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国际理论热潮的退去和所谓“后理论”时代的来临，中国文艺理论也进入了理论低潮期。跟着国际理论的大趋势“来到‘后理论’，似乎意味着从文化研究和后现代主义控制的时代走出来”，可是，走出来之后呢？人们发现，文艺理论有点像出走之后的娜拉，不知道何去何从了，其突出的症候是理论热点和问题少、理论的社会反响和影响力小、理论研究出现大量的重复性生产和空泛化趋势。
理论“凋零”局面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解决起来的困难也是巨大的。解决这一学科重大问题的前提是深入分析当下理论凋敝的症结所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危机早已潜伏，当前泡沫已被戳破，危机的突显其实也意味着新的生机拐点的来临。
一、现代化陷阱中的创新焦虑。中国的文学理论需要创新和突破，尤其是在西方文论强势话语的压力之下，如何创造中国气派的文学理论是近代以来几代学人的内在焦虑。有学者开玩笑说是学者们被“创新这条狗追着跑”。但是，面对强烈的创新焦虑，人们却并没有真正找到自主创新之路，反而走向了某种意义上的歧途。
一方面，如同改革开放拿市场换技术一样，以理论引进代替学术自主创新。百年来现代中国文论一直纠缠在东方/西方、传统/现代、政治/审美这样的二元冲突结构中，并且常常以西方、现代、审美作为新的先进理论的代表。改革开放以来，无疑是西方审美主义文论占据了主导话语，整体的发展路向自然沿着西方现代文论的演变路径运动，因而当国际理论退潮或者说当一段时间的输入性繁荣结束之后，便失去了方向感，变得不知所措了。这种判断丝毫不是忽视近30多年来西方翻译文论对我国当代文论建设所提供的从观念到方法，从知识谱系认知图式到概念范畴体系方面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实事求是地说，这种贡献本身还是属于“输血”，而不是“造血”。一旦“输血”机制出了问题，我国当代文论有机体自然就会出现病症，因为作为血源的当代西方文论也已经无血可输。近30年，被作为新潮文论输入我国的，可不是西方同步的近30年的理论，而是自启蒙主义以来，尤其是康德美学以降的近二三百年的现代性文艺思想，当然，这其中二战后的新思想、新理论更受关注。经过饕餮式的接受、吸收之后，西方如何还能做到“为有源头活水来”？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文论进入了现代化的陷阱之中，拿创新当做终极使命，整个学科不重视经典理论文本的细读和研究，忙于提出理论观点和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所谓“打通中西马”，变成了“吹破古今牛”，真正努力去做基础积累的人很少，多是贪图短平快，大量的研究生培养都是如此，找一个有点影响的西方学者的一点思想写篇文章写本书就是成果，这种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显得繁荣，但却是表面的，不可持续的。人文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不可能以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创新来要求自己，它的创新不能演变为对新观念、新方法、新结论的追崇。孔子“述而不作”，恰恰是在“述”的过程中阐释出了新的意涵，是“接着讲”，而不是以所谓“逆向思维”，提出与众不同的看法。目前的文学理论研究并不缺少“新见”，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么多的论文都是在陈述自己的新见，甚至到了比拼“看法”与“说法”的程度。大家各执一端，谁也说服不了谁，人们寻找观念之间的差异，习惯于以一种命题否定另一种命题。而这每一种看法都能以大量的经验事实即“观点+例子”来证明本命题并对其他命题证伪。因而根本谈不上“接着讲”，谈不上知识的累积性发展与进步。“理论界无理论”！并且，多年来文学理论界缺乏良好的理论生态和理论成长的良性机制，缺乏民主和谐的“理论共同体”的存在，基本上很少允许和鼓励学术共同体内部坦诚的学术批评、质疑与对话。这样的结果便是各说各的，各行其是。认为每个人的言说都同样有价值、有道理，那是无赖撒泼，市井争吵。价值的多元与平等只会造成“有对话而无问题无真理”的状态，话是说了许多，其实等于没说。
在这种意义上，文论界可能应该多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界学习，回到中外文论经典，注重基础性经典文本的重读，注重在“述”经典理论文本的基础上出新意。综观新时期以来，大浪淘沙之后所留下的国内理论研究比较优秀的著述，基本上都是对经典文本的重读之作或基于经典文本的研究之作。
二、无自身历史厚度的理论之痛。新时期以来文论的一个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就是不重视中国自己的文论及其历史研究，在“告别革命”之后，很大程度上割断了与现代革命文论的历史联系，最鲜明的表现就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去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逐渐式微。但是，中国的现实却不是如理论那样想告别过去即可告别的，而是一条无法阻断的河流。因此，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却能够真正把握中国的现代历史和现实的文化文艺问题，这是很难想象的。
现实的中国有无自己的理论问题？问题不可能不存在。但是，美国、德国、法国的理论家怎么可能帮忙发现和解决呢？别人没有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便自认为没有问题了？我国学界关于百年现代文论的研究著作真正好的有几本？这恐怕足够学界感到汗颜的了。没有对自己历史的深刻关怀，缺乏时代的问题性，怎么可能触及到中国现实的真正问题，怎么可能有“中国问题”的发见呢？毋庸置疑，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都是“执著于自身的历史”，而我们研究了许多舶来的输入性的问题，我们又能得出不同于西方的什么见解呢？既然问题是西方的、理论是西方的，那么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不成其为问题，但是，当西方理论遇到发展瓶颈的时候，当中国国力日盛，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消费别人的理论和问题的时候，当需要我们的理论来关心我们自身现实的时候，这个难题就出来了，从而就显露出理论界的薄弱和颓势。
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近百年文学和文论的历史发展，从中发现文艺理论的“中国问题”，形成文艺理论的“中国命题”，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虽然说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本身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适性，但是这种普遍性问题的表述只是一种概括性统称，并非表明每一种具体的理论思想或流派都只关注这些普遍性问题。具体理论的生成仍然离不开对本土文学经验、文学传统的归纳和提炼。百年来中国文论无论存在怎样的多元话语杂糅、众声喧哗的困境与尴尬，但这一丰富的理论现实所应对的恰恰是波澜壮阔的中国社会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现实和波谲云诡的文学实践，其本身是对现实社会文化和文学进行认真思考的产物，它提出了很多富有时代性、本土性的理论命题。这里，现当代文论发展中鲜活的经验和痛苦的历程本身也是一笔丰厚的资源，成为当代文论进一步发展的肥沃土壤和现实出发点。也只有立足于这个现实，我们才能提出在西方也许并不存在，或者西方讲不出来而我们却必须面对，或者只有我们才能讲出来的问题，或可称之为文论发展中的“中国经验”。现实需要我们集中于现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过程中形成的“中国问题”，并反思变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中国经验”，构造真正的“中国表述”。
三、无问题意识的空疏宏论。国内学界空疏研究成风，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研究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对文论界的学风和文风形成不好的影响。现在的学术会议很少研究具体的问题，“全球化时代文艺理论的未来”、“后理论时代中国文论的历史走向”等题目、很大，不能说不是问题，但不是根本问题、主要问题，因为谁都不可能讲清楚，也都不可能解决掉。路是走出来的，只有历史才能衍生出新的路径，规划得再好的道路也要经历现实的变迁，路终究不是想出来的。看看现在的文论文章，标题上大都充满展望、未来、纲要、走向、走势等等，这些大的研究不可少，但是大而化之的研究一旦成了风气，理论必然缺乏根基。理论界确乎需要改变一下风气，少搞一点劳民伤财的、漫无目的的各种学会和年会，各种巫师算卦一样的关于理论走势一类的国际或国内研讨会，少一些拉帮结派、画地为牢的抱残守缺，多一些实实在在的基本问题研究，多一些理论共同体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争鸣和探讨。
从这种意义上说，理论界需要多在文艺理论基本问题上下气力，力争通过基本问题的突破带动整体理论的发展。并且应该看到，这些基本问题直接构成文学理论的学科存在，是学科系统的基点和发展的增长极，自然也应是学界共同的问题域。一门学科一定有一系列独特的、有价值的问题，即使是对同一个事物，不同学科也会提出不同的问题，做出不同的解答。因此，根据学科研究的独特问题甚至可以确定学科相对独立的性质，学科基本问题与学科的自性存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而缺乏学科的基本问题构架，缺乏对这些基本问题的推进性研究，整个学科表面看来是自由研究，其实根本不接地气，处于一种不着边际、无所依傍的飘零状态，这恰恰就是我国文学理论学科饱受诟病的重要方面。
四、无思想深度的话语狂欢。文艺理论与时代的风云变化息息相关，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文艺理论如同任何真正的哲学一样，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具有强烈的时代意识。因此，文艺理论既是时代精神的理性的总结和升华，同时也是认识世界、变革时代的批判武器。文艺理论就是要努力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始终站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去思考和认识自己时代的特殊本质。曾几何时，文学理论和批评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具有旗帜引领作用的学科，是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排头兵，为社会和文学文化的发展、人的解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充满了“解放的旨趣”。但是，最近一些年来，文学理论越来越学问化、知识化，囿于知识化的学科范围，缺乏深广的社会视野，缺乏思想的深度，不能从社会发展的宏观格局中考察文艺和文化，大多演化为一些技术性的操练，除了一堆吓人的专业术语和名词的狂轰滥炸之外，根本不能为社会提供什么东西，这是理论衰落的致命伤。当年理论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国思想界最前沿问题的学科化表达，而现在的研究变成了拿学位、评教授的所谓专业学术，写出来的东西也没有人看，写与不写差别不大。
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我们不能对时代作壁上观或在象牙塔中闭门造车，需要介入性的文论研究，要以自己学科的方式和优势，多介入当下生活，多关注现实中国的问题是什么、百姓关注的重心在哪里，譬如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的问题，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文学认同问题，消费社会的个人权利的问题，两极化中国社会文化文学消费权利的问题，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当代价值体系的重建的问题，等等。只有恢复理论与现实生活的有机关系，理论才能获得自己的生机与活力，只有实现对理论的思想救赎，使其重新为社会及其文化文艺的发展提供新鲜的思想血液，中国当代文论的成长才能真正将根须扎在肥沃而真实的土壤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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