范围广，影响程度深，远非其他俄苏文论家可比。高尔基文艺作品与思想的译介，贯穿瞿秋白文艺历程、思想演进的主要阶段，所占比重最大，资料搜集最全，涉及面最广，亦非其他俄苏文学家可比。本文回到瞿秋白文学理论的原初场域与文本空间，旨在于俄苏资源与中国语境的互动中探讨瞿秋白与高尔基的复杂关系。 一瞿秋白视野中的高尔基 瞿秋白译介、传播高尔基的著述和思想，篇目上涵盖他不同时期作品，类型上融文艺作品与论文于一体，题材上包括诗歌、散文、小说等形式。具体而言，瞿秋白眼中的高尔基呈现为如下三幅形象。 (一)无产阶级普罗作家 虽然瞿秋白早期认为，高尔基部分创作脱离民众、带有“智识阶级”色彩，但总体视之，在他看来，高尔基是一位无产阶级普罗作家，创作了大量大众文艺作品，功勋卓著：文学内容上，高尔基的创作“一变文学的风气，从农民生活转入城市农工生活”，题材转变巨大，他常常描写“游民的无产阶级”式主人公，“他的文学是所谓‘出脚汉’的文学”①；艺术旨趣上，高尔基的作品紧密联系群众斗争，坚持普罗大众阶级的创作立场，视普通群众的劳动生活为艺术创作的主要源泉；价值追求上，高尔基这位“劳动贫民的作家”，具有人民性的理想价值追求，堪称新兴社会力量的代表、鼓吹者，值得推崇。 (二)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实践者 在瞿秋白看来，高尔基的创作实践、文艺主张体现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实践品格：一方面，通过区分两种真实，高尔基的文艺创作坚持现实主义能动反映论，具有突出的倾向性、鲜明的革命性，高尔基堪称“新时代的最伟大的现实主义的艺术家”，“高尔基的书却不是安慰我们的书，这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②另一方面，高尔基的文艺创作绝非抽象说教，它遵循艺术的客观规律，人物塑造内涵丰富，艺术形象栩栩如生。高尔基具体描写、生动塑造了俄国式商人形象，《大灾星》形象反映了卖淫女对自己小孩的深深母爱，融鲜明主题、丰富内涵、生动形象于一炉。高尔基实践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做到倾向性与丰富性、革命性与真实性的统一，值得肯定。 (三)革命者 瞿秋白认为，高尔基思想观念上支持革命，实际行动上投身革命，追求进步，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高尔基的一生恰逢风起云涌的革命时代，为其文学创作提供了背景；“赞助劳动民众的真正的文化革命”成为高尔基的自觉追求，他编辑文化杂志、丛书，团结和组织革命同路人工作，政治意义重大，实际参与了革命；高尔基的市侩批判，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倡导集体主义，助益社会革命；高尔基的文学创作经常描写革命、讴歌进步，对中国革命尤具鼓舞价值，革命意义突出。在瞿秋白眼中，从思想观念、实际行动、文学创作等层面视之，高尔基堪称一位伟大的革命者。 二瞿秋白推崇高尔基的原因 瞿秋白推崇高尔基，是对象资源、阐释视界、现实需要等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合适性、影响性、必要性等对接的认知产物。 (一)高尔基自身的主体因素 高尔基集文学家、革命家、评论家于一身，拥有“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代表”(列宁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二十世纪的但丁”、苏联“各民族文学之父”等光环式称呼，容易引发瞿秋白的推崇。 首先，高尔基投身革命的事实，生成了瞿秋白眼中的革命者形象。高尔基曾多次参加示威游行，起草讨伐沙皇政府的传单，受革命政党委托建立秘密印刷所，多方筹措起义经费和武器，到国外宣传革命，数次被捕并屡遭流放，写作散文诗《海燕》等“革命的宣言书”，发表大量政论号召革命，参与创立培养革命家和宣传员的学校，这些事实建构了瞿秋白视野中的高尔基的革命者形象。 其次，高尔基辛酸的成长史、巨大的创作实绩，生成了瞿秋白无产阶级普罗作家、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实践者的认知建构。高尔基奋起于旧社会底层、深切体验苦难生活、自学成才的传奇故事，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与真挚体验，表征一部无产阶级的辛酸拼搏、英勇抗争史，感人至深，催人上进。虽然高尔基一度由广受推崇到被贬低，但他的《马卡尔·楚德拉》、《伊则吉尔老婆子》、《在底层》、《母亲》等作品至今仍收录俄罗斯中学语文课本，《在底层》依然是高尔基莫斯科模范艺术剧院的保留剧目，并且常演常新。 再次，高尔基取得的文化建设巨大成就，生成了瞿秋白推崇的视域方向。高尔基曾长期主持知识出版社工作，出版《知识》丛刊，团结一批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俄国作家，创办《新生活报》公开反对“私刑”、“权力的毒药”，“为学者、创作知识分子在改善日常生活条件方面提供了帮助”③，组织系列协会防止科学和文化衰落，保护一批受饥饿、寒冷和政治无常威胁的知识分子，为各界人士亲笔回信2万封，建立世界文学出版社，尽力抵制拉普等团体的极“左”和宗派主义错误，为培养青年作家、团结不同风格的作家做了大量工作，作品中丰富的浪漫主义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沟通了俄罗斯文化的连续性，使其在文化界享有巨大声誉。 此外，高尔基深切同情近现代中国的悲惨命运，多次声援中国人的正义事业，使瞿秋白在民族情感上认可高尔基。义和团运动中，高尔基致信契诃夫，两次邀其同往中国，虽未能成行，仍见其心切之深；日俄战争期间，他为揭露其帝国主义性质，控诉沙俄军队暴行，撰写《夏天》、《诉苦》等文艺作品，同情与哀悼中国人民；1912年致信孙中山祝贺辛亥革命成功，说“我们，在精神上是弟兄，在志向上是同志”，表中俄人民友好、理解之意；1928年接见中国济难会代表时，表示要写一本书揭露中国的白色恐怖并愿意捐献该书版税，以实际行动帮助中国人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称赞中国革命为中国人民“最宏伟的”事业，关注中华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尤其重视其高涨的新文化萌芽；1934年在苏联报纸上发表《致中国革命作家们的信》，号召以文艺“注入到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心灵中去和嘴里面去”，并向“中国的同志们”“致热烈的布尔什维克的敬礼”。高尔基同情中国、声讨暴行的举动令国人感动，左联曾就国民党屠杀大批革命作家致呼吁书(1931.4.19)给高尔基，以示友谊，以表信任。 (二)苏联打造“样板”的影响 1928年前后，高尔基被苏联授予“无产阶级作家”称号、列宁勋章，由“同路人”作家一跃为“普罗作家”，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成员，苏联举国庆祝他60岁生日，许多单位、街道以其命名，其诞生地被改名为高尔基市，他许多适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被宣扬，《母亲》成为苏联文学典范。高尔基逝世后，斯大林亲自出席他的盛大葬礼，骨灰被安置在克里姆林宫墙内，被视为“在列宁逝世以后……我国和人类的最重大的损失”……如罗曼·罗兰所说，没有一个作家曾得到过高尔基这样的尊荣。高尔基被神圣化、体制化，成为苏联官方精心打造的样板作家，象征文学与政治、文学家与政治家的联姻，寓意下层民众亦可直达文化最高峰。与之对应，莫斯科大学珂刚教授(又译戈庚，P. S. Kogan)笔下复杂、丰富的高尔基形象，经冯雪峰翻译其著《玛克辛·戈理基》(收入1930年鲁迅出版的《戈理基文录》一书)，本已为中国文坛接受，然而，1932年苏联举行高尔基文学事业四十周年纪念大会，V.吉尔波丁、史铁茨基等联共(布)文学理论家将高尔基塑造成无产阶级文学家与政治家后，高尔基转瞬间被尊为中国左翼文学的导师和典范，后者论调迅速压倒前者，高尔基形象由丰富转向单一，其标志便是瞿秋白、周扬分别编选了《高尔基创作选集》、《高尔基创作四十年纪念论文集》，高尔基创作与中国现实政治需要的对接式诠释很大程度上生成了革命阵营对高尔基的认识。瞿秋白译介发表了卢那察尔斯基评高尔基的经典论文《作家与政治家》，纪念大会V.吉尔珀汀《高尔基—伟大的普洛艺术家》、A. S.布勃诺夫《高尔基的文化论》、史铁茨基《马克西谟·高尔基四十年的文学事业》这三篇著名演讲稿，以权威定评形式在国人中广泛传播，影响深远。苏联官方打造样板作家的做法，催生了瞿秋白对高尔基的推崇。 首先，以列宁高度评价高尔基为推演前提，苏联官方证明“样板”塑造的方向正确性，瞿秋白亦澄清争论，强调列宁对高尔基的肯定、两人的友谊。一方面，强调私人情谊上，“列宁对于高尔基是很亲热的。他对于他的作品总是很谨慎的研究着。他在给高尔基的信里，常常问起高尔基的健康和文学工作。他用一些劝告帮助高尔基。他们之间有很好的友谊”④，虽然高尔基曾因创作中篇小说《忏悔》宣扬“造神说”、对十月革命的悲观看法等，与列宁有过多次冲突，但其后坦承错误，发表特写《列宁》、《回忆列宁》，称列宁为“最爱戴的人”，无碍高尔基与列宁的友谊，无损高尔基地位。另一方面，归纳具体评价上，“关于高尔基，列宁十分明确地、毫不含糊地宣称说，他是一个无产阶级作家和无可争议的无产阶级文学权威，他过去对本阶级有过大功，将来还会立下大功”⑤，列宁高度评价高尔基的艺术创作，列宁的盛赞为高尔基的“样板作家”塑造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明显的权威感。 其次，以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为论述核心，苏联官方认定高尔基为革命现实主义典范作家，瞿秋白亦深以为然。瞿秋白指出，一方面，在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看来，高尔基的事业服务俄国革命运动，他是“这个世界上空前的最伟大的政治的作家”，追求进步。俄国社会的巨大变革造就了高尔基惊人的文学成就，“高尔基的艺术活动，正是在俄国革命史上的这些最好的年代，发展了，前进了，生长了，而在艺术上和政治上巩固了”⑥，他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艺术家。另一方面，高尔基实践革命现实主义原则，堪称“最深刻的思想性意义上的艺术描写的代表”。不同于印象式的马赫主义，高尔基叙述现实生活，反映事物本质，所塑艺术形象堪比托尔斯泰，艺术感染力强。 再次，瞿秋白强调，高尔基以艺术性为创作着力点，重视文化建设与教育工作，拥有“样板”必备的艺术水准、文化底蕴。一方面，高尔基艺术才华出众，以大量的文艺创作实践做到“在形式上多下工夫”，其艺术水准不逊于恩格斯称颂的巴尔扎克。另一方面，高尔基的文学作品汲取民间文化营养，经常使用民族形式，善于挖掘民俗资源，“谁也没有他那么丰富的俄国言语的知识。然而高尔基的作品也是国际的”⑦，文化魅力巨大，高尔基遵循马列主义文化理论，不仅重视文化遗产，“从民间的故事和歌谣里，高尔基却会吸取一些现代还有生命的东西，也因为这一类的上代文学里的确包含着一些现代的种籽”⑧，又强调工人阶级的现代文化主体地位，主张建设苏维埃的国家文化。 (三)建设新文艺的现实需要 瞿秋白曾两度、长达4年访问苏俄，即使身在国内，亦与总部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相交甚密，对俄苏政局与文坛情形了如指掌，其思想深受苏联影响，然而这只是瞿秋白推崇高尔基的原因之一。扎根中国革命语境、浸润时代氛围，立足中国革命新文学的建设需要，瞿秋白对高尔基进行了面向现实、达成理想的针对性解读，体现了他的独到思考与理论特色。 首先，借推崇高尔基，瞿秋白批判了苏汶的文艺自由论。在所撰《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一文中，瞿秋白举高尔基作品为例，说明文艺作品的艺术、宣传价值的统一性，“艺术和煽动并不是不能并存的”，驳斥苏汶的文艺自由论。瞿秋白强调，“像高尔基、绥拉菲摩维支的作品……是的的确确有艺术上的价值的。但是，这些东西同时就是煽动品。做了煽动家未必见得就不能够仍旧是一个作者——文学家”，“高尔基等等虽然没有中国的‘作者之群’那么死抓住了文学不肯放手，然而不见得就比中国的文学家低微到了什么地方去。同时，高尔基等等的确是些伟大的宣传家”⑨，其文学创作做到了艺术力量、煽动宣传的完美统一。 其次，瞿秋白强调高尔基的价值，意在映射当时中国的左翼文坛，以纠正革命文学的某些偏颇。一方面，为纠正1930年左联“八月决议”将斗争矛头直指小资产阶级、造成左翼文坛生存空间狭小的做法，在瞿秋白参与制订的1931年“十一月”决议中，特别强调其他阶级参与革命的可能性。在遵循现实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提醒左翼作家转变观念，纠正机械主义认识，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高尔基不少作品正是这方面的典范。另一方面，瞿秋白以高尔基为审视参照，评论茅盾《三人行》、华汉《地泉》三部曲等作品，批评当时中国的革命文学“没有将人物描写放置于更深切的社会关系，人物性格变化缺乏内在逻辑和现实基础”这个明显弱点，视高尔基作品为新文学的理想样本，用以纠正中国革命文学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弊端，建构一种既强调服务革命斗争、又注重审美特性的理想文学文本。⑩ 再次，联系高尔基的文学创作与思想，瞿秋白以戏剧运动为突破点进行过文艺大众化的丰富实践。不仅在创作、理论层面推崇高尔基，而且在中央苏区工农剧社等运动中，瞿秋白落实了高尔基的文艺思想，推行他十分看重的文艺大众化。根据李伯钊、赵品三等回忆，瞿秋白提议以“高尔基”命名中央苏区戏剧学校，并以此规划教学方针和培养计划，他强调，“高尔基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应该是我们戏剧学校的方向”，称颂高尔基小说《母亲》、戏剧《在底层》“真正是表现劳动人民的小说和戏剧”，强调“没有丰富的社会体验，就不可能产生好的作品”，“高尔基就有极丰富的社会体验，所以他的作品质量很高”，要求作家深入体验生活，而“我们根据他的教导，按计划，以个人创作和集体创作两种方法，写出了很多剧本”。(11) 三瞿秋白与高尔基关系的评价 瞿秋白推崇高尔基，遵循样板化与大众化的双重逻辑，关涉中国革命需要和争夺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思想资源与主体旨趣交织。 (一)肯定历史进步性 瞿秋白推崇高尔基适应当时的社会革命形势，服务于壮大无产阶级新文学的客观要求，基本建构了高尔基的中国定评形象，它是表态行为、信仰理念的有机统一体，成为指明革命方向、寄托文学理想的精神寓示，积极意义明显，进步价值突出，值得肯定。 在“五四”后中国社会的演进历程中，工农运动不断高涨、马列主义广泛传播的同时，“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以血的教训、沉痛代价警醒中国无产阶级直面黑暗现实、独立领导革命，从社会背景、时代精神上要求中国新文学必须从以思想启蒙、人性觉醒为主旨的“文学革命”，尽快过渡到以政治抗议、阶级觉醒为主题的“革命文学”，要求中国无产阶级及时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无产阶级新文学趁势登台与迅速壮大。凸显个性转向集体本位、艺术自为性转向服务政治、人道主义转向阶级论的文学趋势下，左翼文学登上历史舞台并成为1930年代中国文坛的主导范式。服膺“十月革命”后中国“以俄为师”的路径依赖，俄罗斯古典文学已难满足中国革命需求，引入俄苏文学新范式成为时代所需。1927年，被夏衍等判定为艺术上“不完整”、“粗杂”、“露骨的政治宣传”的高尔基地位突然急剧上升，“抢译高尔基，成为风尚”(茅盾语)，瞿秋白、茅盾、鲁迅、郭沫若、周扬、冯雪峰等一批作家、翻译家、理论家，发表了大量的高尔基传记、纪念文集和研究文章。鲁迅说，“因为他是‘底层’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的作家。对于他的作品，中国的旧的知识阶级不能共鸣，正是当然的事”；茅盾说，“他的出现，实不亚于一个革命”；郭沫若说，“高尔基在我们文艺工作者精神上所占的地位，在中国长远的文艺史上，似乎还找不出一个人可以和他匹敌”……仅以评论为例，“以报刊上发表的由中国作家和评论家撰写的文章而言，总数就不下200篇，是同期有关屠格涅夫的文章的六倍，甚至超过了这一时期所有的有关俄国著名作家的评论文章的总和”(12)，各界进步人士纷纷推崇高尔基为无产阶级艺术代表，高尔基适应中国需要，时代潮流与高尔基成功对接。借助作品翻译、论述译介、思想评点等多种形式，高尔基的中国式定评基本完成。瞿秋白的高尔基崇拜，是这股定评建构浪潮中的重要一脉，旨在建设无产阶级新文学，“帮助中国的文学界，更深刻的提出许多从来没有人注意到的问题，例如反市侩主义的问题等等”(13)，目的性突出；用于校正左翼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若干不足，针对性明显；高尔基被塑造成“无产阶级作家和文学的理想化身”，被尊为导师、典范，影响远超文学领域，助益于文化领导权的争夺。(14) (二)公允评价负面性 瞿秋白的高尔基崇拜，一定程度上遮蔽了高尔基革命观的复杂性，高尔基与列宁、斯大林关系的复杂性，丰富性被平面化、简单化处理。对于这种负面性，必须联系中俄社会语境、高尔基心路及研究进程，才能做出公允评价。 高尔基谋划推翻沙皇政府的各种行动，拥护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但对无产阶级“十月”革命曾持反对态度、抱悲观看法，担心其激进主义破坏文化、引发内战而导致国家灭亡，事后几年内，受各种影响，高尔基坦承自己的错误、强调“十月”革命的必要性，反映了高尔基对革命的不同看法与复杂认识。在瞿秋白这里，高尔基被塑造成高大的革命者形象，其革命行为、进步主张被较多关注与传播，他关于革命的非理性等看法则基本被遮蔽，即使偶尔提及，也是以高尔基反省错误的方式出场，过于强调高尔基的无产阶级专属意义，削弱了高尔基思想的科学精神和人文价值。以高尔基为范例论证中国革命需要，发动包括作家在内的一切民众参与、支持革命成为瞿秋白撰述的出发点、落脚点。除胡风等少数人强调高尔基文学“人学”价值，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众多评论者更多强调其歌颂人民、打击敌人的现实功用，并以此论调框定高尔基的文学观，高尔基被政治符号式拔高，其复杂性、丰富性几乎被抹煞，解读走向程式化、政治化。对于苏联将高尔基“样板”化、神圣化、体制化的做法，瞿秋白未谙其实质，或者视而未能说破。个中原因，固然包括接受视野、主体需求等，亦因众多原初文本尚未面世、相关问题难以澄清，情况比较复杂。 虽然高尔基与列宁、斯大林的关系有本质区别，前者建立在相对平等的基础上，后者被利用与利用关系色彩明显，但不论列宁赞赏与批评高尔基，还是斯大林神化与利用高尔基，都是政治领袖对文学的政治审视，要旨均是文学服务政治、革命，强调“一切作家都是政治家”、“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方式”、“我们的艺术家，在艺术的作品之中一点也不要害怕做政论家”等，政治标准远重于艺术价值，难以容忍高尔基“我是一个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惯于感情用事”、“毫无共产党人气味，却有浓厚的反共性质”、“反对政府的红色恐怖政策，严重干扰新生政权工作”(15)等观念与举动。反过来，高尔基同列宁、斯大林的交往，目的是尽可能保护文化、促进教育，尽管高尔基曾致信斯大林拥护农业集体化运动等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提醒他注意人身安全，但高尔基听说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开列书单，要把所有图书馆的《圣经》、《可兰经》、但丁和叔本华著作下架，立即宣布放弃苏联国籍，在他看来，“所有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是负不了多大责任的人”是理所当然的，双方不一样的关注焦点与判断逻辑，决定了他们关系的性质、程度、命运。瞿秋白所处时代，中国高尔基学处于不太学术化的“介绍、感想和影响”初级阶段，不可能如今日俄罗斯高尔基研究“更加注重考察高尔基与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进程及同时代作家的关系，与俄国革命及其领袖人物的关系，作家晚期思想的矛盾、变化及其在创作中的体现，以及作家的死亡之谜”(16)，当时的研究亟待走向深入，在此发展过程中难免产生偏差。 (三)注重文本丰富性 瞿秋白推崇高尔基文学作品与理论，其功能类似开放式文本，负荷丰富的指涉意义，关联、呼应瞿秋白的许多重要思想，为其核心理论建构提供话语支撑与思想资源，体现了瞿秋白高深的理论修养、独特的思想认识、强大的创新精神。 在市侩批判方面，瞿秋白的高尔基崇拜意蕴丰富。高尔基的市侩批判一显一隐地在瞿秋白身上发生作用。直接、表层作用是，瞿秋白指责这种非无产阶级立场，主张从个体性、自利性过渡到集体性、责任性，强调转变、进步；间接、深层作用是，在瞿秋白的心路历程中，由觉醒时“没落的士”之感叹，到早期旅俄时翻译《市侩颂》为《阿弥陀佛》，慨叹俄国文学中常见的“多余人”现象，体味自己为中国之“多余人”，“亦可批判并超越同时存在于己身的中国新资产阶级文化‘市侩主义’”(17)，再至后期受王明等排挤，转至上海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时重译《市侩颂》，“直视革命中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问题”，生命陨亡前，作《多余的话》感叹自己“士大夫意识”和“‘城市的波希美亚’的气质”之间的斗争、挣扎与分裂。瞿秋白想克服、却难以克服“市侩”气，处于政治家与文学家的身份旋涡中不能自拔，始终未能妥善处理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自为性与他向性，理想性与现实性，交织心灵、身体的焦虑与衰弱，不仅是贬损自身、放逐自我，亦体现了社会大变动时期的具体人性事实，外在理论与内在心性，启示他人与点拨自我，现实世界与精神体验，处于矛盾与纷争之中。高尔基亦是如此，被全面“体制化”前，在他看来，进步不仅可靠革命手段获得，亦能借助文化、宗教等方式达成，革命的进步性、血腥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之他区分了两种革命者，强调革命建设或破坏文化的双重可能，这些思考很富深度。然而，在高尔基生命中晚期，革命知识分子的这种批判与担忧却被苏联官方遮蔽、清除，经由利诱与监视、偶像打造与类型构建，高尔基不再发出批判之声，是忍让、退缩、麻木，还是尽力而为、委曲求全、心怒极而不敢言，抑或二者兼有？无论何种作答，均为人性常态，亦是高尔基反复声讨的“市侩”所为。革命是彻底的，与此相比，其他一切行为都过于“保守”，均是市侩作为，这本无足为奇，甚至无可厚非。 瞿秋白评述高尔基文学作品、归纳与判定其文学理论，与他翻译的高尔基文学作品之间存在某些不对应性，高尔基的为人与作品生动展现了人道主义等丰富内涵。“葛里基还预备亲自到伦敦巴黎去募捐”(18)，人道主义色彩浓烈；高尔基《劳动的汗》彰显了工人与社会主义者天然的相近关系，但艺术魅力还在于，用很短篇幅生动讲述了一个普通生活中的人道主义故事，令人倍感温馨、回味无穷；高尔基《时代的牺牲》反映了信仰与理智、真挚爱情与革命事业的矛盾，描述现象、展示困境远重于提供答案、解决问题。对此，既可将其视为瞿秋白主张文学的多维面向，也表明难以在高尔基这位“样板”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挑选绝对典范的基本事实与具体心态。联系苏联“把马克思主义阶级论运用于对高尔基精神的阐释中，使高尔基的作品和形象成为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形象说明”，诠释高尔基选择共产主义道路时，“苏联的知识分子学者强调他与人道主义的个性观念的联系，而联共(布)的文艺批评家则突出两者之间的决裂”，为此卢那察尔斯基甚至创作了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以这一艺术形象影射那些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和文学家，批判他们无立场的人道主义”，巧合的是，瞿秋白也翻译了这部作品，此间所蕴深意明显，阶级论与人道主义被对立起来，前者代表真理，后者被视为谬论。(19)文学是多维、丰富、具体的存在，往往赶不上文学理论的“先进性”、“抽象性”，高尔基的思想面向具有多维性，难以定于一尊。 注释： ①瞿秋白：《俄国文学史·八九十年代》，《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205—20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②瞿秋白：《高尔基创作选集·后记》，《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第3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③M.Р.泽齐娜，П.В.科尔曼，В.С.舒利金著，刘文飞、苏玲译，《俄罗斯文化史》，第258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④瞿秋白：《高尔基创作选集·马克西谟·高尔基四十年的文学事业》，《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第3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⑤卢那察尔斯基著，蒋路译：《论文学》，第29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⑥瞿秋白：《译论辑存·高尔基的文化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4卷，第3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⑦瞿秋白：《高尔基创作选集·马克西谟·高尔基四十年的文学事业》，《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第3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⑧瞿秋白：《文艺杂著(续辑)·关于高尔基的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2卷，第1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 ⑨瞿秋白：《文艺杂著·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⑩陈春生、张意薇：《高尔基：被现实化的新样板》，《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3期. (11)李伯钊：《回忆瞿秋白同志》，《忆秋白》，第32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赵品三：《秋白同志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忆秋白》，第3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陈建华：《二十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第143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 (13)瞿秋白：《高尔基论文选集·写在前面》，《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5卷，第3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4)傅修海：《瞿秋白“文腔革命”论的当下析解》，《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11年第2期. (15)瓦季姆·伊里奇·巴拉诺夫：《高尔基传》，第28—39页，俄罗斯阿格拉乌出版社，1996年. (16)汪介之：《当代俄罗斯高尔基研究的透视与思考》，《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 (17)白井澄世：《20世纪20年代瞿秋白之“市侩”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1期. (18)瞿秋白：《赤都心史·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1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19)李今：《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中的高尔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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