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众议，男，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并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
我们必须明白，诺贝尔文学奖的所谓理想主义精神，归根结底是数百年来西方价值的一种体现或浓缩，它便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建立在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基础之上的自由主义。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秘鲁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便是又一个例证。用巴尔加斯•略萨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自由即个人选择生活的神圣权利和既无外来压力，亦无附加条件，完全尊重个人的聪敏与智慧……也即以赛亚•柏林所说的‘否定的自由’，即不受干扰的和非强制性的思想、言论和行为。寓居于这种自由思想的灵魂具有怀疑权威和否定一切滥权的深刻性。”
略萨奋起于上世纪中叶，在传承批判现实主义衣钵、追随萨特造反的同时，以出神入化的结构艺术重新编织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与此同时，其个人生活虽演绎得令人眼花缭乱，但本质上无不契合自由和率性。首先，他与表姨（舅妈的妹妹）胡利娅和表妹帕特里西娅•略萨的婚恋令人费解，其次是与挚友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恩怨让人摸不着头脑，再次是刚刚还在竞选秘鲁总统却转眼加入了西班牙国籍。凡此种种，无不使人猜想他在用小说的方法解构他的人生。
在巴尔加斯•略萨的躯体里流淌着的正是这样一种源远流长的自由主义血液。换言之，他骨子里是个自由知识分子，尽管在不同时期或因环境变化，其自由意志、自由思想的色彩有所不同。他1936年生于秘鲁阿雷基帕市，与父亲的关系很像是对弗洛伊德父子命题的诠释，即父亲作为权力和“竞争者”的存在。略萨尚未出世，其父便离家出走，以至于音信全无。和马尔克斯的出身相仿，他的父亲也是报务员，而且家境贫寒；母亲却是世家小姐、大家闺秀。无独有偶，略萨也是在外祖父家长大的，尽管它比马尔克斯儿时的“大屋”更加体面，甚至可以说是不乏贵族气息。10年后，父亲的突然出现不仅葬送了他的童年，而且不久即用几近强制的方式将他送进了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在校期间他大量阅读文学作品，而在父亲眼里文学一钱不值。1953年，他又违抗父命，考入富有自由传统的圣马科斯大学语言文学系，之后与胡利娅姨妈相识、相爱。这被视为大逆不道，自然遭到了父亲的极力反对。父亲多次举枪威胁儿子，但儿子依然我行我素，并于1955年与胡利娅姨妈正式结婚（1964年离异，翌年牵手表妹并接连有了三个孩子）。大学毕业后，他的短篇小说《挑战》获法国文学刊物的征文奖并得以赴法旅行，后到西班牙，并入马德里大学攻读文学（最终于1972年获得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1959年重游法国，在巴黎结识了胡利奥•科塔萨尔等流亡作家。同年完成短篇小说集《首领们》，获西班牙阿拉斯奖。翌年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城市与狗》。作品于1962年获西班牙简明图书奖和西班牙文学评论奖。4年后，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绿房子》发表，获罗慕洛•加列戈斯拉丁美洲小说奖。从此作品累累，好评如潮。
《城市与狗》是他的成名作，写莱昂西奥•普拉多军事学校。这是一个暴力充斥的地方，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唯一的法则。小说出版后立即遭禁毁。《绿房子》被认为是略萨的代表作，通过平行展开的几条线索叙述现实的落后和野蛮。西方语言中的“绿”相当于汉语里的“黄”。显而易见，绿房子象征秘鲁社会。小说由一系列平行句、平行段和平行章组成，令人叹为观止。略萨因此而成为与科塔萨尔、富恩特斯齐名的结构现实主义大师。他们超越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等，将小说艺术推向了极致，却并不放弃源远流长的现实主义传统。
之后，他作品连连，相继发表了中短篇小说集《小崽子们》（1967），长篇小说《酒吧长谈》（1969）、《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1973）等。
如此，略萨随着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声浪走向了世界，并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登陆我国，和马尔克斯、富恩特斯、科塔萨尔等拉美“文学爆炸”时期的主将及老博尔赫斯等曾一并影响了中国文坛。但是之后，后现代思潮以其极端的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迅速改变了那些急于“走向世界”的中国作家的取向，略萨等一班“传统”作家被逐渐疏虞，并迅速“作古”。
诚然，略萨的浓重的载道色彩和介入情怀的背后其实一直涌动着强劲的自由主义潜流。正因为如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便以特殊的方式追踪并诠释了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恰恰是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极端表现。在这一转向过程中，他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计有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与作家》（1977）、《世界末日之战》（1982）、《狂人玛伊塔》（1984）、《谁是杀人犯》（1986）、《继母颂》（1988）、《利图马在安第斯山》（1993）、《情爱笔记》（1997）。
也是无巧不成事，他于70年代中期因不可究诘的原因同马尔克斯闹翻，以至于大打出手。在政治上，他日益表现出相对右倾的自由知识分子姿态。而在创作上，则是“小我”比重陡增。到了80年代，他甚至五体投地地推崇起博尔赫斯来。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背叛，而是一种自由选择，尽管客观上显得有些匪夷所思。明证之一是他的从政企图，而且为此组建右派政党，并使出了浑身解数：与藤森等人周旋了整整两年，结果却以败北告终。更难令常人理解的是，1989年他竞选秘鲁总统败北后，竟不顾舆论压力而选择了定居西班牙并最终于1993年加入西班牙国籍（尽管同时保留秘鲁国籍）。作为对他的文学成就和政治选择的回报，西班牙把1995年的塞万提斯奖授予了他。
与此同时，他的创作内容和审美取向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一方面，他虽然继续沿着一贯的思路揭露秘鲁及拉丁美洲社会的黑暗，但力度有所减弱；另一方面，情爱、性爱和个人生活那个被压抑的“小我”开始突现并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正是在这个时候，略萨潜心写作他和前妻胡利娅姨妈的故事《胡利娅姨妈与作家》。作品由两大部分组成，彼此缺乏必然的联系。一部分是作者与表姨胡利娅的爱情纠葛，另一部分写广播小说家加马丘。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二者分别以奇数章和偶数章交叉进行。奇数部分充满了自传色彩，从略萨与舅妈之妹胡利娅姨妈相识到相知直至相爱结婚说起，讲述了一个非常现代，甚至颇有些不按常理出牌的爱情故事。小说发表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胡利娅姨妈对许多细节表示否定并愤然抛出了《作家与胡利娅姨妈》（1983），揭露他在婚期间即红杏出墙，与表妹媾合；其次是一些读者对略萨这种完全交出自己和前妻隐私权的做法不置可否。
紧接着，略萨又令人大惑不解地推出了两部性心理小说：《继母颂》和《情爱笔记》。两部小说堪称姐妹篇，堪称他“后现代时期”的代表作，引发了不少争议。
进入新世纪后，他明显回归，推出了又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公羊的节日》（又译《元首的幽会》，2000）、《天堂的另一个街角》（2003）和《坏女孩的恶作剧》（又译《坏女孩的淘气经》，2006）等。前者是一部反独裁小说，延续了拉丁美洲文学的介入传统。《天堂的另一街角》书写了画家高更及其外祖母特里丝坦的故事，高更寻找人间天堂的方式是逃避现实，而他的那位来自秘鲁的外祖母则以入世（女权运动和社会改良）提供了探寻“天堂”的不同路径。之后的《坏女孩的恶作剧》则以一个无心伤人却又害之的“坏女孩”的“造反”经历为线，虽然保持了作者八九十年代的某些创作元素，但通过女主人公所关涉的一系列的重大社会政治事件彰显了某种社会关怀。新作《凯尔特人的梦》（2010）是写爱尔兰独立运动先驱罗杰•凯斯门特的，其特立独行、追求绝对自由之心益发鲜明。这才是他，锋芒毕露，涉猎面广，且最终证明他仍是一个从“小我”出发指点江山、宣达理想的自由知识分子。
略萨是幸运的，和马尔克斯一样幸运。他闻达文学殿堂得益于诸多客观因素。其一是冷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适逢冷战如火如荼，作为“文学爆炸”的主将，略萨和众多拉丁美洲作家成为东西方读者炙手可热的香饽饽。其二是全球化。随着冷战的终结，拉丁美洲率先成为美欧跨国资本的“校场”和“后院”，略萨以其独特的方式感悟并且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而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称得上是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其自由主义倾向和文学才华的褒奖。
责任编辑：张雨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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