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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清如许 译笔生豪情观《哈姆雷特》剧后重忆翻译家朱生豪先生(2)


    这是怎样一种对话?
    舞台中央,数层台阶叠起的菱形平台上,丹麦王室的喧嚣与愤怒穿透了剧场;而舞台右前侧一方小小的空间里,朱生豪在残敝的病榻前奋力书写,与他的妻子兼助手宋清如相守相依。
    主演身后的背景墙如同巨大的黑色帷幔悬垂在空中,那是一张焚于战火的朱氏译莎手稿。导演陈薪伊以轰炸机螺旋桨的轰鸣声,以江南残屋,以卧病之床,向生前译其稿、将一生心血尽注于译莎事业,年仅32岁便匆匆离世的朱生豪先生致敬。
    在朱生豪流星般短暂的一生里,一共译出莎剧31部半;他是我国第一部、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莎剧全集最主要的贡献者。
    恰值莎翁忌辰400年,翻译家朱生豪和剧中人跨越时空的相遇,让我们再一次震撼动容。历史应该铭记,虽然他们的背影渐行渐远,但那些为了心中的理想拼却一生的前辈将始终不朽。
    一
    我对于朱生豪先生怀有特殊的情感。他是一座文学与翻译的丰碑,但更是家族中令人亲爱的长辈。顺着江南嘉兴老家土话的称谓,我称呼他“伯公”,即高堂之上先祖父文振先生的长兄。兄弟人同好文学,在英国文学领域分别从事翻译、教学与研究,各有所得。
    祖父早年任教南京的中央大学英文系,抗战中内迁至渝。后辗转至重组的四川大学外文系,便随迁赴蓉担任外文系主任,直至退休。自幼承欢祖父膝下的我,至爱读书。在祖父的书房里、藤条椅边,伴着伯公的莎士比亚戏剧译本的阅读,得闻祖父循循道来那些一个世纪之前的往事。
    1912年,伯公出生于浙江嘉兴,仅比祖父年长两岁。幼失怙恃的少年,成长在江南水乡大运河畔的老宅,承载了家族几世的盼望。家境中落,求学数载之际,家族多位长辈先后离世,“只见他脚上孝鞋的样式换了又换”。
    然而,生豪先生痴迷读书,从无懈怠,从秀州中学到之江大学,教会学校的背景培育了他中英文俱佳的文学功底,诗文清秀,才华颖脱。
    一代词宗夏承焘先生执教之江大学,对这位学生的才华“一唱三叹”,赞为“不易才”,“聪明才力,在余师友之间,不当以学生视之”。①
    清誉满身的“之江才子”意属中国文学,本已在文学创作上初露头角,如何竟与莎翁结缘?20世纪30年代,生豪先生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此时国民党当局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下实施书报检查制度,进行文化围剿。他在当时上海三大书局之一的世界书局任职,耳闻目睹令人窒息的文化封锁和社会上许多黑暗现象,思想上愤懑彷徨。
    世界书局英文部负责人詹文浒先生了解生豪先生的中英文功底,向他作出了重要建议——翻译《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当时,祖父文振先生尚在中央大学英文系读书,接到兄长来信商议此事,不禁击节赞叹,直称为“民族英雄的事业”,大力支持他译莎的决定。
    这样一位在亲朋师友眼中温和腼腆、说话会脸红、“渊默如处子”的青年文人,胸中却翻涌着豪迈的爱国激情,生豪先生给在妻子信中写到——
    “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如果把Shakespeare(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因为某国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我这两天大起劲……”②
    信中“某国人”是祖父文振先生在与兄书中所提及的。他在1981年写的《朱生豪译莎侧记》中写道:“那些年月里,日本帝国主义欺侮中国人气焰很盛。恰好讥笑中国文化落后到连莎氏全集都没有译本的,又正是日本人。”③对于觊觎中华、到处挑衅的日本,生豪先生既愤慨,亦不屑,故以“某国”称之。
    兄弟二人英气勃发,意气相投,赤子之心尽以译莎为大业,扬我国威,重宣中华风范。
    译莎开始之后,时局也继续恶化,生豪先生在1939至1941年期间在《中美日报》“小言”专栏发表时政短论1081篇,鞭挞日伪法西斯,为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呐喊,辛辣臧否,达40万余字,袒露出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 (责任编辑:admin)