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十九世纪后期西方学术进入中国，带动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起了巨变，也产生若干隐忧，其中，让几辈文学理论家焦虑的是文学理论的现代化和本土化的关系怎样妥当处理。近十多年，文学理论本土化更成为日渐增强的呼声，而要想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首先要问一问，为什么要下大力气促成文学理论本土化呢？是因为爱国之心，因为国家民族的本位意识，觉得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个文明古国，就应该提出本土特性鲜明的文学理论吗？那可以是一个重要理由，但是还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
文学理论本土化包括若干方面和层次，其中有表述方式的本土化，观念、立场的本土化，研究对象和关注对象的本土化亦即实践来源的本土化。决定性的、起关键作用的是最后一项。文学有全人类的共通性，但同时还有民族特性。文学理论批评的本土性，最主要的是来源于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的本土性。我们之所以热心于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理论，是因为本土文学创作和文学接受实际中的重大问题，单靠外来理论不能解决得透彻、完满。此前若干年，学界谈论“失语症”，偏重于文学理论的表述方式，注意力多在术语层次，故未能触及根本。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的文学理论建设，目的首先是回应中国本土文艺实际中的问题；能够推动本土实践中重大问题的解决的理论，自然就会具有本土性。
文学理论本土化是文化本土化下面的一个子项，需要放在文化本土化总体中来探索、衡估、考量，才能对之得到较为深入全面的认识。文化本土化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在资产阶级开拓世界市场、进行扩张活动之后发生的，主要体现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后发现代化国家的人民，特别是其精英成员、知识分子，对于本土文化传统沦丧的担心、焦虑，对于殖民主义的文化涵化的反拨和反抗。在世界近代史上，这种反抗有不少是以失败而告终，美洲的印第安文化、非洲的许多民族的传统文化，都由于殖民者的摧残、扼杀而衰落。失败的结局，在多年之后促成新一代对古老的本土文化之根的怀恋和追寻。到了二十世纪末，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急剧加速的大背景下，伴随着文化产业化政策被多国政府所采纳，以强大国力、强势经济为凭恃的西方强势文化，乘势日益加剧对发展中国家文化的挤压，造成发展中国家文化输出难有进展，而文化借贷、文化入超则有增无减，于是，文化本土化的问题在新的形势下突出和尖锐起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面，关于文学理论本土化的议论在中国日渐升温。
所谓本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是凝固的；本土和本土化，是既具有相对稳定性同时也具有动态性的概念。“本土”有宽窄不同的界限，一个地域、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圈，都可以被看作“本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某个国家，某个地方行政区域，某个文化圈，其范围常有大大小小的变动。许多国家疆域曾屡次发生变化，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更是常见，某种文化的覆被范围更多伸缩、转移。例如，在中国，吴文化、楚文化、秦晋文化、齐鲁文化，是各个地区的本土文化，两三千年来一直在变动之中，地理范围有变化，核心内容也有变化。但是，地域、民族、国家一经形成，就有了相对的稳定性；文化的本土性形成之后，比之行政区划具有更大得多的稳定性。
文化的本土化与文化的民族化相关联，但是，对“民族”概念的内涵，学界存在若干不同的诠释，理解上有重要分歧。①人们谈到文化本土化时所说的“民族”，一般是以民族国家为本位，而不是指一个国家内部的各个族群。就民族国家来谈文化本土化，涉及主权，涉及国家间和一国内的政治；而就族群来谈文化本土化，主要地只是文化本身的问题，有时甚至偏于审美形式问题。所以，虽然“本土”有时也被用来指一个国家内的某些地域，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些族群，虽然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的变迁、发展，也必须处理本土原有特质与外来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但是，这和民族国家文化建设中的本土化是性质不同的问题。我们在此讨论的是民族国家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即中国作为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大国，它的文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对于民族国家来说，文化本土化是对应于文化全球化而提出的。全球化指向各民族国家文化的趋同，本土化指向各民族国家文化的趋异。在近代以来直至当前的现实中，趋同和趋异交错缠结，这就造成文学理论本土化问题的复杂和困难。
现代化的过程是世界各国交往日益频繁、密切的过程，交往增多增快乃是大势所趋、不可阻遏，也不应该阻遏。交往并非总是对等、公平的，更多的是伴随着利益的争斗，伴随着掠夺、剥削和侵凌以及对掠夺、剥削和侵凌的抗争，所以，其中就充满了不同文化的博弈。后发国家如何对待外来强势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具有单向确定答案的问题。这些国家里的渴望民族振兴、国家崛起的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往往面临艰难的抉择。为了改变落后挨打的痛苦处境，需要找到落后的原因，探明落后的根由。这就要正视本土原有文化的弊病，要以开放的心态借鉴、学习外国的具有先进性的文化。开放和封闭两种思潮，在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此起彼落，长久地对峙。具有时代先进性的文化，在近代史上常常首先是主要掌握在殖民国家手里，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他们的当政者受利益集团支配，并不是要帮助后发国家建设各自特有的文化，而是要取而代之，最终达到政治控制和经济控制的目的。一百多年来在亚非拉不断涌起的本土化运动，就是后发国家对殖民国家文化威胁、文化渗透、文化倾销和文化压力的反应。因此，照搬、依附和独立、自强两种思潮，也在后发国家内部此起彼落，长久地对峙。
既要开放、借鉴，又不照搬、依附外来文化；既要独立自强，又不闭关自守，不拒绝交流和学习——这是后发国家需要处理的难题，我们的前辈对此做过艰苦曲折的探索。鲁迅1927年在《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一文中谈到“古国青年”的“苦闷”：“世界的时代思潮早已六面袭来，而自己还拘禁在三千年陈的桎梏里。于是觉醒，挣扎，反叛，要出而参与世界的事业”。苦闷的产生是由于两重桎梏，一种是拘守“固有的尺”，“回到旧日的桎梏”，那是怀旧复古的本土化之路；一种是一味反叛传统，对外来的新尺，“敬谨接收，成为新桎梏”，那是全盘西化的现代化之路。[1]在两重桎梏之间挣扎和反叛，这应该也是鲁迅本人经历过的苦闷，是所有现代启蒙知识分子经历过的苦闷。鲁迅很早就倡导并且亲身实践，引域外优秀文化之火，照亮黑暗中国的国民之心；他同时又是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杰出继承者、研究者。他不停地在两极之间摸索一条合理可行的大道。他曾经很偏激地说过：“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他对中医、京剧做过片面的否定。同时，他又在《致陈烟桥》里提出“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2]他的这一思想后来被有的人大加发挥，被推演成为“越是民族的，便越是世界的”那一未必精确的命题。鲁迅正面的主张体现为：“陶元庆君的绘画，是没有这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中国现代有成就的画家，如徐悲鸿、张大千、林风眠，莫不是这种继承传统和借鉴域外相结合的原则的实践者。美术家打破两重桎梏，主要涉及风格和形式；文学理论批评打破两重桎梏，涉及美学思想体系的理论建构，涉及一系列基本观念以至术语的弃取、改造，涉及学科思维方式的转换。在文学理论批评上要想一面和世界时代思潮合流，一面显示出中国的民族性，显然比在美术创作上要困难得多。
现代学术的各个学科，对全球化或本土化的需要和诉求不一样，彼此可以有很大差别。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基本上不存在本土化问题，具有极大的全人类共同性。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其中的每一个在各民族国家之间，有的较多是趋同，有的则偏于趋异。最近十几年在中国，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理论批评等学科本土化呼声较高，这一现象颇堪深思，显然和它们的“人学”学科特性密切相关——心理学是人学，社会学是人学，文学理论更是人学。研究自然界，不因研究者的国别、族别而相异；研究人，研究人文，无法撇开人的民族性。文学理论批评应该有鲜明的本土性，因为，族群、地域、民族国家，其文化差异突出地表现在心理上、表现在语言上。关于“民族”、“族群”的概念，国内外学界一直存在诸多不同的定义，但是各种定义都会涉及语言和心理这两项内容。文学是用特定的语言表现有特色的心理、有特色的思想感情的一种艺术。
对于文学理论来说，本土实际，首先就是母语的实际。语言是构成民族特性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构成民族国家文学特性的重要因素，所以，文学理论的本土性，和它对本土语言特性的认识密切相关。令人遗憾的是，汉语的特性如何，现代语言学家至今没有给我们提供清晰的、系统的、科学的理论框架。一百多年来的汉语研究，其西化倾向一直受到质疑。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陈寅恪先生就很带感情地指出，自《马氏文通》开端，将印欧语系规则，“视为天经地义，金科玉律，按条逐句，一一施诸不同系之汉文”。陈先生深深感叹：“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②近年语言学界讨论汉语的“危机”，汉语研究的危机，有学者认为，“《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造成了汉语研究传统的断裂”。③汉语的实际应用也出现令学者不安的现象，以致有人惊呼：三十年后的汉语将会是汉英混杂、不汉不英的文字，“最严重的后果将是：汉语不再是单独能够表情达意的语言体系。”[3]郑敏教授从新诗史和诗学理论上，在分析新诗创作发展的坎坷时指出，胡适、陈独秀“他们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思维方式和对语言理论缺乏认识”，对西方语法的偏爱，对本国古典文学语言的丰富内涵的忽略，是中国新诗创作和理论成绩远不如人们期望的原因。[4]总之，缺少具有本土特色的语言理论，文学家、文学理论家对汉语的独特性缺少深刻认识，甚至缺少足够的关注，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前提。
我们曾以很大的热情接纳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这在矫正文学理论批评过分强调政治性而忽视形式美上，是有过积极作用的。但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研究的重心是语言，他们据以提出诗学论断的文学实践材料，主要是俄语诗歌，以及其他拼音文字的诗作。日尔蒙斯基所讲的诗学，第一层次是诗歌语音学，他讲到诗句里长短音节、强弱音节、重音音节和非重音音节的交替，都是针对印欧语系的作品而言，离汉语诗歌的实际很远。汉字读音，包括声、韵、调，这是与世界其他语言不同的。我们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自己的声律论，沈约说，“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轻重”、“低昂”、“浮声、切响”以及“清浊”说的是汉语语音特色，他以五音音阶的宫商角徵羽比说汉语语音的平上去入四声，这就证明，齐梁文论家已经很明确地自觉要求强化文学语言的音乐性，以此造成美感；而这种紧扣了汉语特点的声律论，在“五四”之后被当做古董，没有吸收到现代文学理论中间。
汉字造字原则的“六书”中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画成其事”，“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使得字形常常就具有表意性。德里达说，“中国表意文字赋予庞德文字的那种瑰奇想象，因此是具有无法估量的历史意义。”[5]庞德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意象。”我们的古人对此早有深入研究，在《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学经典里面，《声律》、《丽辞》、《练字》等篇是专门直接论述由汉语、汉字特点而来的文学形式美的。《情采》篇说，立文之道有三：形文、声文、情文。声文是音韵之美，形文是利用字形变化、搭配造成的美感。日本学者户田浩晓《〈文心雕龙·练字篇〉的现代意义》谈到刘勰的“练字”说在文学理论上的意义，他说，“《声律》是就听觉的立场，去讨论文学的音乐性，《练字》篇则就视觉的立场，去讨论文学美术的问题。”[6]《练字》篇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它还具体论述了，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庞德等人虽然不可能直接接触刘勰的论述，他们却在创作实践中利用了汉字的表意性，他的诗作中嵌入不少汉字，以此作为一种特别的艺术符号。意象派的诗学主张里，实际上袭用了中国古代形文之美的诗学传统。
汉字是独体文字，因此可以造成整齐的对偶，这在世界上几千种语言中是很罕有的。刘勰把对偶从一种修辞技巧提高到美学原则上来认识，《丽辞》篇开头说，“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他所期望的最好的对偶，不是完全的对等，而是包含着对比，所以他说“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反对者，理殊趣合也；正对者，事异义同也。”这和赫拉克利特所说的“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很是一致。深入认识汉语的特性，认识汉语在文学美构成上的作用，认识汉语语言发展变化对文学的影响，把这些列为文学理论研究的课题，不只是有助于中国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其意义还会是超出国界的。
文学理论直面本土现实，更重要的是直面本土当下社会生活。当代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转型中的大国，在发展和转型中，文学创作、文学接受、文学批评面临着新的历史环境，面临着许多在前人那里、在外国人那里，并没有现成的答案的问题。我们为之焦虑的，首先还不在于缺少成套的可以实际运用的本土文学理论术语，而是如何回应本土文化生活、文学实践中的尖锐问题。
现代化的一个突出方面是城市化，近二三十年我国的城市化，不同于宋元明清曾经发生过的某种程度的城市化，不同于西欧北美现代化过程中的城市化，其独有的时代的和民族的特色需要人们认真去观察、分析、研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此已经进行了并且还在进行着多角度的研究，但文学理论界对此的系统研究尚较罕见。农民工群体的迅速壮大，是当代中国一个重要现象，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农民工”一词，据说最早出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通讯》，虽然早被习用，并屡屡见诸重要文件，但其概念内涵仍有待精确化。本来，“农民”的词义就不那么确定，由英美等几十个国家经济学家编撰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农民”条说道：“很少有哪个名词像‘农民’这样给农村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造成这么多困难。”中国古代对“农民”的权威释义是：“播殖耕稼者”(《谷梁传·成公元年》范宁注)。在中国古代，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农民”主要是一个职业，而在当代中国，在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民”首先是一个身份概念，它的背后连接着一种文化心理模式或状态。农村劳动者进入城市，从个体来说，意味着人生的重大转折，必然带来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心理状态以至人生观念的重大变化；对社会而言，则是大大改变着农村和城市的面貌。我们的文学对这个变化有过不少反映，从路遥1982年的《人生》和稍后的《平凡的世界》，到王十月近年的《少年行》、《无碑》，有许许多多的文学作品，反映了农民离开土地、被迫返回土地、又再离开土地的历程。农民工有几亿人，期望文学表现他们，反映他们，他们中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笔来加入文学写作。赫尔岑曾提出“多余人”的概念，这一概念对俄罗斯文学影响深远，还被应用来分析中国现代文学中鲁迅、郁达夫等众多作家的创作。我们这里曾有人把“农民工”不恰当地称为“边缘人”，其实他们属于“转型人”，从传统的农业劳动者转变为新型的工业劳动者，从他们身上很典型地标志出人的现代化。我们的文学理论对这一社会变迁，对反映这一社会变迁的文学创作是否可以做出概括，提炼出新的概念和命题？欧洲城市化过程受到狄更斯、巴尔扎克等一大批作家关注，巴尔扎克要做法国社会的书记，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推动欧洲作家、理论家建构了现实主义的理论，提出了“性格”、“环境”、“典型”等等概念。我国古代也有过城市化，明代中后期新兴市民阶层兴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在“三言”、“两拍”等作品中得到不少反映。由于士大夫阶级的保守，不能正视社会的变化，由于小说、戏曲被轻视，新的文学理论没有因此而系统地建立。到了黄遵宪、梁启超以及五四之后的文学批评，对于逐渐发生的中国近代城市化进程缺少细致深入的观察、感受，不能从文学理论上反应和归纳社会的这种变化。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城市化与现代化一起被提出，却没有被纳入文学理论的视野。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对此积累了一些艺术经验。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中国的城市化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从文学理论上研究这个问题，必能促进本土化文学理论建设获得切实进展。
农民工这一庞大群体正处在转换的关节点，九十年代之后出生的新一代农民工，显露出迥异于长辈的新的特质。以前的农民工是离开所耕作的土地，最终还要回到土地的农民，现在的农民工是没有在土地上耕作过也不打算扎根田地的非城市户籍的从事二、三产业的年青一代。新一代农民工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消费、文学欣赏在他们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逐渐增大的位置，文学在他们生活中的重要性远高于前几代。两亿多农民工的审美选择，对于文学生产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文学理论应该主动地应对。
我国文学理论的本土化将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当前，似不宜急于匆促动手构建一个完整体系，不必急于创立成套术语，而适宜研究一个个具体问题，具体的本土性强的问题研究成果积累丰厚之时，文学理论本土化就会水到渠成、成效卓著。
注释：
①参见王东明《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之争的综述》，《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
②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2页，三联书店。在《马氏文通》的评价上，有不同看法，另可参看王力《中国语言学史》：“人们常说《马氏文通》是硬套西洋语法的。……在语法学的初期，以西洋语法作为模特儿来研究语法，是不可避免的事。”许国璋《论语法》：“马氏考虑的是普遍语法原理，不是某种语言的具体语法。”“我们历来强调与我们比较熟悉的欧洲语言有很大的不同，而忽略了两者也有相同的一面。”参见王海棻《〈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中国语文》1998年第5期；戚雨村《语言的共性研究和对〈马氏文通〉的重新评价》，《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语言学界的这些不同意见，对于思考文学理论本土化有参考作用。
③参见《社会科学报》2010年3月4日第五版“汉语独特性遭遇全球化危机”。又，龚鹏程《汉字：由面对欧洲中心论到面对全球化》一文开头说，“百年来的汉字史，乃是一部屈辱史。”(http://www.fgu.edu.tw/～kung/post/post48.htm)这句话很典型地表现了本文前面所说文化本土化体现学人“对于本土文化传统沦丧的担心、焦虑”，学术问题讨论中饱含民族情感的投入。
【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549-550.
[2]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91.
[3]傅振国.300年后汉语会消亡吗[N].文汇报，2010-02-28.
[4]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J].文学评论1993，(3).
[5]德里达.论文字学[M].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92.
[6]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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