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批评是文艺批评中一个重要的传统。一般认为最有影响的是五种批评模式：伦理批评模式、心理批评模式、社会批评(或者说社会历史批评)模式、形式主义批评和原型批评。除此之外，还有所谓印象主义批评、文化学批评、文体学批评、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解构批评、读者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等等。而在这些批评流派中，伦理批评无疑是历史最悠久的。伦理批评的实质如同批评流派的纷繁一样，也众说不一。简单地说，伦理批评是以作品为纽带，考察作者与作品、作品与社会、作品内部等的伦理内涵、道德效果、道德境界的文学研究活动。
但是，在我国的文艺批评实践中，伦理批评一直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压力并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造成伦理批评备受攻击的原因之一，是我们的文艺实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把伦理批评庸俗化、机械化，极大损害了伦理批评的声誉和形象，直接导致在新时期后的文学艺术发展中，批评界对伦理批评三缄其口。伦理批评在批评活动中一度销声匿迹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近几十年来文艺思潮的兴起与活跃。在伦理批评模式之后，西方文艺理论在超越古典主义批评传统的过程中不断涌现新思潮新流派，现代主义批评以表现主义、象征主义和唯美主义为先导，以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为主体，开始占领批评阵地。文学批评的中心从内容转移到形式和技巧、语言。由此，传统的伦理批评自动退出了批评舞台的中心位置。
当然，文艺批评模式的转换也有批评活动自身的规律的作用和影响。文学批评理论是一个历史的知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新的批评模式与旧的模式是多元并存的关系。各种批评模式在解释文艺现象时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合理性，并且存在必然的竞争与比较，批评家可以根据趣味和客观对象的要求选择批评模式，但试图以一种模式取代其他模式完美解释文艺现象是非历史的观点。在当代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主要是市场经济条件。
从近20年的文学变革看，文学创作界在对过去政治叙事、革命叙事中政治伦理价值至上的倾向矫正的同时，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完全排斥对文学的道德评价。新时期文学大多数还是着重于形式上的探索，比如叙述方式、叙事技巧、语言风格、文本结构等等，追求文本形式上的审美价值。这些借鉴和探索无疑对拓宽我们的审美视野、丰富我们的审美生活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种创作导向的基本特征是颠覆中国汉语文学的传统审美习惯，远离时代社会生活、疏离人民熟悉的生活和情感经验，也就是说文学成了作家个人游戏娱乐的方式，而不是要对大多数读者提供精神产品。随着市场经济规则从单纯的经济领域越来越广泛地深入到文化领域，文学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以女人、欲望、身体为诉求对象的“下半身写作”、“美女写作”、“身体写作”；以“酒店与酒吧”、“别墅与汽车”、“金钱与权力”、“美女与时尚”为诉求对象的消费主义写作、享乐主义写作；以“嗨曲”、“摇头丸”、“酷爽晕”、“郁闷”、“一夜情”、“网恋”等为符号的“青春写作”、“情色写作”等等，已经发展到充斥整个出版和阅读市场。这些作品诉诸大众的浅层欲望，以满足大众的窥探心理而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些作品不仅解构了文学的价值与意义，而且对整个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人生观都起着不可低估的销蚀作用。在这一创作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中，伦理批评的缺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伦理批评视野下，当下文化毋庸置疑存在着一些不尽人意的现象。在当下最有代表性、最突出的现象是，消费文化以及在消费主义影响下产生的文学商业化、时尚化、娱乐化现象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消费文化是20世纪后半叶出现在欧美社会的物质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消费构成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在消费社会里，生活中的一切都成了消费品。消费文化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扩张，生产扩张的结果是闲暇和消费活动的增长。资本主义文化研究中的消费主义，其实就是已然承载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方式的消费价值取向。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
消费主义观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渗透到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过程。接踵而至的是主流文化、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或者悄然退出、或者被挤出了文化市场的主导位置。通俗文化、快餐文化、情色文化、时尚文化等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文化市场，张扬欲望和享乐、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创造、风格、艺术被策划、工艺、操作所代替，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大众文化的时代”，它意味着“中国主流文化开始酝酿着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即从政治、启蒙文化向娱乐文化的转变。
从伦理批评的角度来看，消费主义对文化的一个突出影响是抹平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高雅与通俗、价值与娱乐之间的界限。为消费文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通俗文化辩护的学者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这种文化是文化民主的反映，是对精英知识分子话语霸权的一种反拨。“在一种受到严格限定的社会等级制中，文化标准和鉴赏力仲裁的产生与保护，都要由精英知识分子们来进行”，而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使民众能够“获得一种大众文化、不依赖知识分子们对这种文化的鉴赏和对它的乐趣进行界定”的文化。因此，通俗文化对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等都是怀疑和否定的，因为其判断标准是精英知识分子制定的，而不是大众的价值观的反映。在我国当下的文化界，一批人对鲁迅等现代作家的否定、一些文学娱乐现象的出现以及对现代诗歌终结的狂妄宣言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对上述通俗文化理论的一种创作上的印证。这一现象中暗含的是文学、文艺如何面对大众，文艺的价值和意义究竟如何体现批评伦理意味的问题。
因此，无论是从当下复杂环境中繁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文学的健康发展、文学良好生态的建立等角度来看，伦理批评都不应该遮遮掩掩或是无所作为，而是应该理直气壮、科学理性地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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