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家”说起
我是1938年的秋天到延安的，第二天便见到一个早几天来到延安的在广州认识的一个朋友，说话之间，他便告诉我，延安前不久文化界还在议论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的问题。说是有一种意见，中国是有过不少伟大的革命斗争，但要进入文学创作，是需要经过长时间的沉淀、酝酿才有可能，但毛泽东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说：大革命(指1924—1927年的中国国内战争)过去已经十年了，为什么还没有人写出表现这个伟大的革命斗争的作品？难道沉淀、酝酿了十年还不够？
直到过了半个世纪以后，我看到了1938年4月28日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这次讲话，正是他对“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及中国怎样才能产生伟大作品的看法。当时延安只有速记，记得不全，而且未必都很准确，是可以想见的，我的朋友告诉我的那些内容，这个讲话的记录文本就没有，但也可能是在另外的场合说的。讲话当时没有公开在报刊上发，从现在公布的文本看，恐怕也未经毛泽东本人过目、修改、订正。但我认为，它的基本精神，是符合毛泽东的文化艺术思想的一贯精神的。
毛泽东说：“鲁迅艺术学院，要造就有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经验、良好的艺术技巧的一派艺术工作者。”毛泽东对他提出的这三个方面有自己的看法，对于“远大的理想”，他是这样说的：“不但要抗日，还要在抗日过程中为建立新的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努力，不但要为民主共和国，还要有实现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理想，没有这种伟大理想，是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的。”
鲁迅艺术学院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个比较正规的培养革命艺术工作者的高等学校，毛泽东去讲话时还成立不久，当时中国正在进行抗日的民族民主革命战争，毛泽东便把抗日战争和民主革命的任务联系起来，而且和未来为实现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联系起来。这首先就是毛泽东的伟大理想，毛泽东当时就用这个伟大理想的实现寄希望于年轻的学子，尽管当时人们还意想不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所走过的道路是这样艰难曲折，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多的艰难曲折，但正因为这样，毛泽东这个伟大理想在今天是更加吸引人、更加激动人心的。
毛泽东在这个并不长的讲话里，对“丰富的生活”问题，讲得最多，也更具有他人所熟悉的特殊的风格。他把当时的青年艺术学子比作大观园的人物：“你们的大观园是全中国，你们这些青年艺术工作者，个个都是大观园中的贾宝玉或林黛玉，要切实地在这个大观园中生活一番，考察一番，单单采取新闻记者的方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的工作带有过路人的特点。俗语说，‘走马看花不如驻马看花，驻马看花不如下马看花。’我希望你们要下马看花。”
这里说的，也就是希望艺术学子要扩大视野，深入生活，这和后来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现在是连主要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家也主要聚居在大城市，这和毛泽东认为“不行”的作法，是否有些相近，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作法是否还有差距，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作品，只是在作家和生活的关系的问题上，也是可以找到合理的解释的。
关于艺术技巧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和远大的理想、丰富的生活同样重要。其实，对一个艺术家在艺术上的要求，还不只是技巧，首先还要有充分发展的艺术地掌握生活的能力，也就是形象思维的能力，这也和艺术技巧一样，主要是靠多接近多钻研优秀的艺术作品和多从事艺术实践取得的。毛泽东认为“中国近年来所以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自有其客观的社会的原因，但从作家方面说，也是因为能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太少了，……这三个条件，缺少任何一个便不能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毛泽东70年前对当时的青年艺术学子提出的三大要求，就像对我们今天的艺术学子以至作家艺术家说的一样，一点也没有过时。它是不会过时的。因为这三大要求今天是，明天也是产生无愧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时代的伟大作品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的继续。从1938年到1942年，中国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不少新的变化，也有不少新的经验，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
我们也可看到，毛泽东为什么在他的《讲话》里特别提出，特别重视作家艺术家的思想改造和思想建设的问题呢？为什么着重从理论上解决政治和艺术，生活和艺术的关系问题呢？大家知道，毛泽东在这个时期，在另外的地方，对文化艺术传统的继承和创新的问题也提出“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这又是为什么呢？应该认为，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思考，说到底，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为了中国产生无愧于我们的民族和我们的时代的伟大作品。
伟大的理想
人们需要什么条件经过什么道路，才能到达共产主义是一门科学，这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我们也需要有这方面的知识，但除此之外，马克思恩格斯也从人的本质的哲学观点，论证私有制，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和人的本质相对立的，是由于异化劳动使人的本质异化的。他们从他们的人道主义观点来论证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他们这方面的思想特别能够激发人们的道德感情，也更能加深和巩固我们对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说到，自然界经过长期复杂的发展，“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达到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
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能够和狭义的动物区别开来，是因为人不依赖于自然的恩赐，人能够依靠劳动对自然进行加工和改造。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早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里就说过：人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时候的马克思已经是一个共产主义者。
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和人的本性是不相容的，尽管它的产生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也曾经在人类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恩格斯都把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压迫制度的最后一种形式即资本主义看作是真正人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开始。
马克思说：“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恩格斯也和马克思有同样的看法，他在《自然辩证法·导言》里说“只有一种能够有计划地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象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
关于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同自然和社会争自由的斗争和前进方向，还有什么人能够比马克思、恩格斯看得更透彻的呢？只有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怀抱着人类解放的理想的人，才能这样的高瞻远瞩。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不是会使我们的思想豁然开朗，使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景，加深我们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信念么？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是1920年在一个俄国青年团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我看了也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是他说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这个思想，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这个论断使我们对无产阶级文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有了确切的了解。这里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也就是指马克思的学说，而科学的共产主义是以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作基础的。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它的历史地位的认识，也必然加深、巩固我们对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信念。
列宁认为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到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是螺旋式的向上发展的一个个“圆圈”，列宁列举了这样几个历史时代的一些有代表性的哲学家：
古代：从德谟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列宁对这几个从古代到近代几个“圆圈”的几个哲学家的相互关系，我这个缺少完备的西方哲学史知识的人，对近代这个“圆圈”还能看出点眉目，因为对这里面的哲学家还知道一些，对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代的，我简直摸不着头脑。
但1988年1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列著作选读·哲学》对列宁这个思想有这样的一条注释：
这里列宁用列举的方法，划出哲学史上的一些圆圈以说明哲学思想发展与整个人类的认识过程一样，是遵循螺旋式上升的轨道前进的。
古代的圆圈：不是以时间的先后为序，而是以思想发展的逻辑为序。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被柏拉图的包含若干辩证法思想的唯心主义所否定；而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由于在古代的条件下对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作了初步的尝试，就又否定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在更高的基础上又回到了原来的出发点，完成了螺旋运动的一个周期。
近代的圆圈：无神论者霍尔巴赫的唯物主义被贝克莱、休谟、康德等人的主观唯心主义与不可知论所否定；而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又否定了贝克莱等人的思想，达到了圆圈的更高阶段。另一个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被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所否定；马克思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内核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克服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缺憾，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我自己，如果有足够的西方哲学史的知识，是会加深对列宁对这个问题的独到的见解的认识。但就现在，我也感觉得到列宁思想的深邃，而它的精神实质又是鲜明的，不难理解的。在这里，再清楚不过地使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经常可以接触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不仅仅取决于马克思恩格斯个人的天才。恩格斯就曾经指出，德国工人狄慈根，不依赖马克思，甚至不依赖黑格尔，便到达了辩证唯物主义。(尽管他的思想存在着不足和缺憾)但狄慈根的出现，毕竟说明了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时机已经成熟。
正如认识到背离人类的本性的私有制终究要被废除，共产主义必然终归代替资本主义，会使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光明的前景增强信心一样，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产生，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普通规律的产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历史的选择。
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它和《共产党宣言》、《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起，是我和几个有追求真理的热情的友人喜爱的读物。我们从这里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知识，恩格斯使我们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它使“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毛泽东对恩格斯这个思想，作出更现实的解释，下面这段精彩异常的言论，是他在周恩来第三届全国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上所加的：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人，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恩格斯说，“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毛泽东继承了恩格斯的思想，但表述得更准确，更具体化了。从私有制向共产主义转变无疑是一种飞跃，但按毛泽东的看法，在这之前是一个不断的量变和部分的质变的过程，人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变化，并不是只是一次完成，共产主义社会是世世代代劳动人民向自然向社会争自由的结果。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贡献。
人类的历史，过去经历过许许多多艰难险阻，有过进一步退两步。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蜕变，是人类历史的大悲剧，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谷，人类社会还会遭遇各种艰难险阻，还免不了进一步退两步，劳动人民还会经受种种苦难。但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这个规律是不会改变的，人类的伟大理想是终究会实现的。
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它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
过去我们一直把毛泽东文艺思想看作是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路线的体现，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很少有人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上来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意义，很少有人论及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整个马克思文艺理论宝库中应有的地位，周扬同志是《讲话》发表后不久，第一个把毛泽东的《讲话》的及有关的毛泽东的言论，提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高度来进行分析、论证的。他在1944年编辑出版附有长篇序言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是把毛泽东文艺方面的言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普列汉诺夫、高尔基、鲁迅共八大家一起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典”，这在当时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创举。
毛泽东自己也说过：“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在文艺问题上也和在其他领域上一样，有他无可置疑的独创性，例如，关于艺术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问题，关于文艺和生活关系的问题，关于艺术方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问题，关于艺术的民族形式的问题，都有自己独到之见，但同时又都有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渊源的。因此，要深入完整地理解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就不能没有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的准备。
周扬传播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功不可没。但现在回过头来看，他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的关系以及它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地位的估计还不是很全面、充分的。
毛泽东是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进行理论活动的，他的创造性，正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例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这部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纲领性的著作里，对文化问题的性质便开宗明义地说：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以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以基本观点。
正是这段应该说是创造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论的论述没有受到周扬的注意，或者没有受到他的重视。在他编选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第一辑，定名为“意识形态的文艺”，着重入选的是现在大家都熟知的有关这个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的言论，毛泽东的只有他在《新民主主义论》里直接论述中国文化问题的言论。在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本来就是明确的。他们都认定经济基础决定整个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政治上层建筑和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马克思、恩格斯当然也深知政治不能不反映到意识形态上面来，但他们还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把政治在经济基础上对文化是一种被反映和反映的关系作为一个普遍规律提出来，毛泽东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特点的反映。
正是在这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阶级斗争更加频繁，更加激烈了，这是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不能相比的。无论哪个阶级，哪个政治派别，它的文化思想和实践与政治的联系，更加明显，更加密切，这也是必然的。
正是在这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使人看到一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由于阶级斗争的推动作用，革命文化的发展却走在经济先进的国家的前面。中国正是这样的国家，这并不是有人所说的，毛泽东“瓦解”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教条”，这倒是“瓦解”了这类论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的庸俗经济决定论的曲解或误解。
就中国来说，近代以来，直到全国解放以前，中国经济发展，比日本落后，比印度也落后，却产生了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鲁迅这样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他们都是世界性的，在东方是站在最高峰的人物，这是什么原因呢？
自从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于争夺殖民地和争夺势力范围，中国便成了西方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东方矛盾的集合点，中国内部各派的反动势力也纷纷开门揖盗，成了不同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内外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的力量是异常强大的，而人民的力量还很小，这就决定了如毛泽东所说的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残酷性。艰巨而又伟大的斗争产生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人物。正是中国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催生了毛泽东和鲁迅这样的巨人。
任何历史人物的出现都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和具体人物主观条件的遇合，是主客观条件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尽管中国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一些东方国家是落后的，但在中国本身，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毕竟比过去有了较大的发展，这正是帝国主义侵略打破了中国的万里长城以后，对中国的商品输出，破坏了中国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这就成了中国资本发展有利的条件。帝国主义成了中国的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中国“五四”时期，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世界大战而暂时无暇东顾，这就使中国经济发展得到一个有利的机会，这也是现代中国五四时期文化繁荣的物质根源。
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学说，并没有“瓦解”，而是毫无例外地证实了这个学说的真理性。这就是说，现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状况，经济的最后决定权也并未消失。
自然，毛泽东、鲁迅这样的伟大历史人物的产生，还不只是取决于政治、经济的条件，中国有自己深厚的民族文化的传统也是一个重要的条件。至于个人的条件，那么，毛泽东、鲁迅不只是天才，而且他们都是中国过去深厚的民族传统的伟大的继承者。不正是所有这些主客观条件综合起来，造就了我们民族和人民的伟大的历史人物么？
政治和文艺的关系，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文艺问题的中心点政治和文艺关系的问题，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时代的文学艺术问题的一个中心点。列宁1905年发表的《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便着重指出在这个战争和革命的时代，文化艺术不可避免地都有鲜明的党派性，无产阶级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的事业的一个部分，就像一部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自己也声明，比喻总是蹩脚的，这个比喻不外说明无产阶级文学和无产阶级整个事业的关系是部分和整体的关系，这当然是合理的。1925年俄共中央文学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对文学问题有极大的争论，鲁迅从他们的会议记录便敏锐地觉察到争论的中心问题就是政治和文艺的关系问题，这个争论的过程，鲁迅归纳成各不相让的两派，他在《〈奔流〉编校后记》谈到这个问题时说：“一派偏重文艺，如瓦浪斯基等，一派偏重阶级，是‘那巴斯图’的人们。”这实际上就是指明争论的是政治和文艺关系的问题，而且鲁迅看到了这个问题对于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执政党为了正确地领导文艺工作，是必须解决，无法回避的，“因为那问题的成立，几乎是并非提出而是袭来，不在将来而在当面”，特别重要的是，当时鲁迅已经认为政治和文艺的关系有它的复杂性，所以他说：“文艺应否受党的严紧的指导的问题，我们且不问，我觉得耐人寻味的，是在‘那巴斯图’派因怕主义变质而主严托罗兹基因文艺不能孤生而主宽的问题。”这里隐含着鲁迅对当时在政治和文艺关系“左”的和右的倾向都保持着存疑的态度。
这次俄共中央的会议以后，不久，俄共中央便发布了一个《关于党在文艺方向的政策》的决议。决议明确地肯定党在文艺方面应有的领导权，肯定要支持，要发展工人农民的文艺，同时对“同路人”作家要进行阶级分析，要重视他们在艺术上的专长，只要不是反苏维埃的都需要采取团结帮助的态度。决议提到，对于共产党员，“要用一切手段防止他们中间摆共产党员架子这种最有害的现象的出现”，“以一切方法与那些对旧文化遗产和文艺专家的轻率和蔑视的态度作斗争”，这显然主要是针对“拉普”的；“同样地，过低地估计无产阶级作家的思想领导权而斗争的重要性的立场，也是应该斥责的。”这显然主要是针对托洛斯基的。决议接着把这个问题归结起来说：“一方面反对投降，另一方面反对摆共产党员架子，这应当是党的口号”。
这个决议可说是十月革命以后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政权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经验的总结，这里遇到和解决的许多问题，都是革命前没有出现过的，特别是鲁迅也觉察到的政治和文艺关系的论争，这个决议可说作了客观的公允的结论，为以后解决苏联的文艺问题树立了一个标准。
马克思主义和党的领导是必须坚持的，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方向是不能改变的，但是需要找到这样一种方法，它既符合党对文艺的要求又能团聚广大作家的力量，为多数作家所接受的方法，经过苏联作家们持续几年的讨论，最后由斯大林、高尔基和文艺界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商议，并且得到1934年召开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通过，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苏联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基本方法。
1934年的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章程是这样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过程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这里，是对十月革命后苏联革命文学经验的概括和对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任务的表述是十分准确的。它解决苏联文学的现实问题时正体现着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和艺术的特殊的统一。
这里，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是，为什么要求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结合起来呢？”难道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生活不已经是起到对人民改造和教育的作用么？在我看来，章程的这个提法正体现出当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创始人是估计到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问题的复杂性，他们一方面充分估计到艺术真实描写生活的改造和教育作用，但也不会看不到，并不是每一个能够“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生活”的作家都具备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只有具备社会主义思想的作家才能真实地历史具体地描写生活，这个道理难道不是恩格斯早就说过，早就被他对巴尔扎克的创作揭示得十分清楚吗？过去曾经有人说巴尔扎克是一个共产主义者，这当然是胡论，但如果说从巴尔扎克在艺术上的实际表现，他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暴露甚至会使人联想到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也并非没有可能，但怎么能忘记巴尔扎克也达到很大程度的“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生活”是和他的强固的保皇思想同在的呢？在苏联确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时候，苏联不只有社会主义作家，还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也就是“同路人”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怀疑、能否定社会主义文学要求艺术的现实主义和社会精神相结合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呢？
可是，曾几何时，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出了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也逐渐泛滥，作家协会章程关于“社会主义精神”的要求被删除，这是苏联文学领导走向修正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
毛泽东论政治和文艺的关系
如前所述，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特点，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毛泽东特别重视政治的主导作用，在他的《讲话》这部著作里，政治和文艺的关系问题，占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的经验和中国的经验，对政治和文艺的关系作出了完整的理论概括，这就是他作为文艺批评的标准提出来的：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同时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但正是在政治和文艺，第一位和第二位这个摆法是否合理是一直有不同的看法的。在改革开放以前很少有人公开直接提出，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近十多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被排斥，被歪曲，被丑化，被边缘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而政治和文艺这个问题，又特别不会被放过，有人甚至认为《讲话》受到“拉普”的影响，很可能也是指政治和文艺关系这个问题而言的。
对毛泽东的文艺批评的标准，我认为这样去理解才是合理的：政治和艺术这对矛盾，一般地说，政治是主要的矛盾方面，艺术是次要的矛盾方面，政治是占主导地位的，但艺术是基础；在艺术创作，政治和艺术，无论哪一方都不能离开另一方单独存在，只有从对立的统一中把握它的对立面，才是合理的。政治和文艺，有着相互作用，互相依存，互为条件的关系。
马克思说：艺术是意识形态的形式，这种形式应该理解为内容的形式，也就是列宁在《哲学笔记》里所说的，“形式是具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可以打一个比喻，这里所说的形式并不像北京的大三元和稻香村的月饼的包装一样，无论它的花怎么变换，月饼还是那个月饼，这种形式只能说是外表的形式，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形式，不是一回事。
另一方面，内容又是形式的内容。在政治和艺术，政治离开了艺术，就失掉了立足的余地。政治只有通过艺术的形式才能实现。这就是毛泽东为什么说：“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怎么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都知道，别林斯基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的同时代人有把他叫作“狂暴的维莎里昂”，他的有名的批评果戈里的书信，列宁认为是反映俄国农奴的情绪的，谁也不会认为他会有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但他在《亚历山大·普希金作品集》这部包括着他思想最成熟的部分的长篇论文里说过：“诗歌，首先必须是诗歌”，而且一再重复申说这个思想“毫无诗意的作品一切方面都是毫不生效的”。
鲁迅在肯定文艺的阶级性同时，有过人们并不生疏的意见：“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
我认为，鲁迅在这里的“潜台词”就是：文艺首先必须是文艺。
问题正在于，我们过去的革命文艺运动，如果就其缺点和失误来说，主要就在于，在肯定在强调文艺的政治倾向性，文艺的意识形态的普遍性的时候，却往往忽视、无视文艺的特殊性，不承认文艺首先必须是文艺，不理解，或者未能很好地理解，诗也好，文艺的其他作品也好，如果没有艺术的真和美，如果不首先是诗，那的确是一切都谈不上的。这道理说透了其实不难理解，但过去，我们却常常陷于迷误。
苏联作家协会认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的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毛泽东在谈到宇宙观和艺术方法时，也说到一般宇宙观不等于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方法。
但创作需要依据艺术方法进行创作，不能用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进行创作，看来也容易理解，为什么文艺批评家也不能不用艺术方法进行批评，难道唯物辩证法不是最科学的方法么？
当然，文艺批评是一种科学工作，需要应用唯物辩证法，但文艺批评同时也是一种艺术工作，批评家不只是科学家，也应该是艺术家，他是具有科学家和艺术家双重身份的。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不但要懂得马克思主义，善于理论思维，而且要通晓艺术，要有艺术感觉，要有相当形象思维的能力，音乐批评家要有音乐的耳朵，美术批评家要有形式美的眼睛，文学批评家要有文学的眼睛，如果不是这样，即使有了很好的理论思维的能力，高深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对艺术作品也会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不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吗？鲁迅有一篇文章，叫《诗歌之敌》，他说：“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所以感情已经冰结的思想家，却对于诗人往往有谬误的判断和隔膜的揶揄，最显著的例子是洛克，他观作诗，就和踢球相同”。鲁迅正是认为感情已经冰结的人是诗歌之敌。
怎样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过去曾经惯用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直到今天，是否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在关于政治和艺术关系的问题，首先是否全面准确地理解毛泽东这个论述，是否根据他这个论述来认识文艺和政治经济的关系，也还不是不成问题的。
首先，什么是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政治，怎么理解毛泽东心目中文艺应该为政治服务的原意？这就是一个问题。直到今天，都还不能说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包括文艺理论家在内，都是从毛泽东依据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所理解的政治来理解政治的。长久以来，不少人心目中的文艺为政治服务，就等于文艺为这样那样具体政治任务甚至是具体工作服务，以至使得文艺创作常常被推进到狭隘的胡同，作家艺术家失去了作为创作主体的主动性，失去了文艺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中巨大的动员和改造的作用，失去了真正成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用。
毛泽东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说过，文艺服务于政治就等于服务于这个那个具体的政治任务，具体的革命工作的呢？例如计划生育，也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的思想宣传工作，包括文艺工作，加以配合，也是需要，不应该轻视这类需要。但不能认为文艺为政治服务，就是为这项那项具体的政治任务和具体革命工作服务。在这里，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是列宁首先提出的，依据这个提法，文艺为政治服务，也就是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人民的根本需要，这样说来，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正是为历史发展的需要服务，为广大人民的根本需要服务么？这和后来提出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什么原则的分歧呢？
自然，文艺为经济发展的需要服务，为历史发展的需要，为人民的根本需要服务，还需要具体化，但这种具体化，也是应该如毛泽东在《讲话》里说的，“革命文艺是服从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例如，党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都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以及反对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任务，只要符合这个基本任务的文艺创作，都是属于为政治服务的。自然，在长期的民主革命的过程中，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阶级关系的变化，革命对象和革命的动力也会发生变化，例如抗日战争时期，反帝国主义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日本帝国主义，革命的动力比土地革命时期广泛，但从根本上看，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个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是不会变化的。无论毛泽东说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或者“文艺为政治服务”都只能而且应该按毛泽东这样的解释才是合理的、正确的，无论从“左”的方面还是从右的方面或引申或反对都是不合理的、错误的。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特别是对政治和文学关系的问题，需要再学习再认识，需要有全面的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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