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文学与批评的并肩作战已成美好回忆，上世纪90年代面对文学的大范围先锋、现代派路数，批评先是被责或自责为失语，继而又被奚落为作家不看、读者不看的“剃头挑子一头热”——批评的全面西方文艺理论引进如火如荼，文学与批评的“兄弟联盟”渐渐解体，大有各忙各的互不相干之势。其实平心而论，上世纪90年代西方文艺理论的全面引进有其积极意义，西方文艺理论的科学阐述、系统完整、逻辑归纳和抽象演绎是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所缺乏的。如今我们习见的批评文本，都能驾轻就熟地运用几个西方文论的概念术语，甚至大有离了西方文论的一些基本的、使用频率很高的说法，就难以展开批评的状况。
但现在的状况是，一方面引进的理论有过剩之嫌，大量引进来的跟中国现实、文学实践关系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术语因其不接地气、文不对题开始渐渐淡出。西方文艺理论界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反抗理论、抵制理论、反省理论，后理论时代来临了。惯于引进、输入西方理论的中国理论界也便突然陷入理论的匮乏。另一方面，中国的批评界还有个有意思的现象，英美新批评派、结构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批评和文化研究等等各帮各派，都有自己在中国的忠实追随者，他们常常以各自的学统为正宗。知识是用来积累交融和转化生成的，不是用来相互排斥自立门户的，融合转化生成中国自己的新的文论系统始终是未完成的理论任务，人们最后也还得说中国自己的批评。
但中国要建构自己的宏大理论系统正遭遇尴尬：在资本主义叙事的冲击下，所谓后理论时代的来临，让任何系统理论的诞生都染上了堂吉诃德色彩。理性风潮被宣布早已过时，科学主义在思想视野中式微，感性、身体、日常倒成了美学关键词。理性在艺术中正被彻底的感性放逐，没有理性统辖的作品只能是一地鸡毛式的零散化；对身体的强调成了王道，奢谈精神变得可笑；人们活在似乎永不完结的当下，永恒成了与精神一样不切实际的宗教话语；反形而上学抵抗形而上学的战争即将大获全胜……削平深度，思想的、道德的深度都被平面化、游戏化和消费化，接下来，可想而知的是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都不再关心。
提出“理论之后”的伊格尔顿并没有提出放弃理论，他说，没有理论就没有反省的人生，他仍然相信并谈论客观性与真理，还为后理论时代理论的出路指点迷津。美国的大卫·辛普森和乔纳森·卡勒分别在1995年的《学术后现代和文学的统治》和2007年的《理论中的文学性》两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文学性由理论的对象演变成理论自身的特征，文学性正逐渐渗入和支配理论的书写。理论本身是一种叙事，文论也应叙事，而文论的叙事应有还原事物本来面貌之义的复杂性思维，理论的清晰与简明相对于意涵丰富的真实世界显得捉襟见肘，而以解码为特征的文化理论对文学艺术的丰富意义也有僭夺之势。因此，个体与个案的参与、情境与理论并存，成为后理论时代的逻辑必然。
西方之所以会有理论的文学性转向，是自柏拉图时起就有的诗与哲学之争，非理性转向发展出观审、直觉、诗思等现代思路，为诗与哲学地位关系的扭转指明了方向。解构主义文论家发现，在哲学文本中不可避免地使用到文学性隐喻，文学性的话语方式正在并且还将进一步统治后现代社会中人文社科学术研究，后现代学术著作频频使用文学方式，如讲故事的方法在人类学、社会学与文化批评中广泛使用，尤其是在历史学中，颇负盛名的《万历十五年》就是运用文学手法写作的历史文本，在书中，作者对各种细节的叙述非常文学化，熟练运用介于真实与想象之间的文学思维，使历史的距离感得以淡化，历史人物有如活的一样有血有肉。其实这样的写法对中国人并不陌生，放在中国语境下未见得有多大的革命性。中国的《史记》，就有“无韵之离骚”之称，它的纪传体体例，以故事、散文的形式写史，这跟中国人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有关，理性与感性从未像西方那样截然对立过。
在这样众说纷纭、多元交错的语境下，中国的文学批评又该如何建构自己的话语系统呢？
显然，不顾语境的变化一意孤行已是不可能，当前文艺批评只有融合一切已知的西方文论中可为己用的部分，与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有机结合，生成自己的现代文论、实现中国文论的自主造血、找到中国文论自己的问题领域。
这其中，值得中国文论借鉴和融合的仍然还应有西方文学理论的科学性。尽管西方文论开始一派反理性风潮，那却是从他们文化根柢出发的一种危机求变逻辑。就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化而言，科学性道路也许还远远没有走完，直接绕过去也会走向后理论的泥淖，恐怕并不适合中国自身文论的建设。因为中国文论并没有完成完整系统的理论建设，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文本形式基本上从未有体系化、逻辑化和完整化的理论著作，主要以语录、对话、信简、序跋、札记、笔记、诗话、词话、曲话、点评、注解、传注的形式零散存在。就算最体系化的《文心雕龙》，严格说来，也还是对文学创作的体验式感悟，以象喻和比兴的传统手法作为言说方式，将文体比作人体。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也以直觉感悟、即兴印象为主，以对作品的剖情析采为目的，缺少条分缕析、层层深入、演绎归纳的逻辑分析，缺乏理论思辨，文学基本原理的表述也并不以完整化为目的，不追求科学系统的理论框架。与现代型知识体系的科学性追求相距甚远，因此，中国文论的现代型知识体系转换以及完整建构仍然是未完成的理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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