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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义:希望弄清中国文明的内在秘密(3)


    我希望弄清中国文化、以致这个伟大文明的内在秘密,探究其本质、根源、特征、价值在哪里。一定要先把材料弄清楚,以卷地毯式的方法摸清基本材料,既知道西方的理论,还要重视自己的感觉和体验。不能拿着一些似懂不懂的概念去乱套。很多研究者阉割了文学和其它学科的关系。我把文学放在原来的生态中,考虑和各种文化方式的联系,对文学的生长条件、发生条件、深层意义和文化身份进行考察,就获得存在的广阔空间,这就是我在文学地理学中研究的问题——连通地气,把文学的观念松绑了。
    心学是最终的关键。《孟子·告子上》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心学讲究的就是“思则得”,开通心窍,发挥心思的功能是关键,要直接面对原始经典,得出自己的第一印象,然后再反过头来与前人的解读进行对话,这是排除“矮子观场”之弊的重要方法。开窍,可以使读书成精。
    读书报:先秦诸子的还原说,具体解决了什么具体问题?
    杨义:应该说,探讨和解决了一些两千年来没有认真解决的问题,或被遮蔽了的问题。比如孔子什么时候见老子?根据《礼记·曾子问》的记载,孔子跟随老子见习过一次殡葬,出殡途中发生日食。按照周礼,周人是上午出殡的,把尸体下葬之后,还要在中午举行虞祭,“日中而虞”,把灵魂迎回宗庙。我缀合了大量的材料碎片,考定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是在鲁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这时成周洛阳已经平息王子朝之乱,按周礼上午出殡,途中遇到日食应在上午10时左右。我用现代天文学检验这个判断,结果考得这年的日食发生在公历11月14日上午9点56分,与周礼若合符契。
    关于《论语》编纂问题一直都有争议。关键在于把春秋战国书籍的编纂,如实地看作一个过程。如果按照宋儒的说法,是曾子的弟子们编的,这就有很多问题解释不了。比如为什么颜回和子路有那么多鲜活的材料,他俩都没有私家弟子,而且到了曾子的弟子时,已经是50年后了,不会有人记得那么多的故事。再比如,为什么“四科十哲”中没有曾子,如果只是曾子的弟子编纂,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其实《论语》经过三次重大编纂,第一次是“夫子既卒”,仲弓等人负编纂的责任,发生在众弟子为孔子庐墓守心孝的三年(二十五个月);第二次是二三子推举有若主持儒门,有若、子张等人负编纂的责任;最后一次是在曾子死后不久,曾门弟子编纂的。三次编纂,都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编撰者的价值取向和生命痕迹,形成了“历史文化地层叠压”。究其原委,进行条分缕析,需要深厚的学力和敏锐的眼光,旨在发现一部“活的《论语》”。
    在先秦诸子还原的研究中,我提出以史解经,以礼解经,以生命解经,去探寻古人留下的生命痕迹。学问之道贵在原创,而不是要求你纯粹地去充当前人的吹鼓手,那是没有太大出息的。必须在充分理解前人长处的同时,发现前人没有达到的空白和缺陷,这才谈得上学术的开放性和创造性。我们有些学者做学问还比不上破案的警察,警察是把鞋印看作人的生命痕迹的,根据鞋印就可以推定犯罪嫌疑人的年龄、身高、胖瘦和走路的姿态,甚至作案动机。我们一些学者只量鞋印的尺寸,标明离窗户、门槛有多远,记录在案,就觉得非常实证了。其实,经典就是古人的“鞋印”,蕴含着人的生命痕迹,必须激活它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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