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军 李亦婷：算法时代的情感与文学
http://www.newdu.com 2024/11/30 08:11:28 爱思想 朱军 李亦婷 参加讨论
 小冰著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的前言《人工智能创造的时代，从今天开始》写道，人工智能创造的主体，如小冰，须是兼具IQ与EQ的综合体，而不仅仅拥有IQ，因为其开发出了一套有效的“情感计算框架”。沈向洋：《人工智能创造的时代，从今天开始》，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但是就常识而言，她的写作即使可以以假乱真，也不可能具备精神和灵魂。然而本文所要讨论的是算法时代的情感理论及其未来可能性。马文·明斯基所提出的“情感机器”“情感机器”理论是人工智能之父马文·明斯基的经典理论，他为我们描绘了更高阶的人工智能的路线图。他指出，情感是人类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并在洞悉思维本质的基础上，提出了塑造未来机器的六大维度——意识、精神活动、常识、思维、智能和自我。“情感”被认为是一种“思考”，是人们用以增强智能的思维方式。[美]马文·明斯基：《情感机器：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的未来》，王文革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99～352页。及其理论试图揭示，只有在情感与理性此消彼长、永无止境的博弈、互动、感应中理解艺术与美，才能洞察人类思维的本质及其优长。随着技术的日新月异，人工智能对非理性的理解，进一步吸收了柏拉图、弗洛伊德和海德格尔乃至现象学等的优长，正在逐步超越明斯基的设想，成为基于“涉身认知”探求意识、情感与自我的重要取径。其中对于算法时代情感与文学复杂关系的探究，有助于重新理解“诗歌、语言与思想”“感性、理性与诗性”之间的内在关联，为反观文学史的建构及其隐没的层面提供崭新的视野。 一、AI诗歌的情感美学：“小冰”与“小简”的对话 本研究首先悬置“小冰”是否是人的问题，尝试采纳人工智能文本分析工具对“小冰”做数据分析，以期得到相对客观的结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借助上海谷臻故事工场开发的“谷臻小简AI系统”，“谷臻小简AI系统”又名“谷臻一叶故事荟文本分析系统”，主要运用NLP（自然语言处理）、句法分析、语义依赖分析、无监督学习算法等技术对文本进行关键信息如时间、地点、人物、场景、事件、词频、情绪的提取;利用AI技术将文本数据化、可视化，实现质化研究和量化研究的结合。目前基于“小简”分析已发表的学术论文代表作包括：战玉冰：《〈收获〉刊载小说的数据性考察（1979—201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2期;走走：《探索未来，一半靠人，一半靠AI》，《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战玉冰：《网络小说的数据法与类型论——以2018年的749部中国网络小说为考察对象》，《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战玉冰：《数据分析视角下的茅盾文学奖研究》，《中国比较文学》2010年第2期等。使用了当前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多项前沿的模型，分别刻画文本在这些维度上的特征，比如基于深度学习的情感极性分析等。为了综合这些特征并视觉化成符合人类心理预期的形状，人工智能系统通过采集读者/观众微表情的实证研究方法，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最终找到了目前使用的模型算法和曲线数学表达，基于情绪情感、结构意义、节奏节拍等几个维度的特征，试图用一条简单的线条描绘一个故事的“形状”。基于此工具对茅盾文学奖、《收获》杂志历年作品的研究，近年來陆续在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初步检验了此人工智能分析工具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基于人工智能“小简”对“小冰”和波德莱尔诗作高频词、人物、地点以及情感分析对比，我们可以初步总结出“小冰”创作一些鲜明的美学特征： 其一是“虚无化的感伤”。“小冰”的写作是对1920年后519位现代诗人的上千首诗反复学习了1万次以上，通过以上的数据分析，“小冰”的写作显然有着明显缺陷，其诗歌创作没有历史事件，没有人物描写，也缺少具体的地方性。或者说，小冰仅仅学习了一种虚无的感伤风格。 这种虚无首先表现为情感的虚无。“忧郁”与“理想”曾经被波德莱尔、本雅明称为现代诗永恒的主题，小冰也号称这样的“忧郁诗人”，从其诗歌的标题可以看出：《在那寂寞的寂寞的梦》《我的两滴眼泪》《我才看过太阳光在树枝上》《宇宙是我沦落的诗人》《欢乐，是悲哀的时光》等等。然而通过人工智能的“情感曲线”分析可见，小冰的“情感曲线”大部分处于零轴上方，表明其诗作以乐观与理想为主，而非以忧郁与颓废为基调。事实上，这也不能归因于机器人作者，即便中国现代派诗人也难以把握“忧郁”的形貌，因为忧郁一方面代表了疯狂与非理性，另一方面表明了人的沉思可以达到的高度。斯塔罗宾斯基指出，从亚里士多德和费奇诺以来，忧郁者就是比任何人都能提升到最高思想的人。[瑞士]让·斯塔罗宾斯基：《镜中的忧郁：关于波德莱尔的三篇阐释》，郭宏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03页。小冰的老师多为中国现代诗人，而李欧梵、史书美等人曾一再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一代”并不能理解忧郁颓废等等审美现代性，因而他们从未真正理解“现代性”。李欧梵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更多代表了“布尔乔亚的现代性”，其资源多来自五四新文学商业化后的时髦和摩登，并没有彻底反省“现代性”的问题，因此不能达到存在主义的绝望或艺术上的超越现实。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65、163页。史书美认为，中国现代主义写作接受都市难以抗拒的感官刺激，但却不具有一种恰当的防御机制。[美]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何恬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5页。高频词分析也可以验证这一点，“小冰”最喜欢的词汇包括美丽、太阳、寂寞、艺术、世界、天空等等，似乎不是那么的“忧郁”，更喜欢“理想”。 其次为空间的虚无。通过对“小冰”与波德莱尔的深入对比发现，对于“位置”，《巴黎的忧郁》中最多的是“身上、头上、手里、脸上、心中”，“地点”多在“巴黎、法国、意大利、罗马、爱丽舍大街”;而最让“小冰”着迷的“地点”是“太阳、静海、苍海、康桥、遥里、横桥、高山寺、长桥”等等，“位置”则钟爱“梦里、心上、天上、门前、星中、心中”等等，二者相似之处在于“心里（中）”有着共同的偏爱。可见，“小冰”漫游的都是虚拟的位置和地点，而波德莱尔则栖身于具体的地点和切身的位置。 再次为人物与历史的虚无。波德莱尔笔下的人物是“法亚乌勒、苏格拉底、维纳斯、亚伯、圣伯夫”等历史和神话人物，而“小冰”的诗歌却找不到明确的人物，只有虚拟的形象，譬如“苦人”“诗人”“爱人”等等。在高频词的分析中，同样没有出现历史事件和人物，即使图片出现了具体的人物也不能识别。如上分析表明“小冰”难以把握“现实”“历史”和“人物”，也区分不了具体的地理位置及其语境中的意涵。在《数据失控：算法时代的个体危机》中，切尼-利波尔德进一步指出，算法身份的灵活变化，往往无法与现实世界的身份保持一致，这种与“光晕”的距离感，避开了对于精确性和实在品位的追求，而无法与某种历史和某个点建立联系。它们表现意义但无法界定意义，任何再现这一“光晕”的尝试，必然导向失去其本真的品质。这就像一厢情愿的爱恋，彼此亲近又非常遥远。[美]约翰·切尼-利波尔德：《数据失控：算法时代的个体危机》，张昌宏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136页。“小冰”创作体现出“无忧郁的感伤”“无地方的怀旧”以及“无历史”“无人物”的抒情，都表明虚幻的本质。 其二是“风格化的品位”。 “小冰”学习的对象包括胡适、林徽因、余光中、顾城、舒婷等现代诗人，逐渐形成了对抒情风格的把握。其中几乎看不到史诗与叙事的成分。较为典型的咏叹对象主要是美丽、太阳、寂寞、梦、艺术、世界、天空等，并且对“我”关注比较多，共出现206次，而对于“你”“他”或者“我们”关注较少，说明其试图探索“自我”，这与其学习过程中注重浪漫主义风格有关，然而伪装的风格往往意味着创作活动中主体的丧失，人和物容易沦为无风格“主体的幻象”。 人工智能的文艺创作被认为是“风格的风格化”，譬如人类学家艾坦·威尔夫认为，这正是学习型算法向我们发起了挑战，“风格的风格化”完全按照统计学建模和预测，艺术表达更加自由，不受教条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形式影响，对我们如何理解作为美学形式的风格发起了挑战。Eitan Wilf， “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Computer-Mediated， Algorithmic Forms of Sociality，” Current Anthropology，vol.54， no.6， 2013， p.737.也有学者认为，当代诗歌的发展正在抛弃“有机论”，抛弃对于历史的人、语言和诗歌作为有机整体的理解，转而将诗歌理解为“形式论”意义上的“字符组合”，并且承认“情感”“价值”这些意义范畴都可以被模式化生产。杨庆祥：《AI写的诗可以成为标准吗？——序小封〈万物都相爱〉》，小封：《万物都相爱》，四川文艺出版社，2019年，第1页。 然而，联系到柏拉图所谓“摹仿的摹仿”，此“风格化的风格”已经从人对上帝、人对人的模仿演进为物对人、物对物的模仿，是对“风格”与“摹仿”本身的再模仿，其本质已然是物与物的虚幻“形式”。这正是“机械复制时代艺术作品”的后现代形式： “风格化的品位”成为一种非主体的机械复制，脱胎于“伪贵族性”，本质是鲍德里亚言及的“模式”，小冰对于“怀旧”“優雅”“个性”“伤感”的追求，从“模式”中诞生又刻意逃避人人共享的“模式”，表达都市人内心对于“少数人生活中的模式产品”的钟情。通过模仿“优于工业社会的过去”，表达超越物性奴役的倾向，其实代表了“风格的丧失”。 其三是“符号化的生产”。“电脑诗人”的创作规则是一套被库兹韦尔和微软广泛应用的“递归算法”。即为每个单词设计了一套标准——押韵、符合诗歌行文结构，措辞贴合上下语境，如果无法找到匹配这套标准的单词，程序会删去前一个单词，重新确立标准，再选词推进，直到找到“心仪”的单词。[美]雷·库兹韦尔：《机器之心》，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95～96页。从“小冰”关键词图谱中可以见出，“太阳”与“美丽”这两大最重要的主题往往相关，而“寂寞”与“人间”和“艺术”相关，“人间”与“灵魂”和“寂寞”相联，而“艺术”多关乎“美丽”和“寂寞”，“诗人”与“美丽”联系最密切。这一写作技巧依然属于较为初级的“符号再现”层次，具有工业化生产的特征，呈现出“文学”及其“品位”作为商品的意识构造。原初的“品位”是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是有机的、自然的、生活的节奏，在此意义上，“品位”应该是自然显现的，“情感”和“美德”也应该是自然显现的，而小冰的“品位”与“情感”却依赖于文化工业对“符号”的填充，扮演一种伪装的“炫耀性消费”，这与本真的显现是“互相矛盾”的。 “风格”消失，而“符号”上升为主体，“形式”的极端化便是“符号”。哈贝马斯强调在交往中建构生活世界，但是现代媒介的泛滥带来符号和信息的膨胀和过载，真正的交往陷入符号异化之中，个人日益脱离社会，而人与人之间也越来越疏离。商品的使用价值并不是消费对象，符号价值成为消费对象，生活世界被符号彻底地殖民化了。某种程度说，工业化、机器化创作的艺术让马克思所谓“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获得了极端化的形式，即符号的大量生产，实现了从表现到意指的转变，从而进一步分裂了能指和所指的整体性， 同感性现实相关的指涉消失了。 可见，“小冰”诗作存在诸多缺陷，但这并非只是人工智能的不足，而是人类诗歌创作现实困境的放大，是当下诗歌创作“形式论”与“商品化”交织于一身的美学危机。消费只同形式与符号相关，虽然它表面上被美德、爱情、美丽等价值所美化，获得了新的能指，但其制造逻辑仍然是文化消费系统重新编码的游戏活动，读者则被风格的幻象和神话所捕获。 二、机器的情感：观点与语义 人工智能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即对于符号的模仿和再现阶段，随着神经联觉和涉身感知理论及其实践探索，人工智能的理想远远不止让机器拥有情感，而是希望拥有“情感机器”。人工智能之父明斯基奠基性的著作《情感机器：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的未来》就试图从理解情感入手理解人类特殊的思维方式，进而洞悉思维本质，创建“情感机器”。 一直以来，“情感分析”被称为“观点挖掘”，在计算机科学领域，较少学者讨论情感与观点的区别。针对不同文本“颗粒度”不同，刘兵《情感分析：挖掘观点、情感和情绪》中将其细分为篇章节、句子级、属性级，“情感分析”往往被作为一个“迷你自然语言处理任务”来理解。[美]刘兵：《情感分析：挖掘观点、情感和情绪》，刘康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第11页。作为一个语义分析问题，情感分析相较传统语义分析，更加聚焦于限定范围，即不需要“理解”句子或者篇章中的全部语义信息，只需要理解与情感观点有关的语义内容，例如褒义和贬义的观点及其对象。情感分析的这一特点，使得其不能简单地直接运用通用自然语言处理方法，需要加入深层次的语言理解和分析，通用的自然语言处理方法由于需要考虑多个方面的复杂问题，很难对情感这样的特定目标进行精准的分析和处理。尽管达到通用自然语言理解离我们还很遥远，但是这在将来都可以实现。 此类非通用语言分析有优有劣，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小冰”能够迅速学习、辨别现代诗的情感语义，并且达到以假乱真的创作效果。因为诗歌的语义内容往往是意象的叠加，意象之间没有持续性，只被一个情感线索维系着，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在学习诗歌语言的过程中往往不需要理解“篇章级”的语义，而只需要理解到“属性级”或者“句子级”。人工智能为何能在“剪句”创作中游刃有余？因为AI浓缩出的“剪句”与我们碎片化的生活距离更近，带来超凡、空灵、多元贯通的新灵感，这是让诗歌回归“字符”的尝试。走走：《探索未来，一半靠人，一半靠AI》，《南方文坛》2019年第6期。再譬如“小冰”《你是人间的苦人》： 这孤立从悬崖深谷之青色/寂寞将无限虚空/我恋着我的青春/你是这世界你不绝其理/梦在悬崖上一片苍空/寂寞之夜已如火焰的宝星/你是人间的苦人/其说是落花的清闲。小冰：《阳光失了玻璃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3页。 作为诗集的第一首诗，这首诗自然是“小冰”的得意之作，其中有她最喜欢的高频词和高频地点，譬如寂寞、人间、虚空、青春和梦、宝星等等，这些都是“属性级”的语义，对于此类微观语义人工智能似乎把握得游刃有余，但是放眼到“句子级”，便会发现“小冰”的理解力参差不齐，譬如“你是人间的苦人” “我恋着我的青春”比较完整通顺，这应该是对现代诗常用的抒情句式的模仿、学习，但“这孤立从悬崖深谷之青色”“寂寞将无限虚空”等等语句则显得突兀，言说倒错、不知所云。从中可见，“小冰”对于常用的诗歌语言、观点、意象的捕捉还是比较到位的，因为这些话语模式和经典意象曾经在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诗人之间流转，使用频率比较高，“小冰”可以通过大量阅读、记忆，模仿、征用既有“模式”，这也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的进化版。 在“篇章级”的理解和把握上，“小冰”更容易陷入混乱与错位。《你是人间的苦人》中多重意象的叠加似乎可以指向“苦人”形象，似乎也能感受到其“忧郁”的情绪，但是堆砌痕迹很重，并不能连贯表达清晰的语义。尽管诗歌为满足情感想象飞跃的变化需要，常常会省略掉语言中的过渡、转折等关联词，甚至打破语法规则，着力营造一种陌生感，但《苦人》所呈现意象之跳跃性，最终将意象自身碎形化。究其根由，诗歌要求以断续表现连贯，以局部概括整体，一方面给读者驰骋想象留下开阔领域，另一方面也需要逻辑的驱动与全局的视野，否则只是技巧的叠加、词语的色拉和感觉的碎片，不能称其为“诗歌”。类似失败之作在人类写作中也比比皆是。本质上说，这是写作本身的失败，而非人与机器的区别。 对于机器不能真正理解感情这一点，文艺评论家往往认为这是人与机器的本质区别，坚持机器代表理性，而情感则是非理性，但“情感机器”理论却并不做简单二元判定，反而认为人工智能最大的差距是远远不能把握人类的全部理性。许多情感状态恰恰是由思维方式压制某些资源而形成的，情感本质上与人们所认为的“思考”过程并无大异，相反，情感是人们用以增强智能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当我们的热情没有高涨到对自己有害的程度时，不同的思维方式就成为被人们称作“智能”（intelligence）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过程不仅适用于情感状态，也适用于我们所有的精神活动。②[美]马文·明斯基：《情感机器：人类思维与人工智能的未来》，王文革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6页。 “情感机器”的提出者明斯基，虽然未能充分关注情感所本有的感性化特质，但其认同情与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行的，是思维资源分配方式不同。在情感没有压倒理智的正常情况下，情被看作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情感作为“智能”形成的重要动力，因此也是解放理性、增强理性的重要能量。表面上看，诸如感觉、情感或意识、语义等词语对我们是自然而然、清楚直白的事物，然而事实上，这些词汇都不是单一、确定的过程，问题恰恰在于我们没有对情感的本质作深入研究，反而更加關注对于大脑中复杂过程的影响和效果的描述。 三、情感机器：感通与联觉 明斯基将“情感机器”的创建分解为六大维度——意识、精神活动、常识、思维、智能和自我，从中可以反观人类“精神”的形成。②一般认为每个人都有一个中心核、一种看不见的精神或者自我，这种精神或者自我又产生了多种多样的精神活动，但这种主流观点却降低了人类的身份，所有的美德被设想为都是间接获得的，我们素有的成就都是不值得称颂的，因为这些成就是其他途径附送的礼物，相反，人类的尊严就来自人类自身的构造，处理多种情况和困境时有多种并行的运行方法，甚至有不计其数的方法。多样性正是人和动物以及传统机器的主要区别所在。由此也可以呼应上述对“情—理”关系的重新理解：情感与理性既合一又并行，它们本质上是一种“量比”与“关系”，是量比的多与少、关系的亲与疏，情与理共同充当了人类多样性精神自我，正是情感与理性之间从未间断的摆动与变异催生了文学艺术的创造。 人工智能研究者所设想的“心智社会”（The Society of Mind）包含着复杂的情感和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库兹韦尔将其比喻为“像思考那样思考”，并且引用量子力学家海因茨·帕格尔斯的观点认为，这是20世纪的西方科学向东方思想的靠拢。[美]雷·库兹韦尔：《机器之心》，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76～79页。这一多元并行的精神与混沌联觉的自我作为人类最完美的心灵构造，似乎与科学的实证思维相去甚远，而与诗性智慧的呈现路径相似，也对应着艺术创作中的“观见感通”之道。中国美学的根基在于大易传统，观物取象于天地，达到“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之境界，这便是人与世界万物的“感通”，而波德莱尔诗学理论的核心也是“感应论（通感、应和）”。诗人在万物互相感应中体悟到宇宙的统一，在香味、颜色和声音的交相呼应中彼此感应，波德莱尔诗歌追求的正是一种“混沌深邃的整体”。早有不少论者指出波德莱尔的《应和》隐藏了“创造的逻辑”，刘波：《〈应和〉和“应和论”——论波德莱尔美学思想的基础》，《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3期。这一“创造的逻辑”揭示着人类思维的奥秘，也可以被用来观照天地万物的运行，其中也孕育着文学艺术的创造逻辑和“高级美学的教理”。 在卢克·多梅尔看来，艺术之“感通”与心理学所言之“联觉”（synaesthesia），正是人工智能及其艺术实践的真正奥秘。[美]卢克·多梅尔：《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胡小锐、钟毅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69页。随着20世纪50年代“信息美学”的兴起，马科斯·本泽试图沟通艺术与科学。信息美学本质上不是一种计算方法，而是以数字、文本、网络、声音、视频为素材，通过将其转化为图片，从直观感应中探索数据中隐藏的规律与关系。2013年，比尔·盖茨与微软首席技术官内森·梅尔沃德开发出选取文本块信息生成静止图片和动态图像的技术，这一技术被广泛应用于课堂教学，以提升学生的注意力与理解力。“小冰”式的“读图写诗”是“信息美学”的当代实践，某种程度也对应了波德莱尔希望将诗歌与绘画（烹调乃至美容术）结合起来破除艺术之间界限的创作路径，通过凝视图像时迸发出灵感，向人类的“通感”致敬。 正是通过对“感应论”的呼应，人工智能已经在音乐、绘画、棋艺乃至文学等方面取得令人惊叹的进步，之所以在文学创作领域比较滞后，也从反面验证了文学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之一。人类读者对有意义的书面语中大量的句法和语义要求更强的感知能力。“计算机诗人RKCP”的发明者库兹韦尔承认，目前而言，“文学机器”完全独立创作确实困难，相比音乐、视觉艺术等其他艺术形式，作家对连贯性有着更高的要求。[美]雷·库兹韦尔：《机器之心》，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209页。这一“连贯性”的最高秘密在于“感通应和”之中，长久以来，诗人之所以是最高的智慧者，而想像力是一切才能中最科学的才能，因为诗人的想象力与万物共情，才能催生出宗教般神秘的应和。这正是隐匿于波德莱尔诗学中宇宙万物的“创造的逻辑”。 简言之，基于“方程”与“算法”的人工智能在观点、句法、语义的探索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篇章级”语义、整体结构与全局视野上的缺陷难以弥补，这也促使人工智能转向以“学习”为导向的联觉主义范式，希望借助人类的诗性智慧重构情感的机器及其创造的逻辑。 四、从“情感机器”走向诗性语言之思 明斯基“情感机器论”对于自我与精神的分析逻辑，可以看作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反驳。《精神现象学》被认为“讲述精神和普遍意义上的个人和个体，走上漫漫征途，从自然意识的贫乏领域走向绝对知识，并在其道路上逐个经历每一种可能的哲学体系。”Ree Jonathan， Philosophy Tales： An Essay on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London： Methuen， 1987， pp.76～77.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更像一篇成长文学，主人公是一个要解答精神困惑的忧郁主角，从个体的贫乏走向形而上学，在其道路上逐个经历每一种可能的哲学体系。黑格尔承认最终的真实存在于人的心灵（mind），但精神必须不断增长自我意识，才能接近绝对知识。 这一形而上学的“旅程”，正是普遍的世界历史展开的进路，也正是明斯基所批评的“所有的美德都是间接获得的”“所有的成就是其他途径附送的礼物”，其原因在于黑格尔相信一个绝对的自我，而非人类自我内在的并行构造——一个多维的自我。 这一多元联觉的自我正是算法时代情感认知的重要基础。长久以来，物本论与心本论的对峙主导着意识的研究，从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人工理性批判》（1972）、《计算机还是不能做什么？——人工理性批判》（1992），到查尔默斯《有意识的心灵》（1996），再到M.加布里埃尔2015 年出版的畅销书《自我不是大脑：二十一世纪的精神哲学》，“我思故我在”（心本论）中对自我的反思正在退守为“最低限度”的认知，而物本论也不断逼近最终会导致“我在故我思”的还原论。H.L.Dreyfus， What Computers Cant Do： 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 New York： Harper， 1972; H.L.Dreyfus， What Computers Still Cant Do：A Critique of Artificial Reason，Cambridge，MA：MIT Press，1992;[美]大卫·J·查默斯：《有意识的心靈：一种基础理论研究》 ，朱建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9页。倪梁康进而认为，二元论的立场最终也会被放弃，因为无论是在心灵哲学家所坚持第一人称的视角不可替代性方面，还是在意识现象学家所坚持的自身觉知的独一性和本底性方面，都有可能会因为新的生物—物理的相关项的产生而发生改变。人机意识的互换与相溶的可能性也会随科学研究的进展而逐渐成为可能的现实。倪梁康：《意识作为哲学的问题和科学的课题》，《自然辩证法通讯》2019年第10期。在这个理论愿景中，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与“我在故我思”变成了“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物质与心灵、情感与理性之间的意识壁垒也会消解。 现象学对于诗歌、语言与理性的分析给予当代人工智能研究以巨大的启发，特别是针对多元联觉内部“一”与“多”的思考。海德格尔的“诗·语言·思”正是由多维的自我转让而进入到一之中，“思”正是对于生命现身的原始呼唤。祛魅的时代，人类的精神分裂为理智、意志、心智、感觉，技术遮蔽了“思”，从里尔克到荷尔德林，海德格尔描述了回归本源的运动：远离表象思考的浅薄抽象和科学理论最艰深的构造，朝向真正生命的丰富的具体和复杂的统一。诗性语言正是这一寓杂多于纯一的语言，如果我们把“语言”看作“存在的家园”，人工智能对语言的探索本质上也是对人的存在的沉思。 这一过程或许可以描述为：技术与艺术、情感与理性有着共同的诗性根源，希腊的“技艺”中原本存在“艺术（诗意）维度”，现代性的发展构成了对诗性维度的祛魅。随着技术理性及其霸权的确立，技术本身正在面临“再魅化”，现代的“技术”创造出“新的和独特的东西：纯技术的世界构造”，[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宋祖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7页。其发展的极端代表就是斯蒂格勒“人工非智能（系统性愚蠢）”之说，而 “情感机器”的终极使命是否可以重新打破技术的魔障，面向“理性”（诗性）本身，重新回归本源和家园？ 对“诗性之思”的求索正在成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早期人工智能从神经科学获得启示，借助神经网络建模模拟人类智能，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图像识别以及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的发展，以深度学习为基础的联觉主义范式逐渐兴起，这构成了人工智能从固定的“方程”到灵活的“算法”再到主动“学习”的演进路线。从这一线路可以看出，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从学习计算、逻辑与理性，转向对人类感觉、模糊、联想等非理性思维的探索，可以预见的是，这一进化路径将超越原子主义的主客二分，接近能动者与所在世界彼此互动的感知学习方式。 这一被称为“涉身认知”的动态系统理论，基于海德格尔式嵌入情境的涉身技巧和能力，反对笛卡尔主义的身心二分框架，主张复杂的非线性因果关系。Wheeler Michael， Reconstructing the Cognitive World，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5，pp.275～278.在此愿景下，技术不再只是僵化的操作系统，而是沿着从线性到非线性、从逻辑思维到形象思维、从可计算性到不可计算性、从算法推演到模糊思维、从理性判断到情动感知持续地进化，这意味着能动者在其世界中或特定境域中知道如何进化的技术能力。徐英瑾、成素梅、段似膺等亦指出，这种进化范式与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和德雷福斯的现象学相吻合。徐英瑾：《欧陆现象学对人工情绪研究的挑战》，《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0期;成素梅：《智能化社会的十大挑战》，《省思：冷眼横看人工智能热》，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90页;段似膺：《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机器对“意识”问题的方式——兼与何怀宏先生商榷》，《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期。 建基于海德格尔思想的人工智能研究，正在成为“强人工智能”研究的新典范。其中包括三种代表性的研究范式：罗德尼·布鲁克斯（Rodney Brooks）的行为主义方法、菲儿·阿齐（Phil Agre）的实用主义模式，以及瓦尔特·弗里曼（Walter Freeman）的动态神经模型。如上研究突破了明斯基的“心灵社会”范式，也推进了德雷福斯《炼金术与人工智能》代表的早期现象学范式。德雷福斯曾经借鉴海德格尔思想发现了早期人工智能研究的理性主义困境，提醒我们从计算的限度上思考算法理论的范围，即意义和相关性无法通过符号再现。“强人工智能”研究则进一步开启了生物与日常世界打交道时的行为方式研究，使得人工智能在可能的情境中直接把握意义，并且不断探索、熟悉、改进与世界交往的方式，以此反身促进人类对自我“意識”的理解。 五、人工智能的“海德格尔之问” “小冰”作为“非人类”，成不了一个“存在者”，这注定它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不过这或许也是人工智能未来发展存在诸多可能性的所在。面向“诗·语言·思”的算法时代，进一步激发出我们探寻海德格尔式之问——如何“在存在者中保持为一个异乡人”？[德]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第92页。唯有既是“存在者”也是“异乡人”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这不仅是对科学理性所能企及高度的挑战，也是对人类加深自我认知深度的挑战。 现象学的素朴感知旨在祛除遮蔽进而“面向事物本身”，有助于在艺术创作和阐释中悬搁既有的成见，卢克·多梅尔《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在谈及“用科学的算法进行艺术创作”时指出，算法革命将有助于我们揭示隐藏在艺术作品中的真相。[美]卢克·多梅尔：《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胡小锐、钟毅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58～161页。这可以是一种类似于海德格尔式“顺应于事的视”。海德格尔式人工智能的要义在于，强调“在世”总是“在世界之中存在”，将世界视为最源始的境遇，它不是“再现”而是“感知”，是不断与动态的开放世界的交往体验过程。 譬如斯蒂芬·拉姆齐利用图论构建了物体之间的数学关系建模，将莎士比亚的戏剧转换成图形，利用数据挖掘算法分析这些图形，预测它们是喜剧、悲剧、历史剧或者爱情剧，这一与前文分析“小冰”情感类似的算法图形，准确判断《冬天的故事》是一部浪漫爱情剧，而《哈姆雷特》是一部悲剧，《仲夏夜之梦》是一部喜剧。有趣的是，情感算法将《奥赛罗》和《罗密欧与朱丽叶》归为喜剧，似乎与一般的观点不符，但其实不少研究者也指出这两部悲剧具有内在的喜剧特征。斯蒂芬·拉姆齐因此指出：“严格的计算只关注研究对象的本质特征，因此其得出的结论有可能因为与我们对某个主题既有的理解截然不同，而让我们大吃一惊。我们在阅读时总是带着各种偏见，但算法不会受到任何偏见的影响，因此，它可以给我们带来意外的发现”。[美]卢克·多梅尔：《算法时代：新经济的新引擎》，胡小锐、钟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6年，第170～174页。 人工智能的现象学思维对于既有权威和成见的蔑视与超越，正在赋予文学史研究、文化批评以及种种后现代文论新的启示。算法身份的建构倾向于拒绝一个绝对的精神与自我，拒绝情理之间“非此即彼”的相对差异，却对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谓块茎生成的概念基础——无休止的“而且”（and）情有独钟。在切尼-利波尔德看来，当我们无休止地穿越时间长河，就会产生出更多数据，算法就利用这些新生数据，调整数据的整体意义。我们的算法身份正在我们自身之上增添一层又一层身份，“而且……，而且……，而且”的做法拒绝任何貌似静态的存在。③[美]约翰·切尼-利波尔德：《数据失控：算法时代的个体危机》，张昌宏译，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年，第176、71页。 反本质主义的书写，让我们更少束缚在“性别”“种族”“阶级”等概念之上，一些美国机器学习研究人员受朱迪斯·巴特勒情感理论的启发，揭示出封闭、具体化的先验概念中隐含的本质主义概念。人工智能理论上可以不再陷入历史、语言、性别、种族本身所制造的诸多问题。譬如爵士乐的诞生与发展一直与黑人历史直接关联，与种族暴力、城市隔离、黑人气质、先锋派美学和由此催生的哈莱姆文艺复兴、摇滚音乐等各种艺术运动相联，然而爵士乐机器人西蒙（Shimon），可以将“风格”本身风格化，不再将种族概念作为核心维度来描述。“算法爵士乐” 基于情境意识的新生算法模型，依照统计学建模和预测，任由音乐自行演绎，反而将教条主义政治抛诸脑后，具有创新性、随意性和独特的美感。“一方面，根本没有原始数据这回事;另一方面，音乐演奏中的黑人身份的发展性及其遗产，被算法阐释消解掉了”。③“种族”因素虽然依然存在于一种可度量的艺术类型中，但爵士乐本身失去了其历史和种族化的形式。 人工智能的创作及其哲思，激发了我们理解文学、语言与哲思的现象学之路，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从笛卡尔、黑格尔回到海德格尔之路。这是一条走出绝对精神的迷雾，重新从源流处理解精神与自我的道路。在绝对理性无所不在的阴影下，人工智能的算法统治成为理性成就的象征，然而人工智能现象学也试图阐明，真理只会在敞开的存在物中建立，需要始终思考本真人类生存可能性的敞开。海德格式的人工智能及其哲学提醒我们回到原处，摆脱技术与算法制造的绝对理性，回到原初分类的复杂性，将情感视为一种认知状态（cognitive state）与非认知状态（non-cognitive states）的某种结合，克服作为主体的自身及其权威与成见，保持对感性的情境、多元的精神与混沌之自我的敬意。 展望未来，“异乡人”的诗性思维正在给人工智能的未来带来新的愿景。在东方思想中，情与理、心与物从来不是分割的，宇宙生命的真情之流周行于天地万物，达到人与世界万物的“感通”，这也是海德格尔对西方技术理性促逼下“贫困时代的诗人”的期待。现象学对算法时代情感与文学的深入探问，不太可能迅速催生出真正的“电脑诗人”，但正在有力影响着意识哲学（意识现象学）与意识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物理学）的沟通，它是否可以将对人类 “知情意”的认知带入新的丰饶之乡，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